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日，广州维新路，叶剑英即将前往国庆牌楼。街头彩灯高挂，人群往来不断，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危险已经被悄悄埋在花盆附近。
当天中午，一个中年男子来到牌楼下，趁人少时把牛皮纸包裹埋进花丛，随后迅速离开。包裹里藏着一枚定时炸弹，特务机关预定它在晚上八点左右爆炸，目标正是前来视察的叶剑英。
下午，两个八九岁的小学生在花丛边玩耍，意外发现了纸包。他们想起老师平时的教育，没有拆开查看，直接把东西交给了执勤民警。
这一步，看似普通，却改变了整起案件的走向。民警起初以为铁罐里装的是香烟，直到派出所所长张某打开罐底，发现里面排列着细小金属条，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市公安局防爆人员苏青赶到后，凭借战争年代积累的爆破经验，判断这是化学延时装置。浓硫酸会慢慢腐蚀细钢丝，钢丝断裂后触发雷管，爆炸时间很难精确估算。
拆除过程中，雷管突然发出细微声响。苏青立即将引爆部分放入水桶，提到楼顶。众人刚撤离，爆炸便在天台响起，木桶被炸得四分五裂。时间是下午六点五十分。
危险解除后，侦查人员没有急于大规模搜捕，而是从炸弹来源、领取渠道和可疑人员入手。很快，线索指向屈金汉。此人原籍番禺，曾在解放前混迹地方，后来逃往香港，并在那里被拉入特务组织。
屈金汉以回乡定居为名，于1950年9月2日返回番禺。9月29日，他在广州成珠茶馆接到两枚藏在烟罐中的炸弹。交货者使用“廖新”这个化名，并告诉他，国庆期间要在维新路牌楼制造爆炸。
侦查员没有立即闯入抓人，而是乔装成乡镇干部，把屈金汉请到乡政府谈话。起初他还大谈香港生活，声称自己十分感谢人民政府。谈到游览广州时，他说去了几处街道，却刻意漏掉了维新路。
“你去过维新路吗？”
屈金汉迟疑片刻，只得点头。侦查员继续追问：“牌楼下那包东西，是你放的吗？”他的脸色立刻变了，随后供出了接头人和藏在亲属家中的另一枚炸弹。
案情查清后，公安机关又抓获了化名“廖新”的肖汉彬。至此，台湾方面策划的“春耕行动”暴露出来。这个计划并非单独一次爆炸，而是企图通过刺杀叶剑英、破坏机关设施，在华南制造混乱。
1950年11月3日，广东公安机关集中收网，相关行动人员大多落网。11月28日，广州举行国庆安全保卫庆功活动，两名小学生受到表彰。一次刺杀，就这样栽在孩子们朴素而明确的判断上。
特务机关并没有就此停止。经过重新部署，行动重点转向华南局机关及省市重要机构。1953年，行动组把蔡仲文列为争取对象。蔡仲文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军队营长，1949年10月向解放军投诚，后来被安排在广东工作。
列淑贤受命以探亲妇女身份进入广州，还抱着婴儿作掩护。她带来五千元港币，劝蔡仲文重新加入特务组织，并要求他提供藏匿武器、接应人员的地点。
蔡仲文表面答应，转身便把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这个决定很关键。公安机关没有立即收网，而是让他继续周旋，掌握行动组的人员、暗号和武器来源。
不久，四支手枪和六枚炸弹被送到蔡仲文家中。表面上武器已经入境，实际上枪械被做了手脚，炸弹中的火药也被换成泥沙。特务得到的，是一个看似可靠、实则已经失去杀伤力的据点。
1953年6月，几名特务从澳门乘船抵达广州。其中黄达生、赖兆贵心知此事凶险，先向朋友说明身份，再到公安机关自首。公安机关将计就计，让他们按原计划活动，以免惊动另一组人员。
当晚，姚新年和陈祖连从蔡仲文处取走武器，潜伏到华南局大院附近。他们以散步者身份等待时机，却不知道周围的“情侣”与车辆都已处在侦查人员控制之下。
深夜翻墙前，姚新年察觉异常，拔腿逃跑。追捕中，他连续扣动扳机，手枪却没有响；陈祖连投出的炸弹同样毫无动静。两人很快被制服，所谓秘密行动至此彻底失败。
前来观察行动结果的陈印莲也被查出身份，她是列应佳的岳母。列应佳为了邀功，把亲属推入危险之中，却没有料到蔡仲文早已成为公安机关掌握全局的关键一环。两次刺杀计划，一次败在孩子捡到炸弹，另一次败在“内应”主动报告，行动人员最终相继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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