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了一位博士，要求月薪11万，我问她，楼下只有3个车位，2个经理都要停怎么办，她回答完我当场录用
“十一万。”
她说出这个数的时候，声音不高，像在念一个早就想好的数字。
我端在手里的茶杯歪了一下，杯沿磕在玻璃茶几上，当的一声。办公室很安静，空调出风口呼呼地吹着，窗外是四月下午灰蒙蒙的光。我放下杯子，抬头看她。
三十四岁，黑，瘦，马尾扎得紧，穿一件深灰西装，袖口磨出毛边。那西装挂在别人身上像是借的，穿她身上就是她自己的。她膝盖上放着一个黑色硬皮笔记本，封面起了白边，胶都裂了，几页纸往外拱着。
人事小赵之前跟我说，简历筛了两百多份，挑出来五个，这个排第一个。我看过材料，上海那家高校博士毕业，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做了六年，从研发工程师干到技术总监，带二十人的团队。方向跟我们做的东西几乎重合。上半年我们丢了两个大客户，就是因为核心产品在协议层上一直啃不动。我需要一个人来啃。
前面聊了四十分钟，聊技术架构，聊协议兼容，聊去年那家客户为什么跑。她回答得比我预期深一层。更难得的是她有节制——我问十个问题，她答七个，剩下三个直接说“这个我没做过，我回去想想”。
我做了十八年管理，最怕面试时嘴上跑火车的。什么都能聊，什么都是浅的。她不是。
但十一万。
我们公司副总一级的最高月薪是八万五，老周，跟了我八年，从技术主管一点点熬上来的。她一个外面来的，张口就是十一万。
“何博士，”我把简历合上，“你的履历我认。但十一万这个数，在我这儿没有先例。”
她没急着接话。右手压在笔记本上，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方总，我要十一万不是随口开的。”她的声音很平，“我上一份工作，月薪七万二。跳过来，风险在我这边。你丢不起那两个客户，我也赌上了自己的履历。”
我靠在椅背上，没说话。她把话说到了这份上——她不是来求一份工作的，她是来谈一笔买卖的。
窗外楼下传来一声汽车喇叭。我办公室窗户正对着楼下停车场，三个车位，一辆黑色的凯美瑞横在中间，占了两个位置。那是老周的车。
“何博士，我问你个跟技术没关系的事。”我把手机翻扣在桌上，“我们楼下只有三个车位，公司有两个经理都要停。这事你怎么处理？”
她看了我一眼。不是“老板怎么问这个”的意外，也不是揣测考点的警觉。她就是看了我一眼，像看一道题。然后低下头，翻开笔记本，翻到某一页，又合上了。
“三个车位，两个经理。”她把数字重复了一遍，像是要确认。
“对。”
“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分，是先看谁在用。”
她抬起眼，目光不闪。
“我会在楼下站三天早高峰。七点四十到八点二十，看谁先到，谁经常跑外勤，谁晚上走得晚。三天看下来，基本就清楚了。”
“然后呢？”
“然后定规矩。规矩只有一条——先到先得。”她顿了一下，“但规矩不能只发邮件，要贴在楼下电梯口，贴够两个星期。”
“这就算解决了？”
“没有。”她摇头，“两个经理，不管怎么分，一定有一个觉得吃亏。所以我还会做一件事——去问他们手里项目的进度。谁的活儿急，谁出外勤多，谁压力大，我就跟谁说实话。当面说。我不替他解决车位，但我要让他知道我看得见他的难处。”
她说到这里，右手松开笔记本，端起了面前的纸杯。那纸杯被她捏得有点变形，她没在意，喝了一口水。
“那第三个车位呢？”我追问，“分给谁？”
“空着。”
“空着？”
“空着。”她把杯子放下，“哪天有客户来，谁临时车坏了，谁家里有急事——它随时能用。车位这个东西，填满了就没有余地了。”
我没接话。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老周那辆凯美瑞还没挪，阳光穿过挡风玻璃反射到对面墙上，亮晃晃的一块。
这个回答我听过很多版本。有人讲公平，有人讲轮流，有人讲把车位折算成补贴发给个人，都挺聪明。但没有一个人跟我说“空着比填满有用”。
她不是在给我讲怎么分车位。她是在告诉我：她做事的方式是先看，再定规矩，规矩简单到谁都记得住，然后自己盯一阵子。最要紧的是，她留了一手余地。
我做了十八年管理，懂一件事——能给你讲方案的满大街都是。能跟你说“先看三天”的，凤毛麟角。
“十一万。”我把简历重新翻开，拿起笔，“什么时候能来？”
她抬起眼看我。三秒钟没说话。
“下周一。”
