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门被推开时，我正盯着房梁上那道裂缝。
陈艳红踩着高跟鞋走进来，三年了，她第一次回这个家。
她打开我的旧衣柜，翻出身份证和几件衣服，嘴里念叨着“别怪我，谁让你当初非要管闲事”。
她把一份认罪书放在桌上。
里屋传来韩秀芳的声音：艳红啊，你婆婆的医药费，三年前就停了。
陈艳红手一抖，身份证掉在地上。
韩秀芳推开门，看着土炕叹了口气：娘俩早饿死在屋里了。
01
陈艳红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就躺在土炕里。
我看不见她的脸，但听得出她的脚步。
那双细跟皮鞋敲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的，跟三年前一模一样。
她走路有个毛病，左脚比右脚重，所以声音总是一长一短。
我在这炕里躺了三年，除了耗子偶尔从头顶爬过，再没听过别的响动。
她拉开衣柜门，木头发出嘎吱一声。
那是我妈结婚时的柜子，榆木的，重得很。
陈艳红从来瞧不上这柜子，说又笨又土，早该劈了烧火。
现在她倒是翻得起劲，一件一件往外扯我的衣服。
外套、裤子、毛衣，都是旧的，领口磨得发亮。
她翻到第三层，手停住了。
身份证在夹层里。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从工地回来，陈艳红不在家，我就把身份证和驾驶证塞进了柜子夹层。
那会儿我已经在防她了。
她抽出来，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光看了看，嘴里嘟囔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然后她走到桌边，把一张纸拍在上面。
纸是打印的，A4大小，上面密密麻麻的字。
我离得远，看不清，但听见她说了句“别怪我，谁让你当初非要管闲事”。
管什么闲事？
我琢磨着。
三年前那个晚上，我确实管了。
薛江涛撞死人的事，我本来可以装作不知道。
可我妈从小就教我，做人要实诚。
就这一句实诚，要了我的命。
里屋的门响了。那是韩秀芳的声音，我听了二十年的声音，沙哑、慢悠悠的。
“艳红啊。”
陈艳红猛地回头。
她手里的身份证啪地掉在地上，声音脆得很。
韩秀芳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攥着一块抹布，还是那块蓝白格子的，边都洗烂了。
她看着陈艳红，又看了看桌上的纸。
“你婆婆的医药费，三年前就停了。”
陈艳红没说话。
我太了解她了，她不说话的时候，就是在盘算。
她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盘算怎么应付、怎么脱身。
三年前她也是这样，站在我面前，说你不签这个字，你妈的药就停。
那时候我妈还躺在里屋床上，听见了，喊了一声“艳红”，嗓子都是哑的。
陈艳红没理。
韩秀芳往前走了两步，走到土炕边。
她低头看着炕面，看了很久。
炕面是水泥抹的，青灰色，上面落了一层细灰。
三年没烧了，谁家土炕三年不烧？
冬天冷，夏天潮，可这炕就是没烧过。
“你家这炕，三年没动过烟火了。”韩秀芳伸出手，在炕沿上摸了一下，指尖沾了灰。“可怪了，耗子都不打洞。”
陈艳红脸色变了。
我没看见，但我听见她呼吸重了。
她喘气有个特点，一紧张嗓子眼就发紧，跟谁掐了她脖子似的。
她弯腰去捡身份证，动作快，但韩秀芳比她更快。
老太太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不走了。
“艳红，你跟我说实话。”韩秀芳把抹布搁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着，像在教堂里祷告。“振国和他妈，到底去哪了？”
陈艳红站直身子，把身份证攥在手里。她笑了，笑得很快，嘴角刚扯起来就收回去了。
“秀芳婶，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振国带妈去省城治病了。”
“省城哪个医院？”
“协和。”
“协和哪个科？”
陈艳红顿住了。我听见她咽了口唾沫。韩秀芳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个快递信封，边角都磨毛了。她把信封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
