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回渝，我特地到我的第一个东家——电子部第四十四研究所（现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转了转。离开这里已经28年了，园区建筑和道路依旧，只是两旁的树木已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曾经战斗过的“102超净厂房”，在重庆微凉的秋风中依然耸立。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1993年的春天，我还在电子科技大学上大三。国家一纸文件宣布：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转而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同时，推动学校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推行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我们这届毕业生，正好赶上了这一波毕业分配改革。
这年秋天，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我们早早备好简历和相关资料，参加学校在风华餐厅二楼大堂举办的“毕业生双选会”。
记得当时对“双选”的就业方向还有诸多限制：第一，到电子工业系统之外单位就业的；第二，到深圳等经济发达区域单位就业的；第三，非成都籍生源到成都市内单位就业的；第四，四川籍生源到省外单位就业的。凡属以上情形，均要向学校缴纳2000元费用。当时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因此，我的就业选择只能避开成都，转向四川省内其他城市。那时重庆尚未直辖，我便把目光投向了重庆。
在“双选会”现场，囿于就业方向的限制，我来到电子部第四十四研究所的展位前。接待我的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人。他仔细翻阅了我的简历和材料，认为我的专业合适，正是他们想要的毕业生，又详细介绍了单位的历史、主要业务和发展前景，并坦诚相告：单位目前还在永川，正在向重庆城区搬迁。他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电子部四十四所人事处的洪处长。最终，我选择了这家单位。
1994年7月，我正式到单位报到。当时单位还在永川，坐落在城郊两座山丘上，一边是工作区，一边是生活区。与当时许多军工单位一样，单位自成一体，学校、食堂、招待所、煤气站、粮店、小卖部、菜市场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社会。
在永川工作生活一年多后，1996年，我们搬迁到重庆南坪花园路的新所区。原在永川的电子部下属三个研究所——24所、26所、44所——搬进了同一个大院。虽然同走一个大门，但三个研究所各自独立、互不隶属。重庆人把这一片区域叫作“电子三所”，周边还有“电子三厂”（338厂、759厂、789厂），也都是从外地迁来重庆的，共同形成了南坪这片电子工业区。
从永川山沟到重庆城区，地理位置变了，但与当时众多军工单位一样，单位仍面临军工需求不足、经济效益不佳、科研人员待遇偏低的局面。一时间，科研人员纷纷下海。1998年初，我也从单位离职，奔赴深圳，进入一家知名民营企业。从此，告别了第一个东家。
我离开后，随着国家对国防军工投入不断增多，三个研究所（24所、26所、44所）合并组建中国电科声光电集团，业务量大幅增加，经济效益节节攀升，并在重庆西永微电园建设了新的科研生产基地——西永基地称西区，南坪园区称南区。2022年，为应对国外对我国芯片技术的“卡脖子”，中国电科声光电集团改组为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成为我国芯片领域的国家队。
虽然离开第一个东家已经28年，但那段岁月从未真正远去。偶尔路过南坪花园路，或听到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的新消息，我的思绪仍会回到永川的山丘，回到那个三所同驻的大院。那里有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工位，有我最初熟悉的仪器设备，有带我入门的师傅、与我并肩加班的同事，也有我二十多岁最清澈、最热忱的青春。近四个年头，在人生长河里不算长，却像一枚底色深沉的印章，盖在了我职业生涯的起点上。它让我第一次理解什么叫军工单位的自成一体，什么叫科研人员的坚守与转身，也让我在后来的漂泊与打拼中，始终保留着对技术、对集体、对家国的一份敬意。如今，看到第一个东家已经成为芯片领域的国家队，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断攻坚克难，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愿我的第一个东家基业长青，再攀高峰；愿仍在这里和曾经在这里奋斗过的人们，各自安好，常有所成。无论走多远，我都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从这里开始，我的青春也曾在这里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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