“好。”我在简历右上角写了“录用”两个字，签上名，“你等一下，我让人事准备合同。”
我拿起手机给小赵打了个电话。她起身收拾东西，把那本笔记本塞进一个洗了发白的帆布包里，拉了拉链。拉链坏了半截，她用力拽了两下才拉上。
我送她到门口。她走出去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个帆布包的侧兜里插着一串钥匙，钥匙扣是个旧铁环，上面挂着三四把钥匙，还有一个磨得看不清字的小铁牌。
“方总，谢谢。”她回头说了一句，语气平静。
“下周一见。”
电梯门关上，我转身往回走。经过技术部工位的时候，小陈探出头来。
“方总，定下来了？”
“定了。”
“多少钱？”
“十一万。”
小陈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懂——公司之前最高才八万五，老周的。我没解释，拍了拍他肩膀让他忙去。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沙发上把凉透的茶一口喝完。脑子里还在过刚才那段面试，一条一条捋。捋到一半，小赵敲门进来。
“方总，她落了东西在会议室。”
她手里拿着那本黑色硬皮笔记本。
“可能是刚才翻简历的时候放桌上忘了拿。”小赵把本子递给我，“我追出去，电梯已经下去了。”
“放我这儿吧，我打电话给她。”
小赵走了，门带上。办公室里又静下来。
我把笔记本搁在茶几上，本来没打算翻。别人的本子，不合适。但我看到了封面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标签，印着“项目专用·2020”。标签旁边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往右歪着，笔画收得紧。
“海州电子·第三次拜访备忘。”
我的手指停在标签上。
海州电子。四年前，我们公司差点没活过来。那时候签了海州电子一个三百多万的单子，结果交付拖了两个月，对方技术总监在评审会上拍了桌子。我连夜赶到他们总部，在楼下等了整整一个下午。那件事后来摆平了，但代价是我签了三年霸王条款，几乎没利润。
那一年是我最不想提的一年。公司账上只剩四十万，发完工资就见了底。我裁了三成人，老周那时候是技术主管，主动跟我说可以先降他两千，等好转了再补。我没答应，但从那以后，他的位置在我这儿跟别人不一样。
四年前的事，她一个来面试的人，笔记本上为什么会写着“海州电子·第三次拜访备忘”？
我拨了个电话给小赵。
“你帮我查一下，何博士上一家公司是杭州那家做通讯协议的对吧？他们跟海州电子有没有业务来往？”
“好，我查查。”小赵顿了一下，“方总，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你查了发我微信就行。”
挂了电话，我把笔记本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扉页上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笔迹很小很密：
“协议层一旦兼容，海州电子剩下的三个模块就是顺水推舟。方总等这一步等了四年。”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窗外楼下，老周那辆凯美瑞的驾驶座车门突然打开了，老周钻进去，打着了火，车缓缓驶离了车位。空出来的那个位置上，画着一个白色的箭头。
周一早上八点，何博士来报到。前台给她办了工牌，深蓝挂绳，照片是现场拍的，她抿着嘴，脸上没什么表情。小赵领她到二楼最里面那间办公室，朝南，能看见楼下的三个车位。
第一周很安静。她跟技术部开了三次会，全是听，几乎没说话，只是那本黑皮笔记本摊在桌上，笔尖一直在写。周四傍晚，我路过技术部工位，听见小陈在跟旁边的人嘀咕：“何博说我们协议栈第七层的实现有问题，跟海州电子当年那个单子死在一个地方。”
我脚步没停，但心里咯噔一下。
周五下午，老周来了我办公室。他进来没像平时那样坐对面椅子上，而是先走到窗边，往下看了一眼，然后才回来坐下。
“方总，新来的何博士月薪十一万？”
“对。”
“我八万五。”
我没接话。他掏出烟，在桌上磕了两下，没点。
“方总，我不是来要钱的。”他看着自己手里的烟，“我就想问一句——四年前海州那个单子黄了，我降薪两千陪公司扛，这事还算数不算数？”