“这是你去年八月寄来的，说是省城特产。可这单子上的地址，是城南批发市场。”韩秀芳把信封翻了个面，“艳红，你拿我当老糊涂呢。”
陈艳红的手攥紧了身份证。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从她脚底板的力道传过来。她穿了双黑色细跟，鞋尖顶着炕沿，整个人绷成一根弦。
“秀芳婶，你孙子在城里上学，是吧？”
这话一出口，屋里静了。
韩秀芳没接话。
我知道她孙子，小名叫石头，在城关二小读四年级。
她儿子在南方打工，儿媳妇跟人跑了，石头就靠她带。
陈艳红帮石头弄过入学手续，那会儿还没翻脸，她找的熟人，请了一顿饭。
现在她把这事拿出来说，意思再明白不过。
韩秀芳把信封收回口袋，慢慢站起来。她比我妈小两岁，腰板还硬朗，但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她没看陈艳红，眼睛盯着土炕。
“艳红，我跟你婆婆做了四十年邻居。她瘫了以后，我天天过来给她擦身子、喂饭。你把她接走那天，她说秀芳啊，等我好了请你吃饺子。”韩秀芳的声音还是慢悠悠的，但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
“我信了。我等了三年。”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你走的时候把门锁好。这屋里的东西，一样都别带走。”
门关上了。
陈艳红站在原地没动，喘气声粗得很。
过了大概有一分钟，她掏出手机打电话。
电话通了，她压低声音说：“薛江涛，出事了。韩秀芳那老东西起疑了。”那边说了什么，她嗯了两声，又说：“你先别管我，把公司那笔账平了。身份证我拿到了，明天就去做公证。”
挂了电话，她蹲下来，盯着土炕看。
她的目光像把刀子，一寸一寸地刮过炕面。
我躺在里面，离她不到两尺远，能闻见她身上的香水味，还是那个牌子，栀子花的，我妈以前也用过。
但她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看出来。
她不知道，我就躺在下面。她也不知道，我妈就躺在隔壁那间屋里，饿死的。
陈艳红走了。
门锁咔嚓一声落下来，屋里又黑了。
我听见韩秀芳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然后脚步远去。
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拖着地，像踩在泥里。
我想喊住她，告诉她炕下面有东西，告诉她我妈在里屋。
可我张不开嘴。
一个死人，能干什么呢？
02
三年前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我从临沂拉货回来，凌晨四点到的家。
陈艳红不在，我妈躺在床上喊渴。
我给她喂了水，又换了尿布，坐在床边歇了一会儿。
天还没亮，我就看见陈艳红的手机在床头柜上亮了一下。
平时我从不看她手机，那天鬼使神差地拿起来。
屏幕上是条微信，薛江涛发的：“宝贝，明天老地方见，有事商量。”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我妈在背后叫我：“振国，你站那儿干啥？”我把手机放回去，说没事，妈你睡吧。
可我心里翻江倒海。
薛江涛我认识，搞建筑的，开一辆黑色奔驰，来过家里两回，每次都说找陈艳红咨询法律问题。
我信了。
我这个人笨，别人说什么我都信。
第二天我请了假，没去跑车。
陈艳红打扮得漂漂亮亮出了门，我等她走远了，拦了辆出租车跟着。
她去了城南的蓝湾咖啡，薛江涛坐在靠窗的位置。
两个人头凑在一起说话，薛江涛还伸手摸她头发。
我在马路对面站着，手里攥着手机，想冲进去，脚底下却像灌了铅。
后来陈艳红出来了，薛江涛送她到门口。
两人在车旁边说了几句话，薛江涛突然抓住她胳膊，脸色很难看。
陈艳红甩开他，上了自己的车。
我让出租车司机跟着陈艳红的车，一直跟到律所楼下。
她进去以后，我让司机掉头回家。
到家我妈问我，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说累的。
我妈叹了口气，说振国啊，妈这病拖累你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我妈不知道，那时候陈艳红已经三个月没交医药费了。
