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自由就是没有强迫：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然而，有时候使人变得不自由的，恰恰可能不是外在的命令，而是我们自己——那些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那些未经审视便接受的欲望，以及那些被误认为“出于本心”的选择。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追问的，正是这种更为隐蔽的处境：当人逐渐适应一个由工作、消费和娱乐构成的世界，甚至从中感到安稳而快活时，他是否还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又是否还会渴望另一种生活？
本文来源：《社会学的想象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C.赖特·米尔斯
1
被安排的生活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发生的许多事情仿佛都是被操控、被规划或只是随波逐流的结果；权威往往隐而不显；掌权者常常觉得既无须挑明，也无须为自身进行正当性辩护。
这也是为何普通人身陷困扰，或感觉自己面临问题时，既无法找到明确的思考与行动的对象，也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在危及他们模糊察觉到的、属于自己的那些价值。
福特汽车公司流水线上的工人，1913年。
合理化趋势一路高歌猛进，面对它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个体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他调整自己的志向和工作以适应自身所处的境况，而在这种境况中也找不到任何出路。久而久之，他便不再寻找出路，因为他已经适应了。工作之余，他的生活就是娱乐、消费和“寻开心”。
然而，消费这个领域也同样难逃被“合理化”的命运。于是，他先是在工作和生产中被异化，继而在消费和真正的休闲中被再度异化。这种自我调适及其对所处情境和自我的影响，不仅让他逐渐丧失了获得理性的机会、能力与意愿，也剥夺了他身为自由主体行动的机会与能力。到头来，自由与理性的价值于他而言似乎都已无从知晓。
2
没有理性的合理性
这些已调适者未必缺乏才智，即便他们已经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和消遣。卡尔·曼海姆用“自我合理化”这一概念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这个概念指个体陷入庞大的合理化组织的某个局部后，会系统性地依据“组织的规章和条例”，来严格规训自己的本能、志向、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所以说，合理化组织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异化的组织。在这类组织中，指导人们行动和思考（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的原则，既不植根于宗教改革式个体的内在良知，也不源于笛卡儿式个体的独立理性。
事实上，这些指导原则本身就是反个体的，与历史上所理解的各种个体性都背道而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其极端发展的阶段，随着合理性不断膨胀，其源头和掌控权从个体手中让渡给大规模组织，大多数人运用理性的机会也都随之湮灭了。如此一来，也就造就了一种没有理性的合理性。这样的合理性非但无益于自由，实为自由的扼杀者。
3
“快活的机器人”
个体性的理想变得暧昧不明，这实在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时代的症结已直指人之本性，关乎我们对人之极限与潜能的想象。关于“人性”边界与意涵的探索，历史尚未写下终章。从现代时期到当代，人的心理世界经历了何等深刻的转型，我们尚无从知晓。但我们现在必须提出这个终极之问：在当代人中，一种可称之为“快活的机器人”（The Cheerful Robot）的生存形态，是否会大行其道，乃至蔚然成风？
当然，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通过化学与精神病学手段、持续的胁迫还是受控的环境，人都能被塑造成机器人；但除此之外，那种弥散性的社会压力和未经规划的境遇链条，同样能有这样的效果。
