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上海一间不起眼的电话亭旁，马景星攥着一张写有号码的纸条，几次抬头确认四周无人。丈夫袁殊刚被李士群控制，营救不能靠硬闯，更不能直接求助军统，潘汉年给出的办法却很特别：去找日本人。
这场营救的关键，不在监狱里有多少守卫，而在上海滩复杂的权力关系。李士群掌握着特工组织，背后有日本势力撑腰；袁殊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军统人员。他长期穿梭于多方之间，公开身份与秘密身份层层交织，稍有差错，便可能同时触怒几股力量。
袁殊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后来进入军统系统，也曾与中统方面发生联系。抗战时期的上海，报馆、帮会、特工机关和外国机构彼此纠缠，情报人员往往需要借助不同身份行动。袁殊的特殊之处，正是能够在多个圈层之间周旋。
但这种本领也伴随着巨大风险。
1939年，袁殊试图对李士群采取行动，却因内部有人泄露消息而落入其手。李士群没有立即处置他，而是把他当作一张可以利用的牌。对李士群而言，袁殊既熟悉军统，又接触日本方面，若能迫使其合作，便能扩大自身的情报来源。
审讯时，李士群摆出胜券在握的姿态：“只要你愿意合作，前途自然少不了。”袁殊没有接受，反而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替对方做事。双方都清楚，这并非一句口头争执，而是生死较量。
李士群原本想用威胁击垮袁殊，可袁殊也抓住了他的顾忌。他提醒对方，自己与日本方面以及上海杜氏势力都有联系，贸然杀掉自己，未必能够承担后果。李士群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逞强，却不敢轻易把事情闹到日本人那里。
有意思的是，李士群随后没有继续施刑，反而让人给袁殊准备饭菜，又把马景