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迪微信名叫“文迪的黄瓜桥”,我至今不知何意。
8月27日,我刚从海参崴返回广州,便看到了文迪去世的消息。在白夜诗歌群里。
我当即给萧瞳发消息,他很快回复说已经知道了,杨帆给他讲了一些情况,“大概7月20号左右已经不能说话。最后是靠激素维持,已经不太认人。今天是激素也失效了……刚还跟柏桦谈了半天。难受。”
文迪的老朋友很多。不一会,朋友圈里已经有很多他去世的消息和悼念文章。那晚我没喝酒,因飞机晚点,凌晨六点才到北京大兴机场转机。
尽管很是惊讶,但其实我大约也意识到这一天会到来。
因为差不多去年年底,我们都知道他得了癌症,住在九眼桥旁的空军医院里。
七月底杜老师给我短信:“文迪因虚弱进入弥留阶段(吊营养液),当然熬过去就还好。他还是西部战区医院那家8楼27床。”我问及萧瞳,“昨天和杜力谈及,当时是陈中心跟他讲的,说是因为虚弱得一直卧床,‘弥留’那个词应该是他夸张了……但他那么虚弱,也不知道该不该经常去看望他。”
最后一次与他相见,还是冬天的时候,春天还未来临。
今年元月五日,我与萧瞳、杜力和李凡,经文迪同意后,几人相约去看他。去之前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准备钱,萧瞳说据他了解,文迪并不存在经济问题。他们三个人先到,已经在聊着了。住院部那栋建筑似乎有些年代了,我穿过很长的肿瘤病区过道,很空旷,两旁的窗漏进许多光来。文迪所在的病房门开着,很宽敞,病人却并不多。
文迪的妹妹站在旁边,据说一直在照顾他。她介绍了病情和治疗方案,只是在医院里输液,已经匹配了靶向药,并开始靶向治疗。治疗完了他会走路回去住,她家就在九眼桥附近,挺方便的,文迪喜欢散步。那时窗子打开着,记忆里外面的风景似乎涂有一层雾蒙蒙的灰,好似相隔着一个世纪。然而那天明明天晴,好像还出了太阳。
他很平静,又似乎有些不甘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尽管在养病,但他仍穿着整洁的衬衫和马甲。他枕头垫很高,几乎是坐在病床上的。那时候看上去还很精神,只是特别瘦。有时候说得激动了,他会干脆坐了起来。
文迪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木易,不能陪你喝酒了。”
我给他带了老家诗人吉狄兆林的诗集,他饶有兴致地翻看,他说现在仍看很多书。而且他一如既往地健谈,还说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病情,都怪XXX是个大嘴巴,这下好多人都知道了。
没记错的话,他患的是肺癌,完全不能吃正常的东西。那时候他已脑转移、骨转移,眼球有些突出,一定非常痛。他大约说过,治疗完了,想去峨眉山休养,他喜欢住在山下。至于喝酒,却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那天从文迪的病房出来已是黄昏,我们都没再喝酒,各自散了。
3月12日,本约好再去看文迪,他曾说想看我们喝酒,萧瞳提议去他曾推荐的粤菜大排档。那天我去汶川出差,很晚才回,发消息给萧瞳说带了威士忌和啤酒。萧瞳说文迪情况大有好转,但尚不能吃普通的饭,太晚的话休息也是问题,于是我错过了那次相见。
翻看我与文迪的聊天记录,几乎均是约酒的,要不我约他喝,要不他约我喝。
2023年夏,我邀他参加我诗集《临界》的分享会,他做了简短发言:
“谢谢木易组织这场活动。今晚一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诗歌的阵地,很多老朋友的诗集在这里出售,非常感慨,非常不容易。以前在网上经常读木易的诗,他是我这么多年认识的特别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短短疫情期间写出这样一本《临界》。的确在今天,不仅是诗歌写作,所有的文艺创作乃至于人类文明,都处在一个临界的状态,是往东还是往西,坚守传统还是拥抱西方,这和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新诗刚刚起步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传统中国人只要会写字就会写诗,我们交朋结友要写诗,迎来送往要写诗,良辰佳节要写诗
……中国的诗歌和文艺都是依于人世的,所谓‘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我觉得这可能木易诗歌创作之所以丰富的原因之一。
西方的诗歌是依于社会的,提倡
‘为艺术而艺术’,这与中国的诗歌传统并不相符。所以我个人很喜欢《临界》这个名字,诗人应该把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创作来加以讨论。”
在我看来,文迪大致秉持“东方(或中原)文明中心论”之观点,以此展开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与研究。
最后一次在正式场合与他相见,是去年夏天,刘涛在街子古镇组织的一场“夏夜诗话”读诗会。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喝酒,我们坐在游人如织的街边,白酒是我带去的毕节大曲,他说好喝,陈酒味比较足。
确实,文迪可能是我遇见过的,酒品最好的人,甚至没有之一。无论喝再多酒,思想的狂野和行为的正值都在他身上体现,隐隐有君子之风,且没有一点攻击性,哪怕观点如何针锋相对。
我与文迪相识这些年,两个画面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是前文所述与之最后一面,在他病房里。另一次则是初次相识,在新津的陈林盘。以至于得知他离世的消息时,脑海里便浮现出初次相见的那个午后。
大约2017年以后,我认识了从北京回成都的杜老师。不久后有一次,也很可能是疫情刚开始时,某个春天,刘涛组织了很多诗人到张3勇勇家聚会。