医院催了两回，我把跑车攒的钱垫上了。
我以为陈艳红手头紧，没多想。
第三天晚上，陈艳红回来得早，还买了菜。
她做了红烧肉，我妈牙口不好，她特意炖得烂。
饭桌上她跟我说，老家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过户到她名下，她有个客户想租。
我说那房子是我妈养老的，不能动。
她脸沉下来，筷子往桌上一拍。
“宋振国，你妈那病就是个无底洞，你知道吗？”
我妈在里屋，门没关严。
我听见她咳嗽了一声。
陈艳红不管，继续说：“我一年挣的钱，一半填你妈这窟窿。你开货车一个月才挣几个钱？薛总那个项目，人家给我提成二十万，够你跑两年的。”
我问她，薛总什么项目。
她顿了一下，说是法律顾问。
我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半夜听见陈艳红在客厅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几个词：“证据”
“顶罪”
“你疯了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老屋。
我在土炕第三块砖下面掏了个洞，把我发现的东西塞进去。
陈艳红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我拍了照，打印出来了。
薛江涛给她转账的凭证，我从她丢在垃圾桶里的银行回单上剪下来的。
还有一张纸，是薛江涛酒驾撞人那天的事故认定书复印件，陈艳红放在公文包里，我趁她洗澡的时候偷出来复印的。
我藏好东西回到城里，陈艳红问我上哪去了。
我说去看我妈的老屋，漏雨了，得修。
她没再问。
那几天她对我特别好，给我做早饭，还给我妈买了件新棉袄。
我以为她回心转意了。
我这个人，笨。
第五天，陈艳红打电话给我，说妈在老屋摔了，你快来。
我扔下货车就往老家赶，一路上闯了两个红灯。
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屋里没开灯。
我推门进去，陈艳红站在炕边，手里端着一杯水。
“先喝口水，妈在里屋躺着呢。”
我接过杯子就喝了。
水有点苦，我以为是自己嘴里的味道。
喝完以后我往里屋走，走了两步，腿发软。
我扶着墙回头看她，她的脸在黑暗里看不清表情。
里屋门开了，薛江涛走出来。
我想喊，嗓子发不出声。
我想跑，腿已经跪下去了。
倒在地上之前，我看见陈艳红蹲下来，从我口袋里摸出手机。她拿手机在我手指上按了一下，解了锁。然后她站起来，对薛江涛说：“动手吧。”
后面的事，我是在土炕里醒过来才知道的。
他们把我抬上炕，撬开炕面，把我塞进去，又抹上水泥。
整个过程我一动不动，像根木头。
我的灵魂从身体里浮出来，飘在半空，看着他们干完这一切。
陈艳红的手很稳，抹水泥的时候一点都没抖。
薛江涛不行，他手抖得厉害，铲子掉了两回。
弄完以后，陈艳红去里屋把我妈抱出来。
我妈还活着，眼睛睁着，嘴张着，说不出话。
陈艳红把她放在隔壁屋里那张旧床上，扔了床被子，然后锁了门。
她走的时候，我妈的手指动了一下，指甲刮着床单，发出很轻的嘶嘶声。
陈艳红没回头。
03
我在炕里躺了三年，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听。
头一年，韩秀芳每周来两回。
她进不来门，陈艳红换了锁。
但她在窗外喊过几回：“春花，你在里面吗？”没人应。
她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玻璃脏得很，什么也看不清。
后来她找过村主任，村主任给陈艳红打电话，陈艳红说宋振国带他妈去省城了，村主任就没再管。
第二年，韩秀芳来得少了，一个月来一回。
她开始在窗户底下放东西，有时候是一碗面条，有时候是几个包子。
东西放两天就坏了，苍蝇嗡嗡飞。
她再来的时候把坏的收走，又放新的。
陈艳红偶尔回来一趟，把东西全扔了。
有一回韩秀芳正好撞见，两人在门口吵了一架。
“艳红，你让我看看春花。”
“秀芳婶，振国带她去省城了，这屋子空着呢。”
“那窗户底下咋有碗？”
“谁放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们家的人。”
韩秀芳不信，但她没办法。
