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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老周那年，正赶上我妈去世。那是2008年冬天，我刚从外地赶回来，看着我妈躺在殡仪馆的太平间里，脑子里嗡嗡响。亲戚们围在院子里，七嘴八舌地商量怎么办丧事，有人提议请个戏班子，有人说到殡仪馆订个告别厅，还要买一块好墓地。我蹲在墙根下，手里捏着一包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心里又空又乱。那时候老周就是灵车司机，他穿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戴着一副白手套，走过来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说：“兄弟，节哀。”然后他递给我一杯热水。那杯水是滚烫的，我捧着它，指尖才慢慢有了知觉。

后来我妈的丧事没有大办，我顶着亲戚们的白眼，只用了三天就火化了。老周开车送我妈最后一程，路上他没说话，到了殡仪馆，他帮我把担架抬下来，忽然低声说：“你做得对，你妈是个干净人。”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从那以后，我和老周就成了熟人，见面点点头，偶尔在街边碰到，也会聊两句。他住在城东的旧小区，一个人，听说老伴早年走了，儿子在外地，他开了十五年灵车，什么人都拉过，什么场面都见过。

真正和他坐下来喝酒，是去年秋天。那天傍晚，我在夜市的大排档碰见他，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面前摆着一瓶二锅头，已经喝了大半。我走过去，他抬头看见我，笑了笑，招呼我坐下。我要了两个小菜，陪他喝。夜市里人声嘈杂，炒河粉的锅铲叮当响，烧烤摊的烟熏得人眼睛发酸。老周喝得有点多了，脸通红，眼睛里有血丝，他拿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忽然说：“兄弟，我跟你讲句实话，人走以后，千万别办丧事。真不是迷信，是人性。”

我愣了一下，放下筷子。老周也不管我答不答应，自顾自地说起了他拉过的一个老太太。那年冬天，老太太七十三岁，肺癌死的。她年轻时在纺织厂上班，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后来老房子拆迁，赔了八十万，她没留一分，全分给了三个孩子，自己还是住在原来那栋破筒子楼里，屋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临终前，老太太拉着大儿子的手说：别大办，火化了，骨灰撒到城外的河里去，我活着的时候爱干净，死了也不想麻烦别人。儿子当时哭着答应了。

可等老太太一咽气，事情就变了味。大儿子是包工头，在城里包了几栋楼，有钱，也最重面子。他想着自己妈走了，要是悄没声地烧了，街坊邻居一定戳他脊梁骨，说他抠门，不孝顺。于是二话不说，租了水晶棺，订了花圈，又包下附近一家饭店的大厅，准备停灵三天。二儿子在街道办当小干部，不甘示弱，说自己认识殡仪馆的人，可以搞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还联系了一个乐队。闺女从南方赶回来，哭得眼睛肿成核桃，可一开口就说，妈生前最喜欢我，我怎么也得给她请个哭灵的人。

老周是第二天凌晨去拉遗体的。他到了那栋筒子楼，看见楼下已经搭起了灵棚，红红绿绿的纸花挂了一圈，大儿子穿着一身麻衣跪在门口，见有人来，立刻扯着嗓子嚎了一声：“妈呀，我的亲妈呀……”可等他看清楚老周是来拉人的，立马爬起身，拍拍膝盖上的土，指挥工人把老太太从屋里抬出来。老太太的身子已经僵了，瘦得像一片干树叶，穿着一件新做的寿衣，脸上还化了妆，嘴唇涂得红红的，看着特别别扭。老周说，他拉了十五年遗体，见过太多化着妆的死人，可那一瞬间，他还是觉得心里咯噔一下——老太太生前最不喜欢化妆，连雪花膏都很少擦。

停灵那三天，老周因为要去殡仪馆对接手续，去了好几趟。他亲眼看着那家人把一场丧事演成了一台大戏。第一天下午，亲戚们来吊唁，三个儿女跪在灵前，哭得一个比一个响。大儿子一边拍棺材一边喊：“妈，你好狠心，咋说走就走了！”二儿子趴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像是在抽泣。闺女更是抱着遗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等亲戚一走，院子里清静下来，三个人立马收了声。大儿子擦了擦脸，从兜里掏出手机，直接问二儿子：“妈那本存折呢？上次你说你收着的。”二儿子眼皮都没抬，说：“你记错了吧，存折不是一直妈自己锁着吗？”闺女一听，横插一杠：“你们别争了，妈说了，那对金镯子是留给我的，她早就跟我说过。”

