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北京一处疗养地，已经离开成都军区司令员岗位的王诚汉，原以为自己可以安静养病。没想到，一纸任职安排送到面前，中央准备让他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王诚汉听完，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推辞。他认为，军队正在进行体制调整，重要岗位应当交给更年轻的同志，自己既已离休，就不该再占着位置。
来人把他的顾虑带回去后，中央首长亲自找他谈话。话说得很直接：“部队还需要你，换个地方再干几年。”这句话不长，却改变了王诚汉原本安排好的晚年生活。
这份信任，并非凭一时印象作出的决定。王诚汉一生从战火中走来，既有冲锋陷阵的经历，也有主持大单位工作的经验。对军队建设中的难处，他看得深，担得住。
王诚汉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少年时期，他到河口镇做学徒，干的是重活，拿到手的工钱却少得可怜。
据相关回忆，他参加革命队伍后，母亲曾专程赶到镇上看望。王诚汉误以为母亲要把自己带回去，躲在一旁没有相认。母亲找不到儿子，只能失望离开。此后不久，母亲病逝，这成了他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1927年，革命风潮传到鄂豫皖地区，年仅十多岁的王诚汉投身红军。年纪虽小，吃苦却不落人后，从通信、警戒到作战，都是在一次次险境中学会的。
1934年，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部队行至独树镇时遭到敌军阻击，先头部队陷入苦战。王诚汉所在部队伤亡严重，阵地上只剩少数战士坚持。
子弹打光后，他抄起大刀带头冲锋，带着战士撕开包围圈。关于这场战斗，军中流传着他喊话的细节：“先打退敌人，再说生死。”这类话未必字字相同，却反映出他临危不乱的作风。
1935年直罗镇战役中，王诚汉再次承担突击任务。冲击过程中，他的左手和大腿先后中弹，鲜血很快浸透军装。战友准备把他抬下去，他却坚持留下，直到战斗结束才因失血过多倒下。
当时药品紧缺，手术缺少麻醉条件。为了把有限的药物留给伤势更重的同志，他咬住木棍挺过治疗。这样的经历，塑造了他强硬果断的一面，也让他更清楚基层官兵最需要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王诚汉担任太行军区新编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参加过白栗坪、佛光峪等战斗，部队作战勇猛，被群众称为“老虎团”。解放战争中，他又在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等关键行动里担负重任。
中原突围时，皮定均率部以少量兵力牵制大批敌军。王诚汉奉命夺取高地、掩护主力转移，面对炮火反复组织防守。部队能从险境中突围，靠的不只是勇敢，还要有判断地形、控制节奏和保存骨干的本领。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军长。1982年，他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三年后，百万大裁军和军区调整展开，昆明军区撤销并入成都军区，军队领导岗位也随之重新安排。
王诚汉没有把个人去留放在首位。他曾就西南地区的战略布局和部队建设提出意见，希望保留成都军区建制。相关意见被研究后，成都军区得以保留，而他本人则服从安排，离开司令员岗位。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该争的时候，为部队争；决定下来以后，又能放下个人职务。离休之后，他到北京疗养，本以为不会再回到工作一线，中央却把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这一任务交给了他。
军事科学院承担着军事理论研究、战略问题分析和军队建设研究等工作。这样的岗位，不靠冲锋勇猛取胜，更看重政治素养、全局眼光和长期积累。王诚汉有过基层带兵、战区任职和大军区工作的完整经历，正是中央看重他的原因。
他后来接受了安排，重新投入工作。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把这次任职看成个人荣誉，而是把它当作一次新的任务。对王诚汉而言，岗位可以更换，军人的责任却不能因为离开前线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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