然而，这些能让一个人从心底渴望成为一个快活而顺从的机器人吗？他真能在这种境况中感到快活吗？倘若能，那么这种“快活”的本质与内涵又是什么？我们不能再简单依赖于一种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即认为在“人之为人”的深处，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求与对理性的向往。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以下问题：在人之本性中，在当下人之境况中，在种种社会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快活的机器人”的崛起？又是哪些因素在与之相抗衡？
《我，机器人》剧照
4
异化之人的胜利
异化之人（alienated man）的出现及其背后隐含的所有主题，如今已波及我们整个严肃的思想界，并直接导致了思想界的普遍萎靡。它是当代人之境况的重大主题，也是所有配称为“研究”的学问都无法回避的重大主题。在我看来，再没有哪个理念、哪个主题、哪个问题，能像它一样如此深植于经典思想传统，又如此关乎当代社会科学可能的失职。
卡尔·马克思早年论“异化”的篇章，已对此有过精辟的洞察。格奥尔格·齐美尔在那篇有关“大都会”的文章中，主要探讨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格雷厄姆·沃拉斯在有关“伟大的社会”的著作中，也触及了这一点。它还是弗洛姆提出“机械人”这一概念的背景。近来学界对“身份与契约”“共同体与社会”等经典概念的诸多重新阐发，其背后都隐含着对此类人可能得势的深切忧虑。
理斯曼所谓的“他人导向”与怀特笔下的“社会伦理”，这类概念背后的冷酷内核所指的也正是这一现实。当然，最为人熟知的当属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揭示的那种“胜利”（如果这也能被称作胜利的话），其核心所指也正是此类人的全面胜出。
左：卡尔·马克思，1875年。
右：乔治·奥威尔，1943年。
从积极的一面看（如今这已是令人颇为惆怅的一面），弗洛伊德的“本我”、马克思的“自由”、乔治·米德的“主我”、卡伦·霍妮的“自发性”——这些概念更深层的意义，就在于作为武器来抵抗“异化之人”的胜利。他们试图在“人之为人”的深处寻得某个核心支点，从而能够坚信，人终究无法被彻底塑造，绝不可能最终变成一种异化的存在——与自然、社会乃至自我相疏离。人们呼吁“共同体”，乃是尝试通过确立一些社会条件，来根绝此类人出现的可能，不过我认为此路不通；
与此同时，许多人文学者开始相信，精神病学家的治疗实践本身，恰恰是在造就异化的、自我合理化的人，因此他们也抵制这类“调适性”努力。在这一切——乃至更多古往今来严肃而敏锐的人学研究者的种种忧思——背后，存在着一个简单而决定性的事实：异化之人，正是西方“自由人”意象的对立面。
《飞越疯人院》剧照
对个人而言，自由是一种困扰，就表现为他对其中所涉及的条件与价值感到不安却又懵然不知，这便是所谓的“异化”。而对公众而言，自由是一项议题，则表现为他们对其中所涉及的条件与价值普遍冷漠以待，而这也正是民主社会本身的议题，无论其是作为一种现实还是一种理想。
5
自由意味着什么
自由并不是恣意而为，也不是在既定选项之间挑挑拣拣。自由，首先是有机会梳理阐明所有可能的选项，并就此进行论辩——在此之后，才谈得上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而也正因如此，若不在人类事务中极大地扩展理性所扮演的角色，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在个体的人生历程与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理性的社会使命便是梳理阐明种种可能，从而拓展人类在塑造历史时的决策范围。
人类事务的未来，绝非仅仅是一组有待测定的变量。未来，乃是有待我们决断的事务——诚然，这种决断是在历史可能性的界限之内。然而，这一可能性的疆界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我们这个时代，其界限看起来其实非常宽广。
电影《死亡诗社》截图
更进一步说，自由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做出关乎人类事务之未来的决策，以及由谁来做出这些决策的问题。从组织角度看，它事关公正的决策机制；从道德角度看，它事关政治责任；从智识角度看，它则事关人类事务在当下可能有哪些未来的问题。
然而，当今自由问题更严峻的层面，不仅关乎历史的本质，以及自觉决策改变其进程的结构性机遇；它还关乎人的本质，以及自由的价值无法再建立在“人的基本人性”之上这一事实。
自由的终极问题就是“快活的机器人”的问题。而它之所以会在今天以这种形式凸显，是因为我们已然看清，并非人人都天生渴望自由；也并非人人都愿意或能够努力去获取自由所必需的那种理性。
跳出个人的“一亩三分地”，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看清时代与命运的宏大图景
-End-
观点资料来源：《社会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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