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贵州桐梓，张学良临行前没有带走那两只黑猫，而是把它们托付给县长赵季恒。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关押多年的贵州，也不知道下一站究竟是南京，还是另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张学良被软禁已经整整十年。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被送离西北，长期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十年间，他辗转于浙江、湖南、贵州等地，生活范围极小，能够接触到的外界消息也十分有限。对他而言，一次地点变更，往往意味着看守方式和政治处境的变化。
这一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不久，张学良的安置问题重新被提上议程。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打算让他恢复自由，而是考虑把他转移到更便于控制、也更不容易与外界接触的地方。台湾远离大陆，军政系统又便于布置，最终成为秘密安排中的目的地。
不过，最初传到张学良耳中的消息，并不是台湾。
负责看守他的刘乙光来到住处，故意把语气放得轻松，说重庆方面已经有了安排，要请“副司令”和赵四小姐先到重庆，再设法前往南京。张学良听后明显振奋起来，追问道：“委员长这次，是不是准备见我？”
刘乙光没有把话说死，只回答：“到了重庆，下一步自然会有安排。”
这几句含糊其辞的话，给了张学良很大的希望。自西安事变以来，他始终没有得到公开审判，也没有真正获释。若能前往南京，至少意味着有机会直接与蒋介石见面，甚至重新获得某种政治身份。对一个长期与外界隔绝的人来说，这个消息足以改变当天的心情。
临行之前，张学良想向当地熟人告别，却被以安全为由劝阻。于是，他让人把几卷书画和两只黑猫送给赵季恒，并留下字条，请对方替自己照料猫。这不是隆重的告别，更像是一个被突然推着离开的人，匆忙处理身边最后几件小事。
车队随后前往重庆。张学良一行被安置在歌乐山戴笠旧居。这里环境幽静，房屋条件也远胜贵州时期。可是，住处越讲究，气氛反而越显得不寻常。宅院外有严密警戒，进出人员受到控制，所谓“前往南京”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确认。
有意思的是，最先来拜访张学良的，是毛人凤和沈醉。此时毛人凤已经担任保密局副局长，沈醉也在军统系统中任职。两人都是张学良的晚辈，见面时却表现得十分客气，一口一个“副座”，礼数没有丝毫缺漏。
这套称呼很有讲究。它既是旧军界的称谓，也是一种刻意维持的表面秩序。张学良虽然被羁押多年，身份在名义上仍是东北军旧部中的高级将领。保留这个称呼，可以让会面显得像普通旧交往来，而不是看守者与被看守者之间的见面。
谈话中，张学良问起戴笠的情况。毛人凤和沈醉向他说明戴笠已经因飞机失事身亡。这个消息对张学良而言并不轻，因为十年来，戴笠一直是控制和监视体系中的关键人物。如今这个名字的主人已经不在，张学良或许会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是否也将出现转机。
午饭安排得很周到，席间还有北方口味的菜肴。张学良多年生活在西南，对熟悉的味道显然颇有兴趣，酒也多喝了几杯。酒意上来后，他谈起东北旧事，讲到带兵岁月和往日见闻。毛人凤等人只是陪着听，话题始终没有触及西安事变的核心。
饭后，张学良再次问起南京之行：“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毛人凤回答说，航空方面正在安排，飞机调度还需要几天，请“副座”安心等候。沈醉也在旁边附和，表示只要在重庆有任何需要，都可以代为办理。这样的答复听起来很圆满，却没有给出明确日期。
张学良大概没有想到，所谓“再等几天”，其实是转移计划中的缓冲安排。让他先相信目的地是南京，可以减少途中反抗，也能避免他提前意识到真正的去向。歌乐山的安静、礼遇和饭桌上的客气，恰恰构成了一层精心布置的遮掩。
数日后，消息终于传来，飞机已经安排妥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张学良以为自己即将前往南京，心情明显放松。当晚，毛人凤、沈醉和张严佛前来送行，席间气氛一度显得轻松。
就在这时，毛人凤突然改变了说法：“蒋委员长有新的安排，明天不去南京，改飞台湾。”
张学良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短暂沉默后，他没有立即发怒，只是盯着来人。此前十年积压的疑问，在这一刻有了答案。南京意味着可能见到蒋介石，台湾则意味着继续被隔离，而且距离大陆更加遥远。
刘乙光还想以“副座”相称，张学良当即打断：“还叫什么副座？我不就是你们手里的人吗？”
这句话让房间里的客气彻底失去作用。第二天，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登上飞往台湾的飞机。重庆歌乐山的短暂停留，从表面看是一次礼遇性的中转，实际却是从贵州旧居押往台湾的关键一站。那两只留在桐梓的黑猫，也成了这次仓促转移中少数没有被带走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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