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墙内的异乡人
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大都健德门外，一支从大同方向来的军队在清河扎营。
城墙上值守的怯薛军能看清营中火把的数目——比白天多了一倍。
城门没有开，但城内已经乱了一整夜。
从兴圣宫方向传来的消息说，皇后奇氏连夜召见了资正院使朴不花，两人在灯下谈了将近两个时辰。
天亮之前，朴不花从兴圣宫侧门出来，轿子直接抬到了丞相搠思监的府上。
这一天，大都城里的高丽面孔比平日更显眼——宫中的给事使令，十之七八是高丽女子；各官署的听差杂役中，高丽宦官的身影也不在少数。
这座由忽必烈营建的都城，万间宫阙幽深隐秘。
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在鸦片梦中写下《忽必烈汗》，想象出一座“神河阿尔浮”流经的逍遥宫，那当然只是西方人对东方秘境的凭空臆想。
真实的元大都没有阿比西尼亚少女弹琴，但确实有高丽女子抱着琵琶。
元代揭傒斯《李宫人琵琶引》记：“有李宫人者，善琵琶，至元十九年以良家子入宫得幸，上比之昭君。”
这位李宫人就是高丽人。
到至正年间，“宫中给事使令，多半为高丽女”，元宫中还有为数众多的高丽宦官——元朝不向民间征招阉童，宦官基本上都是从朝鲜半岛“进口”的。
一个由蒙古族统治、汉族占多数的大帝国，为何后宫里充斥着高丽人？
1225年，蒙古借口高丽杀死蒙古使者，向高丽发起进攻。
此后三十余年间，蒙古先后六次大规模入侵高丽。
1231年，蒙古将领撒礼塔率军渡鸭绿江，高丽军民在龟州顽强抵抗，蒙古军未能攻灭高丽，但一路烧杀抢掠，高丽北方州郡“皆为煨烬”。
1254年，蒙古军队再次大举入侵。
《高丽史节要》卷十七记载，这一年“蒙兵所虏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
二十万六千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
它意味着高丽全国约七十万人口中，将近三分之一在一年之内被掳走或杀死。
元人郝经有诗云：“尽将人口卖幽燕，年年探借高丽钱，肌肤玉雪发云雾，罗列人肆真可怜。”
被掳的高丽男女被拉到辽东和河北等地的人市上公开贩卖，男的为奴隶佣人，女的为婢女侍妾。
从此，高丽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蒙古王公贵族的府邸和深宫内院之中。
由于高丽军民抵抗顽强，元廷被迫调整策略，改“剿”为“抚”。
忽必烈同意与高丽议和，两国结为“甥舅之国”。
1270年，高丽元宗遣使大都请婚，表文写道：“小邦请婚大朝，是为求好之缘……克成婚卺之礼，则小邦万世永以供职。”
忽必烈将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嫁给高丽世子，此后高丽七位国王中有五位娶了元朝公主。
但和亲只是硬币的一面。
另一面是贡女制度的确立。
1274年，元朝以“给南宋降军蛮子军配妻”为名，要求高丽提供女子。
《高丽史节要》记载：“元遣使来，索妇女以妻蛮子。
于是置结婚都监，穷搜闾井女一百四十人，分与蛮子。
蛮子即率以还，哭声满路。”
这是贡女制度的起点。
此后八十余年间，元朝持续向高丽索要贡女。
据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记载，元朝要求贡女25次，高丽主动进贡32次，合计贡女达1479人。
高丽朝廷为此专门设立了“结婚都监”和“寡妇处女推考别监”，负责搜索、征集和运送贡女。
最初选送对象多为寡妇、逆贼之妻、僧侣之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族、贵族、官僚的女儿也被纳入选拔范围。
元朝对贡女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要求必须是处女或童女，导致贡女年龄不断下降，多在十三至十六岁之间。
高丽民间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
父母们想方设法让女儿躲避被选中的命运。
有人让女儿早早出嫁，有人招赘女婿上门，找不到对象的少女则剃光头发出家为尼，甚至有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高丽忠烈王不得不下达“禁婚令”，规定良家少女必须先向官府报告才能结婚。
1287年又进一步规定，好人家女子须先报官方可婚配。
贡女到达元朝后的命运各不相同。
大多数沦为贵族奴婢，从事繁重的劳动，有些甚至被当作商品买卖。