陈艳红是律师，嘴巴比她利索，几句话就把她堵回去了。
后来韩秀芳改在晚上来，趁陈艳红不在，趴在窗户上喊。
我妈那时候已经不太能动了，我听见她偶尔发出一点声音，像小猫叫，又像风吹过空瓶子。
第三年开春，我妈没动静了。
我等了很久，一天、两天、三天。
韩秀芳又来了，这回她没喊，在窗外站了一会儿，放下一碗饺子就走了。
饺子是韭菜鸡蛋的，我妈最爱吃。
但没人吃了。
我妈那间屋里，床单上的褶皱再也没变过。
我飘过去看过一回。
我妈侧躺着，手攥着被角，眼睛半睁，嘴微微张着。
她瘦得脱了形，颧骨顶着皮，手指头细得像竹签。
被子上有一块深色的印子，是口水还是眼泪，分不清。
我在她旁边站了很久，想给她把眼睛合上。
可我碰不到她。
我连一片灰都碰不动。
那年夏天雨水多，老屋的房顶漏了。
水顺着墙角淌下来，洇湿了半面墙。
我妈的床就在墙角，被子湿了一大片。
我看着她躺在湿被子里，一点办法没有。
后来水干了，墙上留了一道黄印子，从房顶一直拖到地面，像条泪痕。
韩秀芳再来的时候，从窗户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
我凑过去看，上面写着：“春花，你要是还在，咳嗽一声。”我妈没咳。
她再也咳不了了。
韩秀芳在窗外站了很久，走的时候脚步比平时更慢。
那之后韩秀芳来得更少了，但每个月还是来一回。
她开始在窗户底下烧纸，三张黄纸，卷成筒，点着了搁在窗台上。
纸灰飘起来，从窗缝钻进来，落在我妈的被子上。
有一回陈艳红撞见了，把窗台上的纸灰扫干净，扔进垃圾桶。
韩秀芳没说话，只是看了她一眼。
那个眼神，我在炕里都感觉到了。
韩秀芳不信陈艳红，从来就没信过。
但她忍了三年。
她有个孙子要上学，儿子在外地打工，儿媳妇跑了，家里就靠她一个人撑着。
陈艳红捏着石头的学籍，韩秀芳不敢撕破脸。
可她也没忘。
她每个月来烧纸，就是告诉自己，也告诉我妈，她没忘。
直到陈艳红这次回来。
韩秀芳在门外听见动静，等了大概有十分钟才推门。
她进门先看了我衣柜，又看了桌上的纸，最后看土炕。
她坐下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她看出来了。
04
陈艳红和薛江涛怎么商量的，我是后来从韩秀芳的只言片语里拼出来的。
薛江涛的公司出事了。
他搞的那个楼盘，预售证是假的，收了三百多万定金，开发商跑了。
买房的人堵在他公司门口，有人报了警。
彭阳伯，那个年轻的刑警，负责这个案子。
他查薛江涛的银行流水，发现有一笔五十万的转账，收款人写的是宋振国。
那笔钱是陈艳红用我身份证开的户。
她当初帮薛江涛洗钱，用我的名义走了好几笔账，每笔都不大，加起来有八十多万。
彭阳伯查到这笔钱，就找陈艳红问话。
陈艳红说，宋振国是她丈夫，三年前带着婆婆去省城治病，一直没回来。
彭阳伯问，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陈艳红说，不知道，联系不上。
彭阳伯查了我的出行记录，发现三年来我的身份证没有任何购票、住宿、就医记录。
一个活人，三年不用身份证，不可能。
他开始怀疑。
陈艳红也感觉到了压力。
薛江涛那边更急，买房的人天天闹，公安经侦已经立案。
他需要一个人来扛这个诈骗罪，宋振国最合适。
人不见了，账是他名下走的，只要陈艳红拿出他“认罪”的证据，就能把水搅浑。
所以陈艳红回老屋了。
她需要我的身份证，去做一份假的委托书，再伪造一份我的“自首材料”，把薛江涛的诈骗案栽到我头上。
反正我“在逃”，死无对证。
她算得很好。
只是她没想到韩秀芳会来，更没想到韩秀芳看穿了。
那天韩秀芳从老屋出去以后，直接去了派出所。
值班的民警她认识，姓彭，就是彭阳伯。
韩秀芳把快递单、手机短信、还有她三年来记的日记都摆在桌上。
日记是个小学生用的田字格本，每页写不了几个字，但日子记得清清楚楚：某月某日，窗下有碗；某月某日，屋里有响动；某月某日，陈艳红回来，锁门换锁。
彭阳伯看完日记，当天就申请了搜查令。
第二天上午，他带着人到了老屋。
陈艳红也在，她正在撬土炕。
彭阳伯进门的时候，她手里攥着撬棍，脸上都是灰，头发散着，跟平时那个精致的律师判若两人。
“陈律师，你在干什么？”
“我……我看看炕是不是塌了。”
彭阳伯让人把她拉开，又叫技术员过来。
土炕的水泥面被撬开一块，露出下面黑乎乎的炕洞。
手电筒照进去，先看见的是衣服，深蓝色的外套，是我出事那天穿的。
再往里照，是一截白骨。
