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过杨登瀛这个名字，但很少有人真正搞懂，当年他为什么愿意做双面特工。杨登瀛原名鲍君甫，早年留学日本，思想上同情革命，大革命时期积极参与反帝运动，和不少共产党人交好。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国民党大肆搜捕革命者。同乡杨剑虹，正在筹建中统前身党务调查科，看中杨登瀛人脉广、懂日语，邀请他出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专门负责抓捕地下党员。
接到这个任命的时候，杨登瀛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但也不想直接拒绝，丢掉这个能接触敌人核心情报的位置。他找到老朋友陈养山，把这件事全盘托出，主动提出愿意把敌人的抓捕计划、人员名单秘密交给地下党。
陈养山立刻上报中央特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陈赓单线联系杨登瀛。就这样，杨登瀛正式开启双面特工的生涯。他明面上是国民党的特派员，拿着中统的经费，在上海租界、淞沪警备司令部之间游走；暗地里，他是中央特科安插在敌人情报核心的内线，源源不断送出关键情报。
第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营救罗亦农。1928年4月，罗亦农被叛徒出卖，在上海租界被捕。消息传到特科，陈赓立刻找到杨登瀛，让他查清案件细节，摸清引渡流程。
杨登瀛借着国民党特派员身份，直接找到英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打探审讯情况，很快查到出卖罗亦农的是霍家新、贺治华夫妇，两人手里还攥着一份三百多名党员的名单，一旦交给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杨登瀛一边稳住巡捕，一边把全部情报交给特科。特科原本计划在引渡途中武装劫狱，可陈立夫亲自赶到上海，怕夜长梦多，提前下令把罗亦农处决。营救行动没能成功，但依靠杨登瀛送来的情报，特科迅速铲除叛徒，收回那份人员名单，保住了大批地下同志。
第二场关键行动，就是摸清叛徒白鑫，协助特科完成锄奸。白鑫曾经是党员，叛变之后出卖彭湃、杨殷，导致两位重要领导人被捕。白鑫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害怕特科红队的制裁，躲在国民党官员范争波家中，有特务贴身保护。
杨登瀛借着国民党特派员身份登门拜访，假意夸奖白鑫“立功”，慢慢取得白鑫信任。白鑫以为找到了靠山，向杨登瀛透露，自己打算借去意大利避难的机会逃离上海。杨登瀛第一时间把出逃时间、路线全部传给陈赓。
特科据此部署，在1929年11月11日夜晚，在范公馆门口伏击，成功除掉白鑫，震慑了上海滩所有叛徒。这次行动，杨登瀛全程配合，为红队锁定目标创造了唯一的机会。
第三场危机，是保护任弼时，挫败敌人抓捕阴谋。1929年，任弼时在上海街头被捕，身上带着重要文件，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杨登瀛接到特科的求助，立刻动用自己在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的人脉，多方斡旋。
审讯当中，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普通商人，杨登瀛在一旁侧面配合，帮他淡化嫌疑，混淆敌人判断。经过多方奔走，任弼时顺利被保释出狱。同样靠着杨登瀛送出的情报，中央特科还提前察觉黄第洪的叛变阴谋。
黄第洪写信给蒋介石，主动出卖和周恩来见面的地点，杨登瀛拿到情报火速上报，党组织立刻取消接头，躲过一场致命埋伏。
杨登瀛愿意做双面特工，不是贪图钱财，也不是一时冲动。早年留学日本，接触进步思想，大革命的经历让他看清国民党的腐朽。他不想站在屠杀革命者的一边，可在当时的环境下，直接投奔红军并不现实。
担任驻沪特派员这个身份，刚好可以在敌人心脏位置，保护地下党组织。当然，他的身份也很特殊，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同情革命，接受特科的领导，这也是后世很多人争论他身份的原因。
他在上海潜伏的这几年，为中央特科撑起一道情报屏障。国民党特务的抓捕计划、叛徒名单、租界当局动向，源源不断送到陈赓手中。但潜伏之路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是杀身之祸。
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地下组织遭到重创，杨登瀛也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审讯，始终没有泄露任何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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