但其中也有人凭借姿色和机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地位。
高丽宦官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
高丽宦官进入元廷的历史比贡女更早。
元朝宫廷不实行宫刑，宦官多从高丽进口。
据《高丽史·宦者传》记载，高丽后期向元朝进贡阉人成为惯例，这些高丽宦官在元朝宫廷中的地位甚至高于汉人出身的宦官。
方臣祐是一个典型的早期案例。
他出身高丽尚州中牟县吏之家，忠烈王时入宫。
当时从元朝下嫁高丽的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脾气古怪而严厉，方臣祐却能伺候得她满意。
1289年，方臣祐随公主入元，谒见太子真金的遗孀伯蓝也怯赤，被赐名忙古台，此后留在元宫。
他历侍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数朝，官至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封义国公，高丽也封他为上洛府院君。
到元顺帝时期，高丽宦官在元廷的势力达到顶峰。
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秃满迭儿。
据《庚申外史》记载，元顺帝刚即位时，徽政院使秃满迭儿向他进献了一批礼物，其中便包括一名高丽贡女奇氏。
秃满迭儿是高丽宦官，官至徽政院使，在元廷中颇有分量。
有学者考证，秃满迭儿可能就是在高丽史料中频繁出现的宦官高龙普。
高龙普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他早年在煤场做工，后入元朝成为宦官，得到元顺帝宠爱，拜资政院使。
他屡次出使高丽，1341年在高丽被忠惠王封为三重大匡、完山君。
他在高丽作威作福，滥杀无辜，高丽司法机构对他无可奈何。
1343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高丽政局的大事。
元廷以颁郊赦诏为名，派遣大卿朵赤等人到高丽，计划绑架忠惠王并将其废黜。
忠惠王本想托病不出，高龙普劝说道：“帝尝谓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
忠惠王被迫率百官出迎。
朵赤当众踢翻忠惠王并将其绑缚，忠惠王连忙呼救，高龙普却叱斥了他。
忠惠王被押送到元朝，高龙普受命暂时管理高丽朝政，随即逮捕了忠惠王的亲信入狱，又与奇皇后之兄奇辙等人封闭内帑，一同前往元朝。
一个高丽出身的宦官，亲手参与了对本国国王的废黜。
这折射出高丽宦官在元廷权力结构中的特殊位置——他们既是元朝皇帝的家奴，又是高丽政治的重要参与者。
1347年，元廷监察御史李稷等人上书弹劾高龙普，称他“恃赖恩私，侵挠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时相，请谒公行，为国基祸”，将他比作汉代的曹节、侯览，唐代的仇士良、杨复恭。
元顺帝览奏后，将高龙普流放到高丽金刚山，但仅四个月后就召还，改任徽政院使。
弹劾、流放、召还——这个流程本身就说明，高丽宦官在元廷的根基已经深厚到难以拔除。
奇氏进入元宫，正是由秃满迭儿推荐的。
《高丽史》记载，奇氏是高丽幸州人，父亲奇子敖曾任总管散郎和宣州守令，出身于武臣家族。
奇氏是奇子敖的幼女，被选为贡女送入元宫。
奇氏入宫后的最初身份是“煎茶宫女”，主供茗饮。
元顺帝偶然注意到她，很快将其纳入后宫。
1339年，奇氏为顺帝生下了皇子爱猷识理达腊，这是顺帝的第一个儿子。
母凭子贵，奇氏的地位迅速上升。
但她的道路并不平坦。
当时宫中已有答纳失里皇后，她是权臣燕铁木儿之女，骄横善妒。
1335年，燕铁木儿谋逆事件败露，答纳失里皇后受牵连被赐死。
之后伯颜忽都皇后继立，奇氏被封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
一个高丽贡女坐上第二皇后的位置，这在元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此前元朝皇室虽然与高丽通婚，但只限于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从没有将高丽女子立为皇后。
奇氏打破了这一惯例。
到至正后期，伯颜忽都皇后去世，奇氏正式被册立为正宫皇后，成为元朝历史上唯一一位高丽出身的正宫皇后。
她的崛起并非孤立事件。
奇氏家族在高丽也随之飞黄腾达。
她的兄长奇辙官至政丞、德成府院君，元朝又授予他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大司徒等官职。
