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报(记者 马嘉)在2026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大会(CSGCT)现场,信念医药联合创始人肖啸说了一个细节,让全场安静了几秒。“公司第一个基因治疗药物,2025年4月获批,但直到2026年8月才迎来第一个患者用药,这中间隔了将近一年半。”
“不是质量问题。”肖啸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是销售和支付端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过去几年,中国CGT(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在研发端不断刷新纪录,截至2026年9月,中国已批准14款CGT产品。研发速度跑起来了,支付端却跟不上。当一款药已经获批,患者为什么还是用不上?
定价“天花板”碰上支付“地板”
肖啸描述的现状,早已引发行业关注。信念医药的血友病B基因疗法波哌达可基注射液(信玖凝)于2025年4月获批,是国内首款AAV基因疗法,最初定价高达279万元,2026年6月降至139万元,相当于“打了5折”。但即使如此,开出首张处方仍是在降价两个多月后的8月24日。
CGT,全称细胞与基因治疗(Cell and Gene Therapy),是继小分子药、大分子药之后的第三代疗法。它的逻辑不是“吃药压制症状”,而是通过改造细胞或基因治疗疾病。目前最广为人知的是CAR-T疗法,把患者的免疫细胞取出来,改造后再输回去,让它们精准攻击肿瘤。基因治疗则更进一步,直接修复或替换有问题的基因。这类疗法往往“一次治疗、长期有效”,甚至可能终身治愈,但价格高昂、支付路径复杂。
“一针139万元,即使价格腰斩,能支付得起的中国患者还是寥寥无几。”一位血液科医生直言,95%以上的患者家庭不一定能负担得起。
肖啸透露,其团队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把价格定下来。他也提出几条路径,如分期付款、提高支付上限,帮患者分担压力。他也承认,商业保险在中国“非常早期,不保带病体”,慈善捐赠“在中国较为欠缺”,甚至贷款、银行抵押、分期等途径,他们内部都讨论过。
科济药业创始人李宗海坦言:“支付太关键了。对企业来说,我们只靠医保显然不够,我们现在靠投资人‘发电’。另外,越来越多的海外患者到中国接受CGT治疗,这也让我们感到惊喜。现在已有新西兰、美国等国家的患者来我们国家治病。”
君联资本联席首席投资官王俊峰认为:“中国的CGT在价格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在创新药可及性方面有很好的助益,能够惠及全球患者。它的价格目前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价了,而且还会越来越低。海外市场可能是企业能赚钱的地方。”
两条通道让研发端跑起来
在中国,CGT创新的加速,靠的是特殊的制度安排。2025年9月,国务院发布第818号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818号令),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领域的首部国家行政法规,首次在国家层面确立了“药品”与“医疗技术”双轨并行的管理框架。
同时,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作为另一条通道,一直在CGT创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简单来说,IIT是由医院研究者主导、不以药品注册上市为目的的临床探索,相当于在正式申报新药之前,先在患者身上验证技术是否安全、有没有效果。
李宗海表示:“中国有双轨制,一条是研究者发起临床试验(IIT),一条是监管通道。中国从2015年起,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双轨制”带来的时间价值,瑞宏迪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廖成有切身体会。他说,他们的一款PCV产品(个性化癌症疫苗)“牡丹”采取与K药联合用药的策略,取得了成功;而另一款产品M237采取单药策略,结果失败。按照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的传统监管路径,企业必须先完成单药的全部研究,才被允许探索联合用药,这意味着药物研究至少要晚一到两年。而通过IIT路径,他们仅需1到2例单药安全性验证即可启动联合用药探索,大幅缩短了时间。
快,不等于低质量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IND申报需生产三批药、建GMP车间、接受药监局检查;猴子毒理实验在美国FDA和欧洲并非必需,但在中国IND申报中“几乎是一个必需选项”,猴子价格已涨到二十几万元,一个毒理安全实验做下来“需要近千万元甚至更多”。相比之下,IIT“更快、更省钱”。
但“更快更省钱”不等于低质量。818号令实施后,IIT的门槛也在提高。根据818号令,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向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备案;研究过程中收费被明确禁止;全流程操作留痕,数据需30年长效归档。“这相当于给生物医学新技术IIT再次强调了‘研究零收费’铁律。”有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李宗海反复强调的正是这条原则:“IIT研究不允许收费,我们11年间从未向病人收费。”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CGT专委会主任委员王越表示,以IND为目标的叫“临床试验”,818号令提到的以技术备案或成果转化为定位的研究才叫IIT,即“备案临床”。“这两个概念有相互支撑的地方,怎样形成支撑、加速产品研发,同时又助力技术快速使用、确保安全,是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
他强调,中国药监局的数据质量要求“全世界最高之一”。“工厂核查一年大概要5次,每一次核查都要提出建议。IIT是中国监管领域‘世界独有’的贡献。我们看到有在中国做过IIT的企业到了美国,直接做到二期临床,甚至有的做到关键性临床。”
CGT产业怎么办
支付端的困局已摆在眼前,业内人士认为,仅靠国内单一支付体系,难以支撑CGT(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可持续发展。
支付端要加快从“单轨”走向“多层”。李宗海提出的“三保”——医保、商保、自费/慈善,正在成为行业共识。政策端已有积极信号,但多层次支付体系的建设,仍需政策、企业、社会共同推进。
企业要从立项起就考虑支付可行性。廖成说:“如果药物在国内的支付端不能实现,企业就要考虑项目是否具有全球竞争力,进入全球市场。瑞宏迪现在花更多的时间在立项审核上,而不是等到产品上市后再想支付问题。”
事实上,支付端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2025年12月,国家医保局发布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纳入19种创新药,其中包括5款国产CAR-T产品。2026年,首次有CAR-T企业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竞价环节。“从2018年的‘灵魂砍价’,到2025年商保‘从0到1’,再到2026年‘从1到2’,中国创新药支付体系正从‘单轨制’走向‘双轨分层’。”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此外,出海要从企业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行诚生物商务和市场副总裁刘肖表示:“企业仅靠国内市场绝对不够,要么直接走出去,要么把又好又便宜的支付解决方案做好,同时拓展海外,否则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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