屋里静得能听见风从窗缝钻进来的声音。彭阳伯蹲下去，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对旁边的民警说：“叫法医。”
里屋的门被踹开的时候，韩秀芳跟在后头。
她没往里看，就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
法医进去拍了照，出来摇了摇头。
韩秀芳问了一句：“是春花不？”法医说，是老年女性，死亡时间大约在两年半到三年前。
韩秀芳没哭。
她转过身，在堂屋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一口。
她抽烟的样子很老派，食指和中指夹着，一口一口地吸，烟灰弹在地上。
彭阳伯过来问她话，她就一句一句答，声音平平的。
“三年前她锁门那天，我就该砸门进去。”韩秀芳把烟掐灭在鞋底上。“可我孙子要上学。陈艳红拿石头的前途压我，我忍了。我忍了三年。”
彭阳伯没说话。
他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韩秀芳又说：“那炕，我摸了三年。冬天冰凉，夏天返潮。可耗子从来不往那儿打洞。我寻思，底下肯定有东西。但我没想到是振国。”
陈艳红被带上了警车。
她经过韩秀芳面前的时候，停了一下。
两人对视了一眼。
陈艳红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最后只挤出一句：“婶子，石头的事，我没跟学校说。”
韩秀芳看着她，慢慢地说：“你说了也没用。石头下学期转学了，他爸回来带他走。”
陈艳红愣了一下，被民警推上了车。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她的肩膀塌了下来。
那个永远挺着背、永远算计得清清楚楚的女人，像一只被抽了骨头的鸡，瘫在座椅上。
05
彭阳伯查案的速度比我想的快。
他先查了陈艳红的手机。
三年来她用我的手机号发了四十七条短信给韩秀芳，每条都报平安，内容大同小异：妈身体好点了、我们在省城租了房子、等病好了就回去。
短信发送的位置全在市区，基站定位一调就露馅了。
省城？
连本市都没出。
然后查银行流水。
陈艳红用我身份证开的那个账户，三年来进出几十笔，总额超过两百万。
薛江涛的公司账户和她个人账户之间有频繁转账，备注写的是“咨询费”
“顾问费”。彭阳伯把流水打出来，铺了一桌子，用红笔一笔一笔勾。
最关键的是宋振国留下的证据。
韩秀芳不知道炕里有东西，但彭阳伯撬炕的时候，技术员在炕洞最里面摸到一个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
打开一看，是几张纸和一个U盘。
纸是打印的，有我拍下来的陈艳红和薛江涛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凭证的复印件。
U盘里存了一段录音，时间戳是三年前出事前一天。
录音里陈艳红的声音很清楚：“你不签这个字，你妈的药就停。薛总的事你扛下来，最多判两年。你要是不扛，你妈明天就得出院。”然后是我的声音，哑着嗓子问：“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陈艳红没回答，录音里只有脚步声和关门声。
彭阳伯把录音放给陈艳红听的时候，她坐在审讯室里，手铐搁在桌上。
听完以后她抬起头，问了一句：“这录音你们从哪找到的？”彭阳伯没理她，又问了一遍：“宋振国是不是你杀的？”陈艳红不说话了。
薛江涛那边更快。
他在邻市落网的时候，正躲在情妇家里。
情妇姓卢，是个美容院老板，薛江涛给她买过一套房。
彭阳伯带人进去的时候，薛江涛正往行李箱里塞现金。
抓到局里一审，他先咬陈艳红：“是她下的药，我就是帮忙抬了一下。”彭阳伯把证据摆出来，他又改口：“人是我杀的，陈艳红指使的。”再问细节，他答不上来。
最后是韩秀芳的证词把链条补全了。
她在法庭上说，三年前陈艳红把宋春花接走那天，她亲眼看见陈艳红从老屋出来，手里拎着个黑色垃圾袋，扔进了村口的垃圾桶。
她后来去翻过那个垃圾桶，里面是宋春花的药瓶和一件带血的秋衣。
药瓶上的日期显示，那天的药根本没给宋春花吃。
“我留着那些东西，用塑料袋包着，埋在院子里的枣树底下。”韩秀芳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个药瓶和一团发黑的布片。
“我想着总有一天能用上。”
