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课本里讲宋代城市发展，总绕不开“坊市制度崩溃”“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说到南宋都城临安，更是古代大都会的代表：人口超百万，商铺鳞次栉比，买卖昼夜不绝，西湖边文人雅集，瓦子里曲艺繁盛，仿佛是一个精致、风雅、满是烟火气的盛世都城。
但课本很少提起，繁华的临安街市背后，也充斥着造假售假、欺行霸市、街头骗局、奢靡攀比等种种乱象，其花样之多、涉及之广、渗透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繁华底色里的乱象丛生
宋室南渡后，临安凭借行都地位，工商业与服务业快速膨胀。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城内行会多达414行，涵盖了从日用品到奢侈品、从生产到服务的几乎所有行当。《梦粱录》亦载，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还出现了通宵营业的夜市，“买卖昼夜不绝”。粮食消费量更能说明城市规模：“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舍宅、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两千余石”，全靠城外粮商源源不断供应。
就是在这样急速扩张的城市里，传统管制跟不上市场膨胀的速度，各种市井乱象随之滋生，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奢靡攀比：从上到下的风气失控
临安的奢侈之风，首先从上层社会发起，而后层层向下传导，形成全民攀比的局面。早在绍兴元年（1131），官员程俱就在札子中直言：“近年禁庭宫邸与夫宗戚贵近之家，具享富贵之奉，极骄奢侈丽之欲，皆自古所无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销金铺翠”的奢华衣饰，用金线和翡翠装饰衣物，极其张扬。宋高宗专门下诏称“奢靡之习，实关风化”，下令禁止，却始终未能根绝。宋孝宗时就有“近日都下销金铺翠复行于市”的记载；到嘉定时，官员更反映，京师虽有禁约，但销金铺翠“冒犯如故”，都城内外以此为业者不下数百家，“列之市肆，藏之箧盝，通贩往来者往往至数千人”。
酒楼消费更是攀比的重要场域。官方开设的太和楼气势宏大，拥有数百间包席，时人以“席分珠履三千客，后列金钗十二行”形容，店内配备千两以上的金银酒器，还有数十名官妓陪侍，主要接待士宦群体，即便经营不善，也能“聊以粉饰太平耳”。民间酒楼同样不甘示弱，三元楼、杨楼、白楼、八仙楼等，皆以“富贵”著称，酒具全用银器“以竞华奢”，每家都配备数十名妓女妆点门面。
这种风气还渗透到日常社交与娱乐中。临安女子相聚诵经的聚会被称为“斗宝会”，参与者“俱带珠翠珍宝首饰演赴会”，名为礼佛，实为斗富。西湖上的画舫游船“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皇室贵胄、大贾富民游湖，“买笑千金，呼卢百万”，每日耗费金钱无数，因此杭州有“销金锅儿”的谚语。当时人总结得很透彻：“弊不在民，实缘士夫之家狃于豪贵之习，服用华侈，则下而民俗得以转相视效”，最终造成“富者竞侈而越法，贫者强效而堕业”的局面。
造假与霸市：市场里的灰色生存
繁华的市场里，以次充好、造假售假是普遍现象，就连关乎人命的医药也不能幸免。南宋朝廷曾下诏明确指出：“访闻街市货卖熟药之家，往往罔利，多用假药，致服者伤生”。《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判词称：“大凡市井罔利之人，其他犹可以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但现实中假药仍屡禁不止。当时市面上出现“三不欺药铺”之类的招牌，本身就反过来说明，不欺客的药铺才是特例，造假才是常态。
比造假更恶劣的是欺行霸市。绍兴末年，临安府钱塘县羊市的牙侩杨康，公然上书要求独揽一府屠宰之利，要让同行“拱手失业”，足见其势力之大。庆元年间更有官员反映，临安城内外私盐盛行，“多是无赖之徒胁持铺户、寺观、营寨或士庶之家随门桠卖”，连军营都参与私盐贩卖，背后显然有官兵勾结包庇。街市上还有“拦街虎”“九条龙”之类的街痞团伙，公然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尤为市井之害”。权贵子弟也仗势横行，他们“多是酤私酒，开柜坊，遇夜将带不逞，殴打平人，夺取沿身财物”，宋高宗曾专门下诏惩治，却始终未能禁绝。
骗局遍地：专业化的江湖生态
南宋末年周密曾长期在临安任职，熟悉当地掌故，他在《武林旧事》中直言：“浩穰之区，人物盛多，游手奸黠，实繁有徒。”临安的骗局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分工，花样百出。
最常见的有“美人局”，以娼妓冒充富户姬妾，引诱青少年上钩，再借机敲诈钱财；“柜坊赌局”则是团伙合谋开设赌局，诱人参赌后出千骗钱。而最能反映临安官场与市井勾连的，当属“水功德局”：但凡有人想求官、迁转、觅举，或是打官司、做买卖，游手闲汉便“假借声势，脱漏财物”——说白了就是打着能疏通官场的旗号，从中截流钱财。这类骗局能屡屡得逞，核心就在于背后确实有官场人脉，本质是基层吏治腐败向市井的延伸。周密在《武林旧事》里说这类骗局“不一而足”，可见数量之多。
除此之外，还有专门在交易中下手的“白日贼”，“以伪易真”“以纸易衣”，用铜铅冒充金银，用土木伪造香药，手法“变换如神”，大白天就能让人上当；有叫“涉儿”的窃贼，惯用“刀镊手作”偷取钱物，专门瞄准富家子弟下手；还有一类闲人，专门守在妓馆酒楼附近，以献香、陪送为由索要赏钱，“雇之则贪婪，不雇之，则强颜取奉”，半乞讨半勒索。至于街头哄骗、拐卖人口等事，同样屡见不鲜。