“老周，这两件事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他终于抬头看我，眼睛里没火，但发暗，“我带的人从六个变成二十个，哪个客户不是我陪出来的。外面请一个人来，比我多两万五，我上哪儿说理去？”
“她手里有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东西多了。”老周把烟塞回烟盒，站起来说，“方总，我跟你八年，没求过你什么。这个事，你再想想。”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手搭在门把上没有回头。
“当年我降薪那天，你跟我说以后不会亏待我。我信了。”
门关上。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窗外三个车位全满着，老周的凯美瑞、销售部小李的白色朗逸，还有一辆深灰色帕萨特，何博士今天开着来的。
我认得那辆帕萨特。海州电子总部楼下，四年前那个下午，我就是在一辆深灰色帕萨特旁边站了四个小时。那是他们技术总监的车。我站在车旁边等，从两点等到六点，等到那个总监出来，当着他的面把我们公司的整改方案手写了一遍。他签了谅解备忘录，但只肯续半年合同，金额砍了一半。
那辆帕萨特的车牌号我记了四年。
第二天上午，我把何博士叫到办公室。她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笔记本，以为要开会。我指了一下沙发，她坐下，把本子搁在膝盖上。
“海州电子那辆车，是你的？”
她没接话，但手指按在笔记本封面上，往下一压。
“那辆车是2019年落地的，海州电子技术总监沈工的公务车，后来作价转给个人。去年我从沈工手里买过来的，七万五，开了十一万公里。”她的声音很平，“方总，沈工是我导师。”
我后背靠在椅背上。
“我博士三年级的课题，就是海州电子与供应商的协议兼容问题。沈工带我做的。后来你们公司出事，沈工拍桌子那次，我就在会议室门外站着。”
“所以你来找我——”
“沈工去年退休了。他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小何，那件事不怪方总，是我们的协议太老，他没有选择。’”她停了一下，看着窗外，“我查了四年，查你们公司技术架构的每一个版本，查你们丢掉的每一个客户。方总，你丢海州不是意外，是你底层设计的问题。你后来丢的那两个大客户，也是同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我有办法解决。”她把笔记本翻开，翻到折角那页，推到我面前。上面画着一套协议层的架构图，字迹密密麻麻，我看了一些关键词——重构、兼容层、模块化。页脚写了一行小字，日期是两年前。
“这个方案我两年前就做完了。但在杭州那家公司推不动，没人愿意动底层。”她合上本子，“方总，你丢了海州之后这四年一直在打补丁，没动过根。你能撑到今天已经是极限了。”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
“十一万。”
“我值这个数。”她说，“因为你只有两条路。要么花一年半重建技术、赔掉所有老客户，要么用我的方案，半年内兼容海州老模块。我在你楼下站过三天，跟门卫聊过，知道老周的车几点到，知道你四年没换过核心架构。方总，我不是来上班的，我是来完成沈工没做完的事。”
中午十二点，小赵在食堂找到我。她端着餐盘坐在对面，往我盘子里放了一个橘子。
“方总，何博士的社保关系转了。她上一家公司是主动辞职的，没要赔偿金。我问了杭州那边的同行，他们说何博士走之前，把自己六年的专利全部留给了原公司，一个都没带走。”
“专利？”
“对，三个核心专利，她全是第一发明人。按杭州的行规，光这三个专利，每年分成至少二三十万。她没要。”
小赵吃了两口饭，又抬起头。
“方总，还有一个事。杭州那家公司去年年底裁了一批人。裁的全是协议组的老员工，技术总监走的走，降的降。他们现在的方向跟何博士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她走之前开过一次会，推荐了自己全套方案的迭代版，没人接。”
我把橘子拿在手里，皮没剥。指腹陷进橘皮里，凉丝丝的，一股涩味渗出来。
那天下午我去了趟档案室，把海州电子四年前的合同翻出来。文件袋上蒙着薄灰，我掸掉，打开——合同最后一页的备忘录下方有一行手写签名：沈明远。旁边还有一行铅笔小字，极轻极淡，是后来加上去的。
“此协议仅半年有效。盼方总另寻他路。”
