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南京公安机关审查一名被捕人员时，杨登瀛反复强调，自己不是普通特务，而是曾经为中共秘密工作的人。审讯人员并未立即采信，卷宗中的指控、证词和他早年的身份，都让这场审查变得十分棘手。
杨登瀛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化名：鲍君甫。这个名字一出现，陈赓很快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并非简单的旧职人员。于是，他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证明杨登瀛在上海秘密战线中确实发挥过作用。
一纸证明，改变了判决。
杨登瀛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熟悉日语，也了解日本社会。回国后，他曾在上海日文报刊任职。能写文章，会交际，懂租界规矩，这些经历让他在上海拥有了普通人难以触及的关系网。
1924年前后，杨登瀛加入国民党，后来参加五卅运动，并与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以及中共党员有所来往。1925年，陈养山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接触渐深，陈养山也把一些进步刊物交给他阅读。
改变往往发生在不显眼的谈话里。
通过陈养山，杨登瀛逐渐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认识了更多进步人士。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对大规模捕杀表示不满，曾在报刊上发表批评言论，因此被关押。后来在蔡元培等人的帮助下，他才获得释放。
这段经历，使杨登瀛与国民党特务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1928年，国民党方面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杨登瀛因同乡关系和广泛交游，被杨剑虹吸收为助手。杨剑虹去世后，徐恩曾看中了他的能力，杨登瀛逐渐成为上海方面的重要人物。
表面上，他替国民党搜集情报；实际上，他又把部分重要情况转交给中共。
据相关回忆，杨登瀛是否进入特务系统，曾由陈养山向陈赓汇报，再由陈赓请示周恩来。得到同意后，陈赓成为与他联系的负责人。为避免暴露，双方采取单线联系，接头时使用化名，彼此也尽量不留下多余痕迹。
杨登瀛的价值，不只是认识几个人。他能够出入租界，与英租界巡捕房人员往来，还曾担任顾问性质的职务。借助这些便利，他可以接触到国民党党务机关、警备系统以及租界方面的消息，再将情报分开处理。
有一次，他对陈赓说：“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陈赓回答：“再坚持一段，为了大局。”这类谈话并不长，却反映出秘密工作最危险的地方：身份必须隐藏，立场不能动摇，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等人在上海开会时被捕。陈赓判断，敌人行动过于准确，内部很可能出了问题。杨登瀛随后提供线索，指向叛变人员白鑫。虽然营救行动因敌方临时改变押解路线而未能成功，但这条情报帮助中央特科确认了敌情。
此后，杨登瀛还提供过有关叛徒和被捕人员的消息，并协助中共人员进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钱壮飞后来能够接近徐恩曾，便与这一时期的情报布局有关。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及时传出消息，使中共中央机关得以迅速转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然而，秘密身份终究难以永久隐藏。
顾顺章叛变后，陈赓曾提醒杨登瀛离开上海。杨登瀛认为自己有旧日关系可以周旋，没有立即远走。随后，他还是被捕，并被押往南京。由于国民党内部担心丑闻扩大，加上有人出面疏通，他被关押数月后获释。
获释后的杨登瀛失去了原有位置，也与中共方面中断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生活并不宽裕。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自己的经历，这一选择在1951年带来了严重后果。
当时，镇反运动正在开展，杨登瀛因早年担任中统方面重要职务，被人举报为反革命分子。面对审查，他提出联系陈赓。南京方面经过核实后，陈赓回信说明：“鲍君甫，自1927年即暗助我党，曾多次立功，建议从宽。”
这封信只有寥寥数语，却使案件得到重新审查。杨登瀛最终获释，没有被执行死刑。对审查机关而言，这也是一次重要提醒：处理历史复杂人物，不能只看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还要查清其实际行为。
1954年，生活困难的杨登瀛写信向陈赓求助。陈赓得知后，设法安排他到北京与陈养山、安娥等旧识见面，并请南京方面给予救济。此后，他每月获得一定生活补助，安娥也曾寄去棉衣和生活用品。
遗憾的是，杨登瀛晚年的处境仍然艰难。1967年，他被带往北京接受审查，面对要求其书写诬陷陈赓、陈养山的材料，他拒绝照办。1969年年底，杨登瀛因病去世，留下的身份，既不是一句“特务”能够概括，也不是一句“功臣”便能说尽。
他曾站在敌方机构之中，却把许多关键消息送到了另一边；他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却长期承担着极其危险的秘密任务。这样的经历，正是隐蔽战线中最难辨认、也最容易被历史尘埃遮住的一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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