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去世，儿子操持着上午刚安葬完，56岁的儿子下午就随着他去了
那天上午十一点，青禾镇石桥巷的贺守义刚被埋进山坡上的新土里；下午三点多，他五十六岁的儿子贺维成，也躺在了自家堂屋中央。
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巷子里的人提起来，还是会下意识压低声音。
因为谁都记得，那天的白幡没有撤，香灰还没凉，父亲的坟包还带着潮气，儿子就跟着走了。
我家住在贺家对门。
贺守义八十四岁，年轻时在粮站干过，后来腿脚落下毛病，走路一瘸一拐。老伴去世得早，家里只有一个儿子贺维成。维成没有什么出息，年轻时在砖厂干过，后来给人装门窗、搬货、修屋顶，什么活儿都接。
他五十六岁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有点弯，可在贺守义面前，还是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老爷子吃饭时喜欢把鸡蛋黄留到最后，维成就每天把鸡蛋煮好，剥了皮放在碗边。老爷子怕冷，夜里不肯盖厚被，维成就半夜起来替他掖被角。老爷子耳朵背，电视音量总开得很大，街坊嫌吵，维成便买了副旧耳机，一点点给他调声音。
两年前，维成的妻子孙桂兰就劝过他：“把爹送到养老院吧，那里有人照看，你也能喘口气。”
维成正在院里劈柴，斧头停在半空，过了很久才说：“他不去。”
“他不去，你就一直这样熬？”
“那还能咋办？他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临到老了，把他送走？”
孙桂兰没再说话。
她不是嫌老人，只是看着丈夫一年比一年憔悴，心里也害怕。维成有高血压，胸口偶尔发闷，医生让他少熬夜、少干重活，可他从没真正听进去。药盒常年放在窗台上，吃不吃，全看他记不记得。
贺守义去世前那几个月，身体已经很差了。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贺家院里传来动静，推门一看，维成正背着父亲往屋里走。老人两条腿软得像面条，手还紧紧抓着儿子的衣领。
我赶紧过去帮忙，维成却咬着牙说：“不用，我能抱动。”
那一晚，他把父亲放到床上后，自己扶着墙喘了半天。
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
他摇头：“我没事，就是刚才使猛了。”
说完，他又低头给老人掖被子，仿佛自己的胸闷不值得提。
贺守义是在一个阴天的凌晨走的。
那时孙桂兰还在睡，维成一个人守在床边。他后来告诉我，老人临走前忽然睁开眼，看了他一会儿，嘴唇动了动。
维成把耳朵凑过去，才听清那两个字。
“冷不冷？”
老人问的是他。
维成当时没忍住，趴在床沿上哭了。他说自己守了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临到最后，父亲惦记的还是他。
早上六点，贺家的哭声传遍了石桥巷。
维成没有大哭，也没有坐下。他一会儿去借桌椅，一会儿去找抬棺的人，一会儿登记来帮忙的人情，一会儿又跑到厨房看火。有人劝他歇一会儿，他只说：“爹等着呢，不能耽误。”
孙桂兰端了一碗粥给他，他放在桌上，直到凉透也没喝一口。
棺材停在正屋，贺守义穿着寿衣，脸上没有了活人的血色。维成跪在灵前，腰板挺得很直，膝盖底下却慢慢渗出血来。
我看见了，悄悄拿了块布垫在他膝下。
他低声说：“谢谢。”
这是那天他说得最完整的一句话。
上午十点多，送葬的人从巷口出发。维成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父亲那根用了十几年的木拐杖。
有人提醒他：“拐杖不用拿了，埋人的时候也放不进去。”
维成说：“我拿着，他才知道我在送他。”
山坡上的风很大，白幡被吹得啪啪响。
骨灰盒放进墓穴时，维成蹲在旁边，一直盯着那只盒子。填第一锹土的人是他。他把铁锹插进湿土里，手腕抖得厉害，半天没能铲起来。
孙桂兰走过去想替他，他却把铁锹夺了回来。
“我来。”
“你已经一晚上没睡了。”
“我来。”
第二声比第一声更硬。
他一锹一锹把土填回去，直到坟包堆起来，才丢下铁锹，跪在坟前。
风把他的孝帽吹歪了，他没有去扶。
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摸了摸新坟，像摸父亲的额头。
“爹，”他说，“你先走，我晚点再去看你。”
没人把这句话当回事。
谁也没想到，那竟然成了他当天说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
院里空了，花圈靠在墙边，纸灰落得到处都是。正屋里的棺材撤走后，显得格外宽。贺守义平时睡的那张木床还在，床头放着一只掉了漆的搪瓷缸。
维成进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只缸洗干净，倒上温水，放到床头。
孙桂兰看见了，忍不住说：“爹不在了，你还给谁倒水？”
维成愣了愣，低声说：“他夜里醒了要喝。”
说完，他才像突然明白过来，端起搪瓷缸，又把水倒掉。