三个人就在灵堂里吵了起来。大儿子说他是长子，该他做主；二儿子说他常年陪妈看病，最辛苦；闺女说她是外嫁的闺女，妈心疼她。声音越吵越大，吓得院子里一条狗都叫起来。最后大儿子一拍桌子，指着水晶棺喊：“妈还没走远呢，你们就这么闹，不怕她听见？”二儿子冷笑一声：“你怕她听见？你给她买的那件寿衣，是在批发市场买的吧，料子粗得能擦桌子。”闺女哇地一声又哭了，说你们都不孝顺。老周站在门外，抽完一根烟，心想：老太太要是能爬起来，估计得气得再死一回。

第二天，哭灵队来了。两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白布孝衣，手里拿条手帕，一进门就跪在遗像前，扯开嗓子哭：“娘啊，你死得好苦啊……”一边哭一边拍地，鼻涕眼泪一大把，看得人心里发酸。可哭着哭着，其中一个女人停了，抬起头小声问了句：“老板，要不要加点哭的词？”大儿子摆摆手，她又接着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挤在门口指指点点，有人说排场真大，真孝顺；也有人说，你看那几个儿女，倒是一个比一个体面，就是不知道心里怎么想。老太太的孙子，大儿子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站在灵棚的角落，穿着一身黑校服，低着头玩游戏。有人问他：“你奶奶走了，你咋不哭？”男孩抬起头，看了一眼那哭灵的女人，说：“她都不认识我奶奶，哭成这样，我给谁看？”

老周说他当时就站在旁边，听了那孩子的话，心里一阵发凉。他见过太多假哭，可第一次被一个孩子点破。那天晚上，他收车回家，一晚上没睡着。

第三天出殡，场面更大。前面是灵车，后面跟了二十多辆轿车，还有两辆大巴，坐满了亲戚朋友。车队浩浩荡荡地往殡仪馆开，路过十字路口，大儿子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往天上撒纸钱。风吹过来，纸钱糊了后面一辆车的挡风玻璃，那车一个急刹车，差点撞上旁边的电动车。骑电动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被吓得摔在地上，膝盖蹭破了皮，爬起来就骂。二儿子赶紧下车，又是赔礼又是掏钱，耽误了半个多小时。等到了殡仪馆，告别厅里已经站满了人，哭灵队又哭了一通，然后老太太被推进去火化。一个小时后，骨灰出来，装在一个大红木匣子里，大儿子抱着匣子，突然跪下，嚎啕大哭：“妈，儿子对不起你，没让你享福啊！”声音大得整个大厅都是回音。可老周注意到，大儿子哭的时候，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他伸手按掉了，然后接着哭。

下葬是在城外的公墓。二儿子买了一块双穴墓地，位置不错，背靠山，前面有条小河。据说花了两万八。入土的时候，闺女突然冲上去，抱住骨灰盒不撒手，哭着说：“妈，你再多看闺女一眼吧！”大儿子上去拉她，说：“行了行了，妈该休息了。”闺女被他拽了一个趔趄，撞在旁边的水泥柱上，额头磕出血来。她爬起来，疯了似的骂：“你是巴不得妈早走！她那份拆迁款，你都拿去还房贷了吧？”大儿子脸色铁青，抬手就要打。二儿子冲过去拦在中间，被两人推来搡去，最后骨灰盒被墓园的工人一把抢过去，塞进墓穴，盖上石板。三个儿女站在墓碑前，谁也没看谁，脸上的泪还没干，眼里却全是红通通的恨。

老周说到这里，端起酒杯，一口喝干了。他抹了抹嘴，声音有点抖：“兄弟，你知道我那天走的时候看见什么吗？老太太的孙子，那个穿黑校服的男孩，一个人蹲在墓园门口的墙根下，手里捏着一根香，默默地烧着。他没哭，也没说话，就那样蹲着。我走过去，听见他嘴里嘟囔了一句：‘奶奶，那个河，我找不着。’”老周说，他当时差点掉下眼泪。老太太生前唯一的心愿，就是把骨灰撒进河里，可她的儿女们花了三万多块，给她买了个水泥格子，还差点打起来。那孩子可能是唯一记得奶奶心愿的人。