那行字我以前没注意过。四年前我拿到谅解备忘录就走人了，根本不敢多看。沈明远当年拍桌子骂人，背地里给我留了半年的缓冲期。他拍桌子是给公司内部看的。那半年里他没有续签，但也没有把消息放出去，让我们缓了一口气。
我坐在档案室的小板凳上，把那份合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灰从纸缝里扬起来，呛得我咳了两声。窗外天阴着，档案室的灯管忽明忽暗。我想起老周上午说的话——“当年我降薪两千陪公司扛”。我想起何博士说的——“沈工带我做的，我就在门外站着”。
两个人，都在拿自己的方式替当年的我兜着底。我竟然一直不知道。
周一早上，我没提前通知，召集了技术部全员会。何博士坐在长桌的另一头，老周坐在我右手边。我开门见山。
“四年前丢海州电子，责任在我。当时底层架构就有问题，我选了打补丁，没敢动根。这个决定拖到今天，拖出了后面的窟窿。”
老周抬头看了我一眼。
“何博士的方案我看过了，能解决我们四年没解决的问题。”我从文件夹里取出打印好的架构图，分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纸页翻动的声音沙沙响，何博士坐在那里，手放在笔记本上，没动。
“老周，你负责的协议组配合何博士做兼容层测试，这个月排期你跟她对接。”
老周的脸僵了一下，但没说话。散会后他留了下来，其他人陆续出去，门关上了。
“方总，你当着全部门的面——”
“老周。”我打断他，“四年前你降薪帮我扛的事，我一直没忘。但我不能因为这个，就让你拦住公司唯一的技术出路。”
“那我算什么？八年——”
“你算我欠你。”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去，“这是去年年终我该给你没给的那部分。涨薪的事年底再说，但何博士的薪资不影响你的绩效池，我单独走账。”
老周没接信封，站在桌子对面看着我，眼眶泛红。
“方总，我不是想要钱。”
“我知道。”我把信封往前又推了一寸，“你想要一个说法。但老周，说法这东西，我给不了你。公司如果倒了，你八万五也没有了。你比我清楚，眼下我们撑不到年底。”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拿起信封，没数，折起来塞进口袋。走到门口他回过头，声音很低。
“方总，我跟你八年，你从来没这么跟我说过话。”
“因为今天以前，我都在拖。”我说，“拖到客户拖没了，拖到你也差点没了。何博士那个车位故事，我面试那天听懂了，今天才做到。”
老周走了。办公室里剩下我一个人。窗外楼下的三个车位空了两个，何博士的帕萨特停在最边上，旁边那辆凯美瑞不见了——老周把车开走了。空出来的位置，白色的箭头对着灰蒙蒙的天。
我给小赵发了条信息，让她把何博士的合同从下周一开始按十一万执行，另外准备一份补充协议——技术成果转化后，她拿项目提成的百分之三。小赵回了一个字：好。
手机刚放下，屏幕上弹出一条微信。老周发的，就一句话。
“方总，协议组配合何博。我没意见了。”
我没回他，把手机翻扣在桌上。茶几上那本黑色笔记本还搁在老位置，封面上的白边被这几天的翻动磨得更毛了。我翻开最后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新字，笔迹比扉页那行更用力，纸面都凹下去了。
“第三步：让他自己选。赌他有没有把当年的事放下。”
我合上本子。窗外的风从半开的窗户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合同翻过一页，露出空白的背面。我把笔记本放进抽屉，按了一下，锁扣咔嗒响了一声。
楼下有人按了一声喇叭，短促一声，然后静了。
付费卡点
何博士入职第三个月，兼容层模块跑通了第一版。
那天下午技术部所有工位上都飘着一股外卖没吃完的味道，冷掉的米饭混着辣椒油。小陈趴在屏幕上盯日志，眼睛熬得通红，突然喊了一声“过了”，旁边两个测试同时站起来。何博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动，右手还在键盘上敲，过了大概三秒才停下来，看了一眼屏幕右下角的输出结果。
“再跑一轮。”她说，声音没什么起伏，但手指从键盘上抬起来的时候有点抖。
当天傍晚老周来找我。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那份打印出来的测试报告，第一页上八项全是绿色。他在我办公桌前站了一会儿没说话，最后把纸往我桌上一搁。
“方总，跑通了。”
