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你做与不做，面对的首先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选择。
中国人喜欢说“皇天在上”，康德则说，人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都在提醒人：有些事情，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能做。
问题恰恰在这里。
如果一个人相信，某种更高的“正确”可以凌驾于最基本的人性之上，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当年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大兴县发生了“地富造反”，因此当地进行了镇压。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究竟有多严重。
直到文革结束后，相关调查材料陆续被披露，人们才知道，那场所谓的“镇压”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生产队，共杀害无辜平民325人。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38天。22个家庭被杀得满门灭绝。
调查材料中有一个细节尤其令人不寒而栗。
目击者供述，有祖孙两人被活埋。凶手往坑里填土时，三岁的小孙子喊：“奶奶，迷眼。”
奶奶只能对他说：“忍忍吧，一会儿就不迷了。”
这样的场景，已经很难用“残忍”两个字概括。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跨过那道最基本的人性底线的？
中国人常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可是，一个能够亲手把三岁孩子活埋的人，他心里的“肉”去了哪里？
按常理说，一个人要杀另一个人，总该有一个具体的理由。
劫财、劫色、复仇、利益冲突，甚至受人雇佣。可文革中的许多悲剧并不是这样。
杀人的人未必从死者身上得到了什么，也未必和每一个死者有什么私人仇恨。
他们说出的理由，往往是另一套东西。
因为阶级斗争。因为响应号召。因为这些人是“阶级敌人”。因为如果不把他们杀掉，他们将来就会杀革命派。
于是，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德问题，被换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面对眼前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怎么能杀他？”可一旦被划成“阶级敌人”，首先考虑的就不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属于哪个阶级。
所谓“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就是把人性和阶级性放到了对立面。
在这种逻辑下，恻隐之心可能被说成是立场不坚定，宽容会被说成对敌人的妥协，连不愿意迫害别人，也可能被扣上一顶“党性不强”的帽子。
于是，党性就被放到了人性之上。
当一个人的良知和所谓的“党性”发生冲突时，他到底该听哪一个？
如果要求的是“只讲党性”，那么原本不能做的事情，就可以找到一个听起来很正当的理由。
告密可以叫忠诚，落井下石可以叫革命，迫害别人可以叫维护组织，甚至杀人，也可以被说成阶级斗争的需要。
党性还有另外一种作用。
它不仅可以给迫害者提供理由，也可以帮助一个还有良知的人压住自己的良知。
一个人面对一个老人、一个孩子，正常情况下会产生怜悯和不忍。
孟子说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看到孩子快掉进井里，人的第一反应是救人，而不是先问这个孩子属于哪个阶级。
可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孩子是“敌人”，救他就是帮助敌人，那么原本的恻隐之心，就成了需要克服的东西。
它甚至可以告诉你，你的善良在这个时候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所谓“合理化”，说的就是类似的心理机制。
人做了一件自己内心知道不太对的事情，于是给它找一个更高尚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如果来自一种拥有巨大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更强。
它可以把迫害变成拯救，把残忍变成正义。
于是，一个人的良知不是消失了，而是被重新解释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文革中有那么多人不断检查自己、揭发自己、批判自己，甚至主动承认一些今天看来荒谬至极的“罪行”。
他们需要证明的，不仅是自己没有错，更是自己“党性强”。
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大审判同样如此。
一些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面对审判时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还努力证明自己罪有应得。
旁观者很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
如果理解了这种“党性逻辑”，就不难明白。
一个人只要相信组织永远正确，那么组织对他的指控，也可以被他理解成一种对自己的拯救。
纳粹战犯在审判时常常以“服从命令”为自己辩解。而在另一种政治文化里，人甚至不需要别人逼着他认错，反而会主动检讨自己，主动揭发自己的“问题”。
两种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当个人的道德判断被一种更高的政治目标取代，人就很容易变成执行工具。
所以，回头看文革中的许多暴行，令人恐惧的并不是杀人者有多疯狂，而是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革命，是在执行阶级斗争，是在维护一个伟大的目标。
这就是所谓“以理杀人”。
清代学者戴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一个人因为法律而死，至少还有人会追问法律是否公正。
可一个人如果死于某种冠冕堂皇的“道理”，杀他的人甚至会认为自己是在主持正义。
文革中死去的那些人，很多正是“死于理”。
他们不是死在私人仇恨里，而是死在一套宏大理论之下。
雨果在《九三年》里写过一个精彩的故事。
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是共和军追捕的对象，共和军首领郭万（Gauvain）一直想抓住他。
可是，当朗德纳克已经逃走时，他发现城堡着火，楼上还有三个孩子。
他完全可以继续逃，却还是回去救出了三个孩子，也因此被捕。
后来，郭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放走了朗德纳克，自己留下来承担后果，被送上断头台。
为什么？
因为他终于意识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
人可以为了理想奋斗，也可以为了政治目标牺牲自己。
但如果一种理想要求人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那么至少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个理想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孩子就是孩子，人就是人。
不能因为给一个人贴上“敌人”的标签，他的生命就突然变得不值钱。
人性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会贪婪，会嫉妒，会报复，也会因为利益伤害别人。
所以文明才需要法律、制度和规则去约束这些东西。
但文明至少应该守住一条底线：不能反过来利用人的恶，也不能要求人主动压住自己的良知，把残忍当成美德。
如果一种政治理论要求人做到这一点，它本身就值得怀疑。
我越来越觉得，所谓党性，如果被放到人性之上，最后很容易变成一种理论化的残忍。
甚至比兽性更加可怕。
因为兽性至少还有自然的限制，虎毒尚且不食子。
动物会护幼，会求生，也会表现出依恋。
而被绝对意识形态重新塑造过的“党性”，会压制人的天性和良知。
看到孩子、亲人和受害者先想到的是阶级和政治立场。即便是在今天的互联网当中，这样的极左思维也随处可见。同情和不忍被看做软弱、立场不坚定，残忍和服从反而成了忠诚与觉悟。
到最后，连杀人的人都相信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这就是“以理杀人”的可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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