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西安城内，东北军将领们面对一纸调令，争论的已经不只是驻地远近，而是这支部队还能不能保持完整。有人主张留在西北，有人急着东调。几个月前，他们还扣押了蒋介石；几个月后，却要接受南京方面重新安排。东北军由强转弱的伏笔，就藏在这场争论里。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期间，西安和临潼一带发生武装冲突，蒋系官员邵元冲、蒋孝先等人死亡。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张学良随蒋介石离开西安，随后被长期扣留。

张学良一走，东北军立刻失去了能够压住各派的核心人物。南京方面调集中央军进入陕西，同时提出两种处置方案：一种是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西移，红军留在陕北；另一种则是东北军调往豫皖苏等地，三方就此分开。

当时，杨虎城和中共方面更倾向于第一种安排。原因并不复杂，部队虽然离开西安，却仍在西北，彼此能够呼应。东北军内部却意见相左，老将领担心困守西北、补给困难，少壮派则认为，只有留在西北，才有谈判筹码。

矛盾很快演变成流血冲突。1937年2月，东北军内部发生严重火并，第67军军长王以哲等人遇害，随后老派势力进城报复，少壮派遭到打击。有人劝道：“此时再动刀，等于把部队交到别人手里。”可惜，局势已经失控。

东北军内部的裂痕，给南京方面提供了机会。1937年春，东北军接受东调方案，部队被分散部署到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三位一体”的格局由此瓦解。名义上是调防，实质上却是拆散；名义上仍有六个军，实际上已经很难形成统一行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军确实打出了几场硬仗。淞沪会战期间，第49军、第57军、第67军投入苦战。第67军在金山卫一带掩护部队撤退，军长吴克仁于1937年11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这样的战斗，带着明显的雪耻意味。

第51军在徐州会战中承担淮河防御任务。于学忠率部苦撑，多次阻击日军北进，为台儿庄方向的作战争取了时间。连续作战造成重大伤亡，部队却未能得到及时、足额的补充。打得越狠，元气消耗越快，这正是东北军后来难以为继的根源。

第53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和长沙会战，后又转入滇西作战；第57军长期在山东活动，第111师还在1942年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骑兵部队则在华北坚持作战。就抗战初期而言，东北军并非不敢打，更不是一触即溃。

问题在于，它没有被允许以完整力量作战。桂系、晋绥军、川军、滇军等地方部队，往往能够保持集团军层级，集中使用。东北军的几个军却被分别划入不同战区，彼此相隔甚远。部队一旦分散，既难互相支援，也难形成独立战役方向。

有意思的是，东北军将领并非没有升迁。于学忠曾任鲁苏战区总司令，万福麟也担任过较高职务，但这些职位常常伴随着兵权削弱。到1943年，于学忠离开鲁苏战区，转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万福麟则早在1938年底离开一线指挥岗位。职位还在，能够调动的部队却越来越少。

番号的变化同样耐人寻味。第67军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创后，番号一度被撤销，未能立即恢复。对一支曾经参与西安事变的部队而言，这种处理很难只看作普通整编。部队被打散，老将领被调离，剩余力量自然难以重新聚拢。

兵员补充更是致命问题。东北沦陷后，部队无法回乡征募，只能依靠军政部门拨发，或在驻地补充。伤亡五千人，补来一两千人的情况并不罕见。新兵大多来自各地，经过数年消耗，原有的东北籍官兵比例不断下降，部队的地域纽带随之变淡。

武器弹药也受制于人。东北军失去沈阳兵工体系后，装备来源主要依赖后方供应。补给不足，训练受限，兵员不齐，几个因素叠加起来，部队就算有作战意志，也很难保持早期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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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期以后，东北军已经失去统一首脑、固定地盘和高级独立编制，甚至连人员构成也发生改变。它不再是张氏父子时代那支拥有完整体系的地方军队，而是被拆分到各战区的作战单位。第108师后来参与围攻新四军，更说明原有政治立场和部队传统已经出现巨大变化。

有人问：“既然被不断削弱，为什么还要替别人拼命？”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东北军官兵的真实处境。抗战初期，他们想用战场证明自己；当发现牺牲未必换来补充，战功也未必换来信任时，部队的锐气自然难以维持。

东北军的“虎头蛇尾”，不是简单的将领无能，也不是士兵突然畏战，而是西安事变后被分割、削弱、改造的结果。它曾经试图以抗战洗刷1931年的耻辱，却在完成这一目标之前，先失去了作为一支完整军队继续奋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