“你测的？”
“我带的组测的。”他说，顿了一下，“她架构的位置正好卡在我以前那套东西上，如果她没有来，我这辈子补不上这个窟窿。”
我看着他没接话。老周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你让他认错比让他加班还难，他宁愿多熬三个通宵也不肯当面说一句服软。但他刚才那句话里藏着半个“服”字，已经算得上他这几年最软的一回。
“年底给你调薪。”我说。
“不用。”他把报告又拿起来，折好塞进随身带的帆布袋里，“先看结果。跑满三个月再说。”
他说完就走了，脚步比进来的时候轻了半拍。
那个周五我陪何博士去海州电子做演示。下午两点出发，她开那辆深灰帕萨特，我坐副驾。车里很干净，仪表盘上铺了一条深蓝色的毛巾，毛巾角上用圆珠笔画了一道线，大概是校准过什么东西的标记。中控台上放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旁边零散几张小票。
车下高架的时候，她突然开口。
“方总，沈工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什么？”
“他说他听说我来了你这边，让我替他跟你说一句话。”她的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声音很平，“他说那年在楼下，你站了四个小时，他站在楼上会议室的窗帘后面看了你三个小时。他本来打算提前下来，但公司有人盯着，他没办法。后来签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他加的那行铅笔字，是希望你用那半年时间把根上的问题解决掉。”
我没说话。前面红灯亮了，车缓缓停下来。挡风玻璃外面的天空灰白灰白的，行道树被风吹得往一边倒。
“我用了四年才来解决。”我说。
“有些问题四年不算长。”她拉起手刹，偏过头看了我一眼，“沈工退休前跟我说，他这辈子看过太多公司在同一类问题上栽跟头，能回头的人不多。他让我来之前先站三天看你，看你是不是那种人。”
“他让你站三天？”
“嗯。所以那天你问我车位，我说站三天早高峰。”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大概算笑了，“那不是面试技巧，是我真站过。”
绿灯亮了。她松开手刹，车往前走。窗外的风吹进来，把她仪表盘上那条蓝色毛巾吹翻了一个角。
海州电子的演示安排在四楼那间会议室。推门进去的时候，我愣了一下，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头发全白了，穿一件洗松了的浅灰夹克，手里端着一个白色保温杯。保温杯底部的漆磨掉了一大块，露出银色的金属。
沈明远。
他站起来，伸出手。我握上去，他的手比四年前瘦了很多，但握着很有力。
“方总，好久不见。”
“沈工，您怎么来了？”
“小何说要演示新东西，我来看看。”他看了一眼何博士，又看看我，把保温杯搁在桌上，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这四年我一直在等你们把这个搞出来。小何的方案我三年前就读过了，就差你这一步。”
那场演示做了四十分钟。何博士讲，我补充，沈明远坐在后排拿铅笔在一张A4纸上不停画。中间海州那边两个技术负责人提了几个尖锐问题，何博士一条一条答，答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对方不问了，低头翻她发过去的文档。
五点散会。海州电子当场的意向比我们预期的高三倍。沈明远走到电梯口，把手里的A4纸折起来塞进夹克内兜里。
“方总，”他按了电梯，转过头来，“当年我拍桌子，是拍给我老板看的。那半年备忘录我续不了，但我把你们的底子透给了小何。她花了三年读明白你们的问题在哪儿。”
电梯到了。门打开，他走进去，转过身。“方总，我当年那批人，像小何这样的，一个都留不住。你比我强。”
电梯门关上。我站在走廊里，何博士在旁边站着，手里拎着那台跑演示用的笔记本。过道尽头的窗户开着，傍晚的风灌进来，带着楼下食堂炸东西的味道。
回公司的路上我在车上接了个电话，是老婆打来的。她问我晚上回不回家吃饭。我说回，但会晚。她说那给你留一份，放冰箱。电话挂了我才想起来，今天是儿子期中考试出成绩的日子，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答应过问他成绩。我又拨回去。