奇辙倚仗妹妹的势力，在高丽横行霸道，引起了极大的非议。
但奇氏与高丽王室之间的矛盾也在累积。
1347年，奇氏的族弟奇三万因抢夺土地、奴婢而被高丽整治都监杖责致死，高丽的整治都监随即被叫停。
1352年，高丽大臣赵日新发动政变，谋诛奇氏一族，奇氏之弟奇辕被杀，奇辙逃脱。
真正的决裂发生在1356年。
高丽恭愍王以奇辙图谋不轨为由，发动政变，将奇辙为首的奇皇后近亲一网打尽并诛杀殆尽，史称“丙申之祸”。
恭愍王在给元朝的上表中详述了奇氏一族在高丽恣意妄为的情形。
奇皇后从此对高丽恨之入骨。
她在儿子爱猷识理达腊长大掌握实权后，让儿子发兵攻打高丽，废黜恭愍王，以报杀亲之仇。
在奇皇后的崛起过程中，另一个高丽人始终伴随左右——朴不花。
《元史·朴不花传》开篇写道：“朴不花，高丽人。
皇后奇氏，微时与不花同乡里，及选为宫人，有宠，遂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生皇太子。
于是不花以阉人入事皇后，皇后爱幸之，情意胶固。”
朴不花又名王不花，与奇皇后同乡。
据传两人自幼相识，奇氏被选为贡女时，朴不花为了能够相伴，自愿净身入宫，随奇氏一起来到大都。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难以完全确证，但朴不花此后的人生轨迹是清晰的。
他进入兴圣宫后，负责照管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生活起居，逐渐升迁至荣禄大夫、资正院使，掌管皇后的财赋。
资正院是奇皇后的私人财赋管理机构，朴不花作为资正院使，等于掌握了奇皇后势力的经济命脉。
不仅如此，他还把触角伸向了朝政。
至正十八年，河南、河北、山东战乱频仍，大批难民涌入京城，造成严重饥荒，死者枕藉。
朴不花出面购买土地收葬尸体二十万具，花费二十万余锭，坟地从南北两城一直延伸到卢沟桥，男女分葬。
此事为他赢得了很大的社会声誉，外人为了讨好他，甚至为他立碑诵德。
但朴不花真正的权力体现在他对朝政的把持上。
元顺帝怠于政事，朴不花推荐的搠思监被任命为丞相，百官中投靠朴不花的占到十之八九。
朴不花与奇皇后一内一外，相互配合，实际操控了元廷的决策。
至正十九年以后，奇皇后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密谋逼顺帝禅位，派朴不花去劝说丞相太平，太平不答。
奇皇后又召太平至宫中亲自施压，太平仍然不从，最终被罢去相位。
禅位之谋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元末最惨烈的内讧。
至正二十四年，朴不花和丞相搠思监对驻守大同的军阀孛罗帖木儿不满——孛罗帖木儿收留了顺帝母舅老的沙，而老的沙是奇皇后和太子的政敌。
朴不花和搠思监诬告孛罗帖木儿谋反，三月，下诏解除其兵权，削夺官爵，命扩廓帖木儿出兵讨伐。
孛罗帖木儿怒不奉诏。
一批宗王也对他表示同情，出兵与他会合，上表称其无罪。
顺帝迫于压力，下令逮捕朴不花和搠思监，分别流放到甘肃和岭北。
但事实上二人并未离开京城，而是藏匿在京城之中。
四月，孛罗帖木儿派秃坚铁木儿出兵进攻京城，扬言“清君侧”。
军队进驻清河。
顺帝四次派达达国师前去交涉，孛罗帖木儿表示退兵的条件只有一个——交出搠思监和朴不花。
顺帝不得已交出了两人。
孛罗帖木儿杀死朴不花，退兵而去。
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则被迫出奔冀宁，下令讨伐孛罗帖木儿。
到七月，孛罗帖木儿再次称兵犯阙，皇太子再次出奔。
这场内讧的深层原因，是川系军阀与豫系军阀之间的对立，以及元顺帝与奇皇后、太子之间的权力争夺。
奇皇后一度失势，元丽关系也因此短暂缓和。
但奇皇后并未放弃。
她利用孛罗帖木儿与顺帝之间的矛盾，最终促使顺帝在至正二十五年诛杀了孛罗帖木儿。
奇皇后的报复并未止步于此。
她唆使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发兵攻打高丽，以报奇氏家族被恭愍王诛杀之仇。
至正十四年，崔濡率领的护送高丽新君德兴君塔思帖木儿的军队被高丽军击败。
有观点认为，奇皇后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家族报仇，还想让听命于自己的德兴君掌控高丽，从而借用高丽的军事力量来逼顺帝禅位。
高丽贡女和宦官对元朝社会的影响远不止于政治层面。
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
这些高丽女子不仅服务于宫廷，还深刻影响了元朝的宫廷风尚。
