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南京，王必成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叶飞，特意请假赶到现场。面对老战友的遗像，他对王必成的妻子说：“叶王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来呢？”
这句话听着沉重，却不是泛泛的哀叹。叶飞口中的“叶王陶”，并非一个人的姓名，而是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位将领的合称。几十年前，华东战场上，这三个名字常常被并列提起。
那时，电报讲究简明，部队之间也需要迅速传递信息。叶飞、王必成、陶勇分别率部作战，彼此协同紧密，久而久之，“叶王陶”便成了一个带有战场意味的称呼。敌军听到这三个字，知道面对的不是一支普通部队。
三人的性格并不相同。叶飞果断坚毅，王必成沉默寡言，陶勇则直爽豪迈。脾气不同，作战风格也各有特点，但放到战场上，却能形成互相补位的力量。这种配合，不是临时凑在一起，而是在长期战斗中磨合出来的。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打响。新四军在苏北站稳脚跟，既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也要争取地方群众和战略空间。叶飞、王必成、陶勇所部相互策应，从不同方向压缩对手行动范围，最终取得黄桥战役胜利。
黄桥一战的意义，不只在于歼敌数量，更在于新四军打开了苏北局面。部队有了立足之地，后续发展才有了依托。陈毅、粟裕在指挥作战时，也越来越重视几支部队之间的联动。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成为华东战场的关键一战。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叶飞、王必成、陶勇所部在整体部署中承担了重要任务，战斗持续数日，最终击毙张灵甫，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
需要说明的是，“叶王陶”并不意味着三人始终在同一地点指挥，也不是一支固定番号的部队。它更像是对三位将领及其所部协同作战能力的概括。把不同方向的兵力拧成一股绳，正是华东野战军屡次取胜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三人的人生道路逐渐分开。陶勇担任过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等职务，1967年离世。叶飞后来担任过福建省和交通等方面的重要职务，王必成则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到了1989年，三人中已经只剩叶飞仍在世。
王必成的军旅生涯很有代表性。他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逐步成为人民军队中的重要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第七兵团副司令员、浙江军区副司令员，并参加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工作。
1963年，毛泽东到南京军区视察。王必成汇报部队开展野营拉练的情况，部队通过长途行军、野外宿营和实战化训练，提高了官兵的体能与组织能力。这种做法后来在全军推广，成为那个时期部队训练的重要形式。
1971年，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中越关系紧张后，他原本有机会参与边境方向的军事工作，但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时，他已经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未能亲临前线，这一直是他心中的遗憾。
他没有把这种遗憾留给自己消化，而是写信勉励子女到前线接受锻炼。后来，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参加了相关任务，并分别荣立三等功。对王必成来说，军人的责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家人也不能例外。
王必成对生活作风同样严格。一次到贵州遵义检查工作，看到接待饭菜过于丰盛，他转身离开。有人劝他：“现在都这样，何必太认真？”王必成没有松口，直到撤去不必要的酒菜，才返回用餐。
从昆明军区调往武汉军区时，他带走的个人物品中，没有借机收取的礼物。后来清点住处，公家物品一件不少。这样的细节并不轰动，却最能说明一个老将领对纪律的理解。
1980年1月，王必成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由于脑血管疾病反复发作，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1981年，在组织关心下，他回到南京治疗。1982年，他与其他同志联名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获得批准；1987年正式离职休养。
所以，叶飞那句“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的是战火岁月里并肩冲杀的伙伴已经相继离去。那一刻，遗体告别仪式上的人群很多，真正能够听懂这句话分量的，却只有经历过黄桥、孟良崮那些岁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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