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北京301医院住院部三层，李敏拿着母亲贺子珍的病历和转院材料，正准备办理手续。走廊并不宽，她刚转过拐角，便遇见了前来医院办事的冯文彬。两人多年相识，简单寒暄之后，李敏没有绕弯，直接说明了来意。

贺子珍准备从上海转到北京接受治疗。对冯文彬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井冈山时期，他曾在红四军系统工作，与贺子珍有过长期接触。那时的她，性格爽利，办事干脆，是队伍里出了名的坚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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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因为此前的疾病行动不便。身体上的困难是一方面，精神上的压力同样不轻。她不愿给组织添麻烦，也不愿让身边的人为自己反复奔波。李敏在办理手续时，最清楚母亲的顾虑：她需要的，不只是治疗，还有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环境。

上海方面此前已经为贺子珍做过检查和康复安排。转院到北京，涉及床位、医疗衔接、护理人员和交通安全，并非一纸申请那么简单。李敏为此奔波了多日，带着材料往返医院，希望301医院能够提前做好接收准备。

有意思的是，她在医院遇到冯文彬，原本只是一次偶然碰面，却让事情出现了转机。冯文彬听完情况后表示，贺子珍到北京，他应当前去迎接。李敏却没有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而是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能不能帮忙转告一下，希望母亲这次在北京住得久一些？”

这个要求看似普通，背后却有现实难处。李敏在北京工作，上海与北京相距遥远，不可能经常往返。母亲一旦回到上海，照料和陪伴都会变得困难。对病人来说，频繁转院也会打乱康复节奏。她希望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让母亲少一些折腾。

冯文彬没有当场作出过多解释，只说：“这件事，我来办。”随后，他把贺子珍的病情、转院安排以及李敏的实际困难整理后上报。相关意见很快得到重视，贺子珍在北京、上海之间往返治疗，不设固定期限，由她本人和医疗情况决定，费用也纳入相应保障范围。

这份安排，对李敏而言十分重要。它解决的并不只是一次住院问题，也让贺子珍不用担心自己何时必须离开北京。对于一位长期参加革命、习惯了服从组织安排的老同志来说，能够根据身体状况自主选择治疗地点，本身就是一种体谅。

转院准备完成后，贺子珍乘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方面和医院提前作了接待安排，曾志、康克清等老同志也前往迎接。轮椅推出舱门时，前来接站的人没有过多喧闹，只是围在一旁问候。多年的战友情谊，不需要铺陈，几句家常便足以让气氛温和下来。

住进301医院后，康复治疗很快展开。训练包括肢体活动、肌力恢复以及针灸等项目，时间安排十分严格。贺子珍并没有因为身体不便而降低要求，反而主动配合训练。医生让她适当休息，她仍惦记着今后参加会议，常说自己不能总坐在轮椅上。

她对生活细节也很认真。饭菜多了，便要求退回食堂；护理人员做事稍有疏漏，她会当面指出，但从不无故为难别人。她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知道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这样的习惯，早已融入日常，不是住院后才刻意表现出来的。

康复期间，李敏经常下班后到病房陪母亲。两人谈起井冈山和长征，也谈北京这些年的变化。贺子珍偶尔会回忆当年的行军生活，却不愿把自己说成传奇人物。她更看重的是实际行动，认为那些经历是职责所在，没什么可夸耀的。

同年夏天，贺子珍参加了政协方面的会议，并按安排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由于身体原因，她无法长时间站立，工作人员便从医疗和安全角度作了照料。她坐在轮椅上，安静完成了这次行程，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也没有接受过多打扰。

北京的治疗持续了一段时间。到了秋季，贺子珍的身体状况趋于稳定，转身、穿衣和短距离行走都有改善。临行前，医疗档案中特别注明，她今后仍可根据需要回北京继续治疗。李敏当初在走廊里提出的那句话，至此有了明确结果：母亲不必被一次转院限定住，也不必在亲情、工作和治疗之间反复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