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木牌板挂在柜台后头，蒙一块红绒布，钉了十七个钩子。我一天擦两回。抹布走到第七个钩子那儿要绕一下，那儿的绒磨秃了，擦狠了起球。
汀水足疗会所在云栖路和望江里交叉口，玻璃门上贴着一排价目表，最下面一行是七年前贴的，边角翘起来，一直没人撕。我在柜台后头站了七年。
规矩是死的。客人加三百，能在包间里睡到天亮，门从里头插上插销。客人进去前，主管收走钥匙。钥匙一把一把挂到木牌板上，谁当班谁管。夜里十一点半有一次查房，敲敲门，问里头的人要不要续热水，看看插头有没有烧糊。七年里我见过不少人从那扇门后头出来，头发压得扁扁的，眼睛肿着，谁也不看谁。
今天才敢说，那天查房，卫嫂披着一条白毛巾从包间里出来。
第二天范店长说账记错了，扣了我当班的钱。
那天我当班。十一点二十，卫嫂进来，穿那件洗得发白的枣红棉袄，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她把布袋搁在台面上，从里头掏出一双旧棉拖鞋换上。会所的拖鞋她不穿，毛巾也自己带。她把三百压在价目牌底下，我给她开了七号。卢姐从柜台后头绕出来，把七号那把钥匙从板子上取下来，攥在手心里。
“卫嫂，进去吧。”
卫嫂点了下头。
卢姐替她开的门。钥匙从外头一转，人进去，门从里头插上，卢姐把钥匙拿回来，挂到第七个钩子上。挂完她还拿手按了按，按得绒布又陷下去一点。
十一点半查房。我拿手电，卢姐拿备用钥匙，一间一间敲。敲到七号，里头没声。卢姐又敲，还是没声。她看了我一眼，把备用钥匙插进去。插销从里头插着，她拧了两下没拧开，里头哗啦一声，门开了。
卫嫂站在门后头，身上披着一条白毛巾，头发是湿的，毛巾从肩膀上耷下来，一半拖在地上。她看见我们，往后退了半步。包间里灯亮着，泡脚盆搁在沙发边上，水凉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卢姐说：“没事没事，我们查房。”
卫嫂说：“哎。”
就这一声。
卢姐把门带上了。
我把手电关了。
第二天上午，范店长把我叫过去，说七号那间账记错了，当班的担。他扣了我五十。
我“嗯”了一声，签了字。下楼的时候柜台前站着小霜，她电动车的钥匙上拴了个塑料小熊，掉了漆。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七年我就是这么站下来的。不多嘴的人，站得久。
我把七号的钥匙从钩子上取下来，用手心擦了两遍，挂回去。卢姐在旁边看着，什么也没说。
她不说，我就不问。
02
那之后两天，卢姐的话变短了。
平常她嘴碎。谁家孩子考了几分，谁家门口的菜便宜两毛，她能说一路。那两天她不说了。钥匙收上来，挂上去，动作快，快得像后头有人催。
晚上十点，我数钥匙。十七个钩子，挂了十六把。
“姐，那把呢？”
“备用的。”卢姐把手插兜里。
“零几的？”
“你管零几的。”她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在台面上拍了一下，“七号那间，今晚别排钟。”
“排了。卫嫂，十一点二十。”
“那就留着。”
“账怎么走？”
“账我来走。”她说完这句，把嘴闭上了。过了一会儿，她眼睛看着那块板子，说：“她那人，不容易。”
我没接话。
“行了，你甭管。”卢姐把抹布往我手里一塞，“干活。”
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看的是第七个钩子。
小霜端着水盆从走廊那头过来，问：“姐，卢姐怎么了？”
我说：“不知道。”
03
卫嫂第一次来是三年前的冬天。那时候价目表还没翘边。她站在门口看了半天，进来问，最晚能待到几点。我说天亮前都行。她说好。
她每次来都在十一点半以后，四点走。四点的云栖路，只有卖早点的出摊。她走的时候包间跟没人进过一样。泡脚盆的水倒了，地拖了，沙发巾拉平了。垃圾桶里的东西她自己带下楼。有一回我进去收拾，看见窗台上那盆绿萝的枯叶被摘干净了，一片一片码在盆边上。那盆绿萝是我随手搁的，我自己都忘了浇水。
排钟本上，她的名字后头有一个小圈。红笔画的，画得很重，笔尖把纸戳破了一个洞。我见过范店长画，画过好几回。
她儿子在城东买的房，白天她去带孙子。早上五点四十坐头班车，到城东正好七点。她那个包间的毛巾我从来不给她换新的。不是不给她，是给了她也不用，她自己带。有一回我顺手换了一条，第二天她把那条叠得方方正正搁在台面上，还是用她自己那条。我心里有点别扭，说不上来。
我有时候想，人要是能把日子过得这么规矩，是不是就不疼了。