孙桂兰在厨房煮了面，端出来放在桌上。
“吃几口。”
“等会儿。”
“你从昨晚到现在什么都没吃。”
“我不饿。”
“你别总说没事。你自己的身体你不知道吗？”
维成靠在门框上，脸色灰白。他摸了摸胸口，又把手放下来。
“今天把爹送完就好了。”
孙桂兰听见这句话，眼睛一下红了。
“送完了，你就能好起来？”
维成没有回答。
他拿起父亲那根木拐杖，坐在门槛上，用一块干布慢慢擦上面的泥。那根拐杖的底端已经磨平，握手处也被攥得发亮。
他擦得很仔细，像在给什么贵重东西收拾灰尘。
下午三点多，巷子里的人都开始午歇。
孙桂兰去厨房洗碗，维成还坐在门槛上。过了一会儿，她听见院里传来“哐”的一声，以为是木盆倒了，擦了擦手就走出去。
维成不在门槛上。
父亲的房门半开着，里面传来轻微的响动。
孙桂兰走进去，看见维成弯着腰，正在把床上的枕头叠好。他一只手扶着床头，另一只手按住胸口，脸色难看得吓人。
“维成，你怎么了？”
他没有回头。
“没事，刚才有点喘。”
“你坐下，我去叫人。”
“不用。”
“你别逞强！”
孙桂兰刚走两步，身后忽然传来一声闷响。
她回过头，看见维成已经倒在了父亲那张空床边。
他的手还抓着那只枕头，身体蜷了一下，就不动了。
孙桂兰冲过去，把他的头抱进怀里。
“维成，维成你醒醒！”
她一边喊，一边拍他的脸。维成的眼睛半睁着，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孙桂兰跑到门外大喊：“来人啊！快来人！”
我第一个冲过去，随后是修锁的秦师傅和住在巷尾的刘婶。我们把维成抬到院子里，掐人中、揉胸口，能做的都做了。
可他的手越来越凉。
镇上的诊所离得不远，医生赶来时，只摸了一下脉，就慢慢把手收了回来。
孙桂兰死死抓着医生的袖子。
“他刚才还在说话，他说今天把爹送完就好了，他怎么会……”
医生没有接话。
过了很久，才叹了口气：“人已经走了。”
孙桂兰像没听懂，低头看着维成。
“你说什么？”
“贺维成，没了。”
她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你们弄错了吧？他只是累了。他一会儿还要去给他爹上香，他答应过的。”
没人敢看她。
堂屋里，贺守义的遗像还放在桌上，香炉里的烟直直往上升。父亲的照片板着脸，儿子却躺在照片下面，身上还是早晨那件没有换下来的孝服。
消息很快传遍了石桥巷。
有人说维成是伤心过度，有人说他这些年太累了，也有人说他早就有病，只是一直拖着。
孙桂兰听见这些话，忽然冲着众人喊：“别说什么跟着他去了！他不是为了证明孝顺才死的，他是把自己忘了！”
院子里一下安静下来。
“他忘了自己也会疼，忘了自己也会累，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他回话。你们别把他的死说得那么好听，好像这样就算圆满了。”
她说完，坐在台阶上，再也哭不出声。
第二天，贺家又搭起了灵棚。
还是同一条巷子，还是那些帮忙的人，只是灵堂里换了一张遗像。贺维成穿着那件孝服，照片上的他没有笑，眉头微微皱着，像还在惦记什么没做完的事。
这一次，孙桂兰没有让人把棺材停进父亲那间屋子。
她让人把堂屋收拾出来，单独摆上香案。
有人劝她：“父子俩埋近一点，也算有个伴。”
孙桂兰沉默了很久，说：“近一点可以，但不能把他们说成谁离不开谁。活着的人也有活着的责任。”
出殡那天，天阴得厉害。
贺维成的坟挨着父亲，隔着不到三步远。下葬前，孙桂兰把那只掉漆的搪瓷缸放在墓旁，里面装了半缸清水。
她没有把缸埋进去。
她说：“这是给你们活着的人留下的。以后谁口渴，自己回来喝。”
没人听懂这句话。
只有我明白，她说的是自己。
后来，孙桂兰没有搬走。她把贺家的院子重新收拾了一遍，父亲的床拆了，丈夫的药盒收进柜子里。那盒药里还剩下十几片，日期已经过了。
她没有扔，留在了抽屉最里面。
逢年过节，她会去山坡上看他们。先给贺守义烧纸，再给贺维成烧纸。每次临走前，她都会把两座坟旁边的杂草拔干净，把被风吹歪的白纸扶正。
有一年清明，我陪她上山。
她蹲在两座坟中间，放下两个饭盒，一盒是软烂的红烧肉，一盒是清炒豆角。
我问：“怎么还做两种菜？”
她说：“他爹爱吃肉，维成爱吃豆角。活着的时候总想着省钱，哪样都舍不得多买。现在没必要省了。”
说完，她坐在坟前，轻声念叨：“你们爷俩，一个上午走，一个下午走，倒是把日子安排得明白，把我一个人留下了。”
风从山下吹来，草叶一阵阵伏下去。
她没有哭，只把那只旧搪瓷缸拿出来，倒满清水，放在两座坟中间。
我站在旁边，忽然想起贺维成那天说的话。
今天把爹送完就好了。
可人这一辈子，哪有谁把谁送完，自己就可以不管不顾地走掉。
父亲需要儿子，儿子也有自己的命；照顾别人是一份责任，不该成为一个人把自己耗尽的理由。
后来石桥巷拆了，老房子一间间空下来，只有山坡上的两座坟还在。
每到清明，孙桂兰都会带着水和饭去看他们。
她先给父亲倒半缸，再给丈夫倒半缸。
倒完以后，她总要自己喝上一口。
因为她知道，活着的人，才真正需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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