他们说等会文迪就会来。那天诗人们都在读诗,也似乎都在等文迪,大家讲到他都很开心,都开他的玩笑并谈论他,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天,应该是比较晚了,文迪才开车到。人还未至,就听见有人说文迪来了。不一会,一位瘦削高挑,穿长袖白色衬衫,戴眼镜的书生走进了院子,这便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也读了一首诗,声情并茂,动情的时候会用手势。想不起来读的哪首,兴许是一首口语诗吧。
晚上,张3勇勇带我们到乡坝里一家卖卤鹅的店,生意特别好,我认为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卤鹅。大家倒上了酒,刘涛和文迪尚在争论Marxism,我记得杜老师很生气地说,我就是Marxism。
那次聚餐,正好文迪坐我旁边,他低声地问我平时主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之后,他偶尔给我发了几首诗歌,并说自己正尝试创作一首与诗经、杜甫以及流行歌曲的互文写作,还说这是“柏桦教他的搞法。”
清明的风
吹过乾坤朗朗
如少年的志气
从太平洋唤醒旧时代的辉煌
跨过西伯利亚平原
越过第聂伯河
孤绝在没有胜利者的战场
《诗》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一群中国少年在传唱这首歌:
“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跪的模样
敢堵命运的枪
爱你和我那么像……”
是啊,你们和他们都那么像
像那位开元年间的少年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文迪《2022年清明的风雅颂》
文迪在这首诗歌里致敬了普京。是的,他是一个坚定的鹅粉。
他甚至崇拜斯大林,并说最欣赏的诗人是郭沫若,称其为最伟大之诗人,而他最欣赏的诗,一首是《献给斯大林》,另一首是文革时期写的《献给江青》。我一直怀疑,他是否是借此博取大家一笑。但确实,他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一类偏激的、拗峭的、似真似假的论点,是他酒桌上最显著的标记。他自称儒家,研究国学。那时候还一直备孕想要小孩,可惜终未成功。他老婆说他会在家里挂孔子像,因为观点比较偏激,他经常是饭桌上争论的焦点:他常抛出一些奇怪的论点和论据,比如XXX无缝钢管厂决定了下一次世界大战东大最终的胜利,并称东大早已超过漂亮国。再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均起源于中国。当然,面对再多质疑与批评,他也微笑着面对,端起酒杯,极少动气。我印象中,唯一一次稍有一点生气的,是杜老师喝醉了,笃定地说他就是一个特务,后来杜还特意道歉。
这一类争论,往往伴随着酒,萧瞳就说,文迪说这些的目的,可能仅仅只是为了下酒。
不得不佩服,文迪喝酒之后仍然保持极强的自控力,从未有过发酒疯,甚至连失礼、摆架子之类的情况都不会有。我常自责自己喝醉了,变得自负且会吹牛,但他几乎从来不会。不管喝什么类型的酒,白酒、洋酒、红酒、黄酒还是啤酒(似乎他也不太挑,总是能在各种类型、品牌的酒里找到其优点)。然而不管喝再多,喝得再醉,他似乎也总是保持着理智,且每次都会把已经喝醉的萧瞳先送回家。
文迪以“深爱金莲”的网名写《成都粉子》,是早年现象级的网络都市小说。他的小说写成都,写市井,写商业社会里个人情感的迷失。认识他之前我已经认识了江树,雪村已出国,没有机会认识。但“成都三部曲”我都读过。
他与萧瞳是老朋友了,可能之前他在商报工作的时候就认识。
此后许多年,我们常常会没有目的的约酒,他带我们去一些他熟知的成都餐馆,比如全记大排档的粤菜就很不错。主要的酒搭子是萧瞳、杜力和我,偶尔会有李凡、卿涵等,或杨帆、韦源等幸福剧团成员,亦或他曾经《新教育家》同事。
每次聚会都少不了争论。争论的主题,除了美国选举,俄乌战争,还有很多较为“临界”的问题。现在,文迪走了,也带走了所有争论。
很多诗人在朋友圈发了纪念他的诗文。
“我们一同在1990年代的成都街头谈诗
也谈民主和自由
我们也经常出入于2000年代的
白夜和小房子酒吧
谈友谊、爱情和论语
……一个天真无邪、乐于助人的人
我还说过,文迪,你笑起来像我的一位舅舅
……我们也在成都商报楼下的火锅店
一同得知张国荣去世的消息
如今,也就是今天
我听说你也去世了
一个天使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何小竹《文迪走了》
“文迪兄弟的去世让我深深地震惊,震惊之余,我想到了文迪的种种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没有告诉过他)是:在成都有文迪这样一个朋友是最让我心安的,他的去世让我的心不安了,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心不安……还有一点,在文迪生前,我曾很认真很羡慕地告诉过他,我说他是我见过的很幸福的人。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回头看我写的诗,其中我写到文迪的就有十多处,在此,整理出几个片段,以寄哀思,怀念文迪……他的样子,他的声音仍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柏桦
“年轮或涟漪,一圈又一圈……
文迪兄是否还需要那圆圆的乳房?
在你年幼的乡村和集市,人们就传颂过你
一个孩童的欢喜和渴望——
2014年9月10日”
——柏桦《谈圆》
我仍不知“黄瓜桥”寓意着什么。翻看我与文迪的微信聊天记录,我发出的最后一条是:“晚上出来喝酒?威士忌。”
他回:“这会儿去仁寿,明天回。”
2026.9.3深夜,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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