1947年7月，陕北小河村，中共中央正在分析战局。周恩来谈到各解放区的作战成绩时，晋察冀排名靠后。这个结果颇出人意料：抗战胜利后，晋察冀曾拥有三十多万武装、广阔根据地和雄厚人口基础，为什么仅仅一年，竟显得兵力不足、行动被动？
问题并不只在战场指挥，也不只是某一场战役失利。晋察冀在战前进行的大规模复员整编，确实削弱了部队的即时作战能力。郑维山后来回忆说，裁军“伤了元气”，但他没有把责任简单归到聂荣臻身上，而是认为晋察冀承担了特殊任务。
抗战结束后，和平谈判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要求停止武装冲突，召开各党派会议。国共双方也曾围绕军队整编达成方案，设想将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军队按比例缩减。
这项安排表面上是裁军，背后却牵动着军队控制权、地方势力和谈判筹码。谁拒绝整编，谁就可能被说成不愿和平；谁执行得过于彻底，谁又可能在局势突变时失去防卫能力。名义相同，实际选择却并不一样。
国民党方面主持整编事务的陈诚，很快把裁军变成了重新分配军事力量的手段。地方部队、杂牌武装和新近收编的力量，往往成为缩减对象；中央军嫡系则通过调整番号、压缩机关、补充人员等方式，保留了相当实力。
有意思的是，许多部队只是换了名称，实际编制并未按表面数字大幅下降。第五军、第十八军等中央军主力，在整编过程中反而获得了较好的装备和兵员。裁军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削减，更是一次重新整顿。
解放区的情况复杂得多。1946年3月，中央要求各地分期精简，除东北、热河等地区外，其他解放区都要完成较大幅度的复员。但许多负责人清楚，蒋介石方面并没有真正放弃用武力解决问题，部队一旦裁得过深，便很难迅速恢复。
所以，各地执行方式并不相同。山东借整编之机整合地方武装，华中在压缩机关的同时继续扩充战斗力量，晋冀鲁豫主要清理老弱和冗余人员，陕甘宁则更多采取合并机构、充实基层的办法。表面是减员，实际重心放在提高部队质量。
晋察冀却选择了更彻底的执行方式。原有三十多万武装人员，经过第一期整编后只保留约二十万人，九个纵队调整为四个。人员不论出身，只要超出编制，便要离队。短短数月，十多万人离开部队，这种幅度在各战略区中十分突出。
当时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杨成武、李运昌、郭天民、刘道生、李志民等干部，都曾对整编速度和规模表示担忧。他们的考虑很直接：“蒋介石若真要打，部队裁得这样快，如何应付？”这类意见，反映了前线干部对形势的判断。
聂荣臻并非看不到风险。问题在于，晋察冀驻地靠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就在北平活动，外界对这里的整编看得最清楚。周恩来和马歇尔访问张家口时，也曾了解我方部队调整情况。晋察冀很容易被视为共产党是否履行和平承诺的窗口。
郑维山的判断，正是从这里展开。他认为，晋察冀之所以严格裁军，并非单纯因为地方领导缺乏军事警惕，而是中央需要一个公开可见的样板，以证明共产党愿意执行整军方案，愿意为和平谈判作出实际让步。
代价却很快显现。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晋察冀刚刚完成大规模复员，部队还没有恢复训练和补充。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张家口随后失守，晋察冀一度陷入被动。兵力不足不是全部原因，却无疑放大了指挥、协同和补给上的困难。
有人曾问郑维山：“既然裁军造成了损失，为什么还要替聂帅辩护？”他的回答并不是否认后果，而是区分责任与处境：裁军确实过多，但晋察冀是在全国战略和外交压力下，替其他解放区承担了展示诚意的代价。
后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到晋察冀帮助整顿，部队逐步恢复战斗秩序。聂荣臻晚年也谈到，当时对美国调停作用估计过高，认为美国不同意，南京方面未必敢贸然发动战争。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并不准确，而晋察冀的裁军，正发生在这种判断尚未改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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