“儿子考得怎么样？”
“数学九十二，语文八十八。”老婆的声音很平淡，“他自己说数学那道大题没做完，回来先做题去了，饭都不肯吃。”
“你让他先吃饭。”
“我说了，他不听。跟你一个脾气，东西搞不完不肯抬头。”
我握着手机靠在座椅上，窗外的路灯光一盏一盏往后闪。何博士在旁边安静地开着车，没有插话。挂了电话我闭着眼坐了一会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又想到儿子从小到大都在听我说忙。
“方总，”何博士在红灯前停下来，“我今晚把兼容模块的第二阶段部署文档写出来，明早发你。下周三之前能把测试环境搭好。”
“你今天从早上八点干到现在了。”
“不累。”她看着红灯倒计时，“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我没再说什么。绿灯亮了，车往前走，汇进晚高峰的车流里。
之后两个月，何博士的方案铺进了所有老客户的产品里。海州电子那个单子签下来的当天，老周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测试报告上八个绿色的通过标记，下面写了一行字：“八年，补上了。”底下点赞的人里第一个就是何博士。
年底公司利润翻了一倍，我兑现了何博士百分之三的项目提成，额外给技术部全员加了一个月年终奖。老周的薪水从八万五涨到了十一万，跟他八年前自己降薪那天相比，这个数字走了一个来回。他拿到调薪通知那天下午来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说了几句项目上的事，临走时停在门口。
“方总，那年降薪的事，你别再搁心上了。搁太久了，累。”
“是你搁着吧。”
“我搁了，所以我说你。”他笑了一声，声音从鼻腔里出来，闷闷的，然后走了。
过年前两周，沈明远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海州电子那边新成立了技术顾问委员会，想请我挂个名，每年开两次会。我说好。他又说小何那个姑娘，当年他带的学生里最倔的一个，但也是唯一一个把他那点东西全学明白还往前推了一大步的。我说是，她在我们这儿干得很好。沈明远在电话那头咳了两声，说，“那就好，那就好”，然后挂了。
当天晚上我翻抽屉找一份旧合同，看到了何博士丢在这里的那本黑色笔记本。封面白边磨得快看不清颜色了，胶裂得比刚来时更厉害。我本来想还给她，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翻开扉页，那行“第三步：让他自己选”下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了一行小字，笔迹比上面几行都要潦草：
“第四步：他选了。没有让我失望。”
我合上本子，搁回抽屉，把锁扣按下去。
年三十那天公司提前放了假。下午三点我开车回家，路过公司楼下的时候停了一下。停车位上停着一辆白色朗逸，是小陈的。何博士的帕萨特不在，她上周回杭州陪沈工过年了。老周那辆凯美瑞也不在，他带全家去了海南。空出来的两个车位被雨水洗得发白，白箭头看得比平时清楚。
到家的时候老婆在厨房切菜，儿子在客厅写作业，电视开着没人看，播的是重播的春晚历年小品。我换了鞋，走到厨房门口。灶台上炖着一锅萝卜排骨，咕嘟咕嘟冒泡，窗户玻璃上全是水汽。老婆头也没回，说了一句：“洗手，十分钟吃饭。”
我洗了手，在餐桌旁坐下来。桌上铺的是去年买的那块塑料桌布，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带粘了，胶带发黄。儿子从客厅探过头来喊了一声“爸”，又缩回去接着写作业了。电视里小品演到高潮，罐头笑声一阵一阵的。
我拿起筷子，搁在碗沿上，两只筷子敲了一下碗边，发出轻轻一声脆响。老婆端着排骨锅走过来，瞪了我一眼。
“饿了就吃，敲什么碗。”
我说好。
窗外远处有人开始放烟花，闷闷的爆响隔着玻璃传进来，一闪一闪的光映在厨房的瓷砖上。排骨的味道很烫，雾蒙蒙的热气扑到脸上。儿子从客厅跑过来，手里拿着作业本给我看一道几何题。我一边吃一边看，筷子在题目上点了几下。
日子还是这些日子。闹钟明天照响，班照上，饭照做，题照讲。
只是碗边那声脆响，听起来比往年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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