法庭上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嗡嗡响。
陈艳红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
薛江涛坐在旁边，不停地咽唾沫。
审判长问陈艳红有没有最后陈述，她站起来，声音很轻。
“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那条录音，我没想到他还留了一手。”
06
我是在法庭宣判那天散的。
那天天很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妈那间屋子的床上。
床单还在，那块深色的印子也在，三年了，洗不掉了。
我看着法警把陈艳红和薛江涛带出法庭，陈艳红走在前面，脚步还是左脚重右脚轻，但没了高跟鞋的声音。
她穿了双平底布鞋，是看守所发的。
薛江涛在后面，经过旁听席的时候突然喊了一声：“韩秀芳，你害我！”法警把他按住，他还在挣。
韩秀芳坐在旁听席第一排，手里攥着那个布包，没看他。
判决书念了很长，我记不全。
大意是陈艳红犯故意杀人罪、受贿罪、伪造证据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薛江涛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陈艳红当庭表示上诉，薛江涛也说要上诉。
彭阳伯跟同事说，上诉就上诉，证据链铁板一块，翻不了。
韩秀芳从法庭出来，去了趟老屋。
她找了把锤子，把我妈那间屋子的门锁砸了。
锁锈得厉害，砸了十几下才开。
门推开的时候，一股霉味冲出来。
韩秀芳站在门口，没进去，从口袋里掏出三炷香，点了，插在门框的缝里。
“春花，我给你烧炷香。”她说完，又点了一根烟，自己抽了。“振国，你也抽一口。”
她没进屋。
那间屋子后来是街道办来人收拾的，床拆了，被子烧了，墙重新刷了白灰。
但我妈那块印子，刷了三遍白灰也没盖住，隐隐约约还在。
工人们说这墙邪性，韩秀芳听了，说了一句：“那是人油，渗进去了。”
我飘在老屋的房梁上，看着他们进进出出。
陈艳红上诉被驳回了，维持原判。
薛江涛的律师换了两个，最后也认了。
彭阳伯立了功，从三级警司升到二级。
韩秀芳的孙子石头转学到了县城，她跟着去了，临走前把老屋的钥匙交给了村主任。
“这屋子别租，也别卖。”韩秀芳说。“等石头大了，让他知道这儿发生过什么。”
村主任问，那屋子就这么空着？韩秀芳想了想，说：“空着吧。每年清明我来烧纸。”
07
陈艳红在监狱里写过一封信，寄给韩秀芳。
信不长，歪歪扭扭两页纸。
她说自己每天晚上都梦见宋振国，梦见他在炕里敲，敲得她睡不着。
她还说，当初嫁给我，是真心的，后来遇到薛江涛，也是真心的。
两个真心搁一块，就变成了杀心。
信的最后一句是：“婶子，你当初要是砸门进来，我可能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韩秀芳看完信，没回。
她把信折好，夹在日记本里。
那个田字格本子已经写满了，她又买了一个新的，继续记。
不过这回不记窗下的碗了，记的是监狱里寄来的信、法院的通知、还有石头的成绩单。
石头数学考了九十二分，韩秀芳在日记本上画了个圈，旁边写了个“好”。
彭阳伯来村里回访过一回。他站在老屋门口，看了看那扇重新锁上的门，问韩秀芳：“你后来怎么知道炕下面有人的？”
韩秀芳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
“我摸那炕摸了三年。冬天冰凉，夏天返潮。可耗子从来不往那儿打洞。你说，耗子都嫌的东西，底下能没有古怪？”
彭阳伯又问：“你就不怕陈艳红真对你孙子下手？”
韩秀芳吐了口烟，眼睛眯起来。
“怕。但我更怕春花和振国在底下合不上眼。我七十了，石头还小。我要是再忍两年，石头是能好好上学，可我死了怎么跟春花交代？她就在隔壁躺了三年，我天天从窗外过，我知道她在里面。我能听见她翻身，能听见她叹气。后来听不见了，我就知道，她走了。”
彭阳伯没再问。他走的时候，韩秀芳塞给他一袋红枣，说是自己家树上结的。彭阳伯不要，她硬塞进他手里。
“拿着。你破了案，春花和振国能合眼了。”
08
监狱那边传来消息，陈艳红在服刑第二年查出胃癌，晚期。
她申请保外就医，没批下来。
薛江涛在牢里跟人打架，被加了刑。