清代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引明代权衡《庚申外史》记载：“祁后蓄高丽美女，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
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为名家。
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立见夺宠。
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丽矣。”
张光弼《辇下曲》写道：“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
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著过御前来。”
杨廉夫《宫词》亦云：“北幸和林幄殿宽，句丽女侍婕妤官。
君王自赋昭君曲，敕赐琵琶马上弹。”
高丽的服饰、鞋帽、发式在元朝宫廷和上层社会迅速流行，称为“高丽风”或“高丽样”。
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的“高丽样”条目记载，高丽的服饰、鞋帽，以及馒头、饼等食物和鸦青等器物在元朝迅速传播，至今蒙古族社会中仍保留着“高丽馒头”“高丽饼”“高丽鸦青”等词汇。
这种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元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是罕见的。
高丽宦官和贡女的涌入也改变了元朝宫廷的权力生态。
高丽宦官把持了资正院、徽政院、中政院等宫廷机构，这些机构原本是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权力基础。
通过控制这些机构，高丽宦官不仅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还深度介入了元朝的最高决策。
元朝末期的高丽贡女和宦官现象，本质上是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特殊宗属关系的产物。
它既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也是一种文化交融渠道。
贡女制度是“兼有通婚和役使双重作用的政治、社会宗属制度”。
蒙古贵族对高丽女子的偏好，源于游牧民族对女性贞操的特殊重视——在蒙古人看来，高丽女子对丈夫的忠贞是可靠的品质。
而高丽宦官则填补了元朝宫廷不实行宫刑所留下的真空。
奇皇后是这个制度最成功的利用者，也是它最极端的产物。
明代王世贞评价：“奇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我明之间臣也。”
万斯同更为激烈：“当至正之季，奇后擅权植党，浊乱宫闱，至欲胁帝以内禅，于是日寻干戈，构衅扩廓，宗社将覆而又速之。
汉、唐女祸不烈于此矣！”
清代柯劭忞则评价：“惠宗惑于孽后，宠遇无节……启衅召戎，则奇后实为之导焉。
呜呼，是亦褒、阎之亚匹欤！”
至正二十八年，明军逼近大都。
奇皇后随元顺帝北奔。
据《新元史》记载，她在北奔途中去世，未能回到她心心念念的高丽。
关于她的最终下落，史书上说法不一，有说她在逃亡中不知所踪，有说她在漠北草原上度过了余生。
她一生中最后一件被记载的事，是试图让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再次发兵攻打高丽，为被恭愍王诛杀的家族报仇。
但爱猷识理达腊没有同意。
朴不花死后，奇皇后失去了最亲密的盟友。
高龙普也在1362年去世。
曾经遍布元廷的高丽面孔，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散。
但“高丽样”的遗风并未立刻消失。
明初宫廷中仍有高丽妃子，永乐年间成祖还三次向朝鲜征召贡女。
直到明初相沿未改，“此孝陵有硕妃，长陵有权妃也”。
大都健德门外清河的军营早已拆除，但那条路还在。
从健德门向北，经居庸关，通往漠北草原。
当年奇皇后北奔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路旁的野草在风中低伏，像是无数高丽女子的发丝，被风从这片土地上吹散，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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