青楼与酒肆：寄生性的灰色业态
与骗局相伴而生的，是昌盛的青楼业与酒肆茶楼里的灰色生态。南宋临安的妓院不像北宋开封那样直白张扬，往往打着“歌馆”的招牌，遍布城内外，尤以平康诸坊最为集中，“皆群花所聚之地”。还有不少藏身于茶肆、酒店之中掩人耳目：所谓“庵酒店”，就是娼馆在内，酒阁暗藏卧床；所谓“水茶坊”，也是娼家摆设桌凳，以茶为由头，引诱后生花钱，称为“干茶钱”。
这些青楼等级分明，上等的“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名妓如赛观音、孟家蝉、唐安安之流，“家甚华奢”，帐幔茵褥多用锦绮，器具多为金银。次等妓女也竞相装扮，甚至不惜租赁首饰器物撑场面。下等风尘女子则只能在街头巷尾卖笑招客。
临安的酒楼普遍以妓女陪酒招揽生意，每到晚间，大酒楼门口都聚集数十位浓妆艳抹的妓女，“以待酒客呼唤”。店家最惯用的手段，就是让妓女哄骗食客点高价酒菜，牟取暴利，“惟经惯者不堕其计”。茶楼也有类似的营生，称为“花茶坊”，最出名的如俞七郎茶坊、朱骷髅茶坊，男女混杂，纷争不断，被视为“非君子驻足之地也”。
酒肆里还寄生着形形色色的帮闲人群：有“闲汉”，专门盯着富家子弟，主动招呼，鼓动买物招妓；有“厮波”，主动为食客斟酒换汤、歌唱献果，借机讨赏；有贫贱女子主动上前侍奉，人称“打酒座”；还有卖果子、食药、燃香的，不问客人要不要就直接散到桌上，强行索要钱财，叫做“撒暂”。这些人寄生在酒肆茶楼之中，构成了临安街市特有的灰色生态。
乱象背后：城市转型的多重动因
临安市井乱象之所以如此集中、如此泛滥，并非偶然，而是城市急速扩张过程中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快速膨胀带来的市场失序。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临安作为都城，行会多达414行，商铺连门皆是，夜市通宵不绝，市场规模与活跃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但与之配套的市场规则、监管体系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投机、造假、垄断、走私等行为自然滋生。丰厚的商业利润也刺激了奢侈消费、娱乐消费的膨胀，为奢靡攀比、青楼卖笑等现象提供了经济基础。
其次是庞大而复杂的流动人口带来的生存异化。南宋放松了人口迁徙限制，临安人口达到一百二三十万，其中大量是外来流动人口。皇亲国戚、官宦士人、富商大贾、手工业者、小贩、雇工、无业游民混杂共处，贫富悬殊，生存方式千差万别。不愿从事体力劳作的人，便依托街市衍生出各种灰色谋生手段：帮闲、妓女、骗子、街痞、牙侩，各有各的门道，共同构成了乱象的主体。而贪官污吏的包庇与勾结，更让这些行为有恃无恐，《名公书判清明集》里就提到，当时各色请托人出入衙门，“入佥厅嘱托讼事，遂使佥厅为市易关节之地”，官场与市井打通，乱象自然愈演愈烈。
第三是统治政策的宽松与实用主义导向。宋代治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朝廷更看重从城市经济中获取财政收益，因此虽名义上重农抑商，实际却放松了对商业的管制。坊市制度废除、宵禁松弛，在激活市场的同时，也削弱了对城市社会的管控力，给各种非法活动留下了空间。而官方自身也深度参与市场经营，比如开办豪华酒楼、参与官营工商业，本身就助长了奢靡之风，也让很多禁令形同虚设——销金铺翠屡禁不止，官吏经营酒肆屡查不绝，根源就在于此。
第四是社会流动加剧与观念变迁的催化。宋代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社会流动频繁，“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成为常态。大量破产者流入城市，成为破落户、游民，成为市井乱象的后备军。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传统义利观，拜金意识日渐浓厚，“钱足以使鬼神”的民谣广为流传。
南宋人罗大经就直言：“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还有富翁公然宣称，致富之道要先去掉“仁、义、礼、智、信”这“五贼”。传统道德约束力松弛，逐利成为首要目标，各种不择手段的牟利行为自然层出不穷。
事实上，临安的市井乱象，并非宋代独有，但无论是种类之多、渗透之深还是规模之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不是简单的“世风日下”，而是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化都市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阵痛。
课本里我们只看到宋代城市的繁华与风雅，却很少看到繁华背面的无序与斑驳。造假、霸市、骗局、奢靡，这些灰色的市井图景，恰恰是理解宋代社会的另一个维度：它见证了城市经济的活力，也暴露了传统治理体系的局限；它反映了市民社会的生长，也折射出观念与道德的变迁。临安的风雅与乱象，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真实而鲜活的宋代都市图景。#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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