韩秀芳听说以后，没说什么，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恶人自有恶人磨。
那年冬天特别冷，老屋的房顶被雪压塌了一角。
村主任找人修，修房的工人从炕洞里又扒出来一样东西，是个铁皮盒子，锈得不成样子。
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和我妈在麦田里拍的，我十几岁，我妈还没瘫。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妈，等我挣了钱，带你去看海。
村主任把照片给了韩秀芳。韩秀芳看了看，收起来了。她没把照片放回老屋，也没烧，就夹在日记本里，跟陈艳红那封信挨着。
09
我最后看韩秀芳一眼，是她带着石头来老屋烧纸。
石头长高了，比他奶奶还高半个头，穿着县中学的校服，袖子短了一截。
韩秀芳在院子里画了个圈，把纸钱搁里头点着。
石头蹲在旁边，一张一张往火里添。
“奶奶，宋爷爷长什么样？”
韩秀芳想了想。“高个子，不爱说话，见人就笑。你小时候他抱过你，你尿了他一身。”
石头笑了。“那我得给他多烧点。”
韩秀芳也笑了，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她赶紧拿袖子擦了一把，说烟熏的。石头没拆穿她，继续烧纸。火苗蹿起来，纸灰打着旋往天上飞。
韩秀芳看着纸灰飘过房顶，飘过院墙，飘到村外那片麦田上空。她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石头，给你宋奶奶也磕个头。”
石头规规矩矩跪下，磕了三个。韩秀芳站在旁边，嘴里念叨着：“春花，振国，你们在那边好好的。这边的事，了了。”
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
纸钱烧完，只剩一摊黑灰。
韩秀芳领着石头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屋。
房顶修好了，新换的瓦在太阳底下发亮。
窗户也换了，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但她知道，那间屋里，我妈床上那块印子还在，刷多少遍白灰都盖不住。
10
我叫宋振国，死的时候四十二岁。我开过十年货车，拉过煤、拉过粮、拉过钢筋水泥。我没挣下什么钱，但我妈说，做人实诚比什么都强。我信了。
陈艳红嫁给我十二年。
头几年她挺好，过年跟我回老家，帮我妈包饺子，还给我织过毛衣。
后来她当了律师，见的人多了，挣的钱多了，看我的眼神就变了。
我不怪她。
人往高处走，我拦不住。
薛江涛我见过三回。
第一回他来找陈艳红，在客厅坐了半小时，走的时候跟我握了手。
第二回在蓝湾咖啡，我在马路对面站着，没进去。
第三回在老屋，他站在里屋门口，看着我倒下去。
三回加起来，我对这个人所有的印象就是一双眼睛，冷的，像冬天结了冰的河。
韩秀芳救了我。
她一个老太太，忍了三年，怕了三年，最后还是把事捅了出来。
我谢她。
但我没法当面谢了。
我只能在她烧纸的时候，把烟往她那边扇一扇，让她少呛两口。
我妈走的时候六十八岁。
她瘫了四年，最后三年是在那间屋里，一个人。
她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
我在隔壁的炕里，离她不到五米。
我听见她最后那几天，嗓子眼里有痰，呼噜呼噜的。
后来呼噜声没了，屋里就静了。
静得能听见房梁上的灰往下掉。
老屋现在空了。
村主任偶尔来看看，扫扫院子里的落叶。
韩秀芳在县城带孙子，清明回来一趟。
陈艳红在监狱医院里躺着，不知道还能躺多久。
薛江涛在牢里干活，踩缝纫机，据说踩得不错。
我还在老屋里。
房顶修好了，窗户也换了新的，可我还是在土炕那个位置。
我哪也去不了。
有时候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桌上的灰打旋，我就跟着转两圈。
转完了，又落回去。
我妈那间屋子的门开着，新刷的白墙上，那块印子隐隐约约还在。
像个人形，侧躺着，手攥着被角。
风大的时候，我总觉得能听见她叫我：振国，给妈倒杯水。
可我倒不了了。我连一片灰都端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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