老周叹了口气，又给自己倒了杯酒：“我开了十五年灵车，送过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我算是看透了，丧事办得再热闹，死者也看不见，倒是活人，借着死人的名义，把心里那点脏东西全翻出来了。争家产的、争面子的、争口气的，连哭都要分个高低。有一回，我还见过两个兄弟为了谁在灵堂前多磕了一个头，当场打起来的。你说，这丧事是办给谁看的？”

我沉默了很久。老周的话让我想起我妈。我妈也是爱清净的人，她生前总说，死了就死了，烧成灰，撒地里，别花冤枉钱。可我妈走的时候，我差点就顺着亲戚的意思大办了。那时候我刚下岗，手里只有两万块，还是跟朋友借的。亲戚们说，妈养你一场，你不得让她走得风风光光的？你不得让街坊邻居看看你的孝心？我动摇了，甚至已经去订了戏班子。可老周那天拉着我妈的遗体，对我说：“你妈是个爱安静的人，你听听她心里咋想的？”我站在太平间门口，看着我妈的脸，忽然想起她活着的时候，每次邻居家里办丧事，吹吹打打一整天，她都要皱眉说：“吵死了，人死了还要遭这个罪。”我转身就退掉了戏班子，只办了一个最简单的告别仪式。来的人不多，都是至亲。没有嚎啕大哭，没有鼓乐队，我们每人拿一朵白花，在我妈面前鞠了三个躬。我站在灵前，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那种痛是从心底里渗出来的，怎么也止不住。

后来亲戚们说我抠门，说我不孝，说妈白养我了。我没解释。只有老周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妈走得好，干净。”

那天在大排档，老周喝到最后，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说：“我已经跟儿子交代好了，我死了，火化，骨灰撒老家那片杨树林里，别办酒席，别通知别人。谁要是打着我的名义收礼，我做鬼也不放过他。”说完他就睡着了。我把他扶回家，路上他嘴里还念叨着：“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活着的时候亏心。”

老周退休以后，搬去了乡下，在河边盖了两间平房，种点菜，养几只鸡。我偶尔去看他，他黑瘦了不少，但精神很好。我们不再聊丧事，只聊天气，聊庄稼，聊他那条老狗。但我知道，那十五年的灵车生涯，已经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沟，他比谁都清楚，死亡这面镜子，照出来的从来不是死者，而是活人。

前几天，小区里八十二岁的张大爷走了。张大爷的老伴早没了，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天早晨到小区后面的小公园散步。他是夜里走的，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床头放着一封遗书，字迹歪歪扭扭，但写得很清楚：我死后，不办丧事，不通知任何人，直接火化。骨灰撒在公园那棵老槐树下，那是我天天坐的地方。省下的钱，捐给小区门口那个卖早点的小周，他孩子得了白血病，你们哥俩要是还有点良心，就替我送过去。

两个儿子赶回来，看了遗书，抱头痛哭。他们这回没有请戏班子，也没有租水晶棺，只在小公园里，当着晨练的老街坊的面，把父亲的骨灰撒在了老槐树底下。那天我也在场。老周正好来城里买种子，听说这事，专门赶了过来。我们站在人群外面，看着几个老人默默地鞠了躬，没有哭声，没有纸钱，风一吹，骨灰就混进土里，什么也看不见了。老周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说：“张大爷是个明白人。”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老周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说：“兄弟，等我也走了，你就到那棵树下陪我喝杯酒。”我笑了，说：“行。”可说完这句话，眼眶就热了。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丧事这东西，办得再大，也换不回活人一句知心的话。人走了，什么都带不走，留下的只有活着时候的那些日子。你对他好，他心里记着；你对他不好，你跪在坟前哭三天，他也听不见。老周那晚的话，我一直记着：不是迷信，是人性。人性就是，我们都太爱演，太怕别人说自己不孝，却忘了问问那个走了的人，他到底想要什么。

现在我也五十多了，女儿在深圳安了家。我给她打电话，说：“将来我要是走了，你别回来折腾，把我烧了，骨灰撒你楼下那条江里，然后你请同事吃顿火锅，就当送我了。”女儿在电话里笑，说：“爸，你又来了。”我也笑，但我知道我是认真的。人这一辈子，最好的告别，不是热闹，是心安。我女儿大概不懂，但以后她会懂的。就像老周说的，有些事，等你看够了，就看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