有一晚我巡到七号门口，里头有说话声。一个人说，说了很久。声音低，隔着门板听不清字，只听见一句半句。我没敲。我把手电攥在手里，站了一会儿，走了。
04
范店长的办公室在二楼。四张桌子挤三张，剩一张堆着毛巾和纸箱。他桌上压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压着排钟表、外卖单子、一张他闺女的照片。玻璃上有一圈一圈的水印，是他自己的茶杯印。
“坐。”
我没坐。
“七号那间，账上少一笔。”
“哪一笔？”
“七号那间。”
“我记了。”我说，“十一点二十进，四点走，本子上有。”
“本子不算。”
“系统里有。”
“系统里没有。”他把电脑屏幕转过来一点，又转回去，“按规矩来，当班的担。”
我站着。他桌上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头发，我伸手捏掉了。手上有汗，玻璃上留了个印。我拿袖子擦，擦成一片。
“店长，我在这七年。”
“我知道。”
“我没记错。”
“我知道。”
他不看我。他看电脑。他说：“行了行了，签个字。”
我签了。手没抖。笔是他那支，笔帽咬得扁扁的。
下楼回柜台，板子上十七个钩子挂得整整齐齐。我拿抹布，一个一个擦。擦到第七个的时候，抹布在绒布上停了一下。
那天中午我没吃饭。下午三点我擦了一遍冰柜。冰柜门上的手印，我擦了三遍。小霜过来问我要不要吃泡面，我说不饿。她说姐你脸色不好。我说昨天没睡好。
我上去还笔的时候，范店长不在。他抽屉半开着，里头搁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上用红笔写着“零七”。
我看了两秒，把笔搁在桌上，走了。
05
那天卫嫂来得早，十点五十。我把七号那把钥匙从钩子上取下来，搁在台面上。她没拿。她先把手在棉袄上擦了擦。
“闺女。”
“哎。”
“这门，我下回还锁。”
“行。”
她看着我，像还有话。我没催她。
“你们这儿好。”她说，“门上有个插销。插上，外头就进不来了。”
我说：“是。”
她说：“白天我在儿子家。孙子闹，闹得厉害。我不能……”
她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话就断了。
我说：“您每回四点走？”
“嗯。头班车五点四十。”她笑了一下，“赶得上给孙子煮鸡蛋。”
她把钥匙拿走了。走两步，回头说：“那回，吓着你了吧。”
我说：“没有。”
她说：“我听见敲门，慌了，抓了条毛巾。”
我说：“没事。”
她就走了。
她没说她为什么哭。我也没问。
打烊后我在库房数毛巾。库房跟二楼走廊隔一道门，门没关严。
范店长的声音：“七号那间，以后别排钟。”
卢姐：“排了怎么办？”
“退了。她什么时候来，都留着。”
卢姐：“账呢？”
“我来。”
停了一会儿，卢姐说：“你早知道了？”
范店长说：“行了行了。”
再没声了。
我数毛巾，数到三十七条，忘了数到哪儿，从头数。
那天收七号，我进去换垃圾袋。垃圾桶里是纸巾，团得紧紧的，七八团。窗帘拉过，靠左那一块布上有几道印子，手指按出来的，按得发了亮。我把窗帘拉开，外头是云栖路的路灯，一盏黄的。
有些门锁上，不是为了防人，是为了让人有个地方能不成样子。
我在那间屋里站了一会儿。我想起扣钱那天擦玻璃的样子，一块玻璃擦成一片白。我一直以为那扇门锁上，是防着我们这些拿钥匙的。
范店长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不知道。那五十块后来怎么平的，我也不知道。我没问。有些事问了就散了。
卢姐那把备用钥匙，后来我看见她一直揣在棉袄内兜里，贴着心口。
06
卫嫂还是来。还是十一点二十。她走的时候把拖鞋摆正，鞋头朝外。
老陈问我：“你们店最近忙？”
我说：“老样子。”
他说：“哦。”他把蒜拍好了搁在案板上，刀没洗。
我妈打电话来，说腌的萝卜能吃了。
小霜问我：“姐，七号那间为什么不让排钟啊？”
我说：“店长定的。”
她说：“哦。”她电动车钥匙上那个塑料小熊又掉了一块漆。
我还是没跟范店长提那五十块。有一回他路过柜台，站了一下，看了看那块板子，说：“钩子松了，紧一紧。”
我说：“好。”
他没提七号，我也没提。
排钟本上，卫嫂的名字后头又有一个红笔画的圈。笔尖还是戳破了纸。
拖把拧了三遍，水还是浑的。我把第七个钩子上那把钥匙取下来，用手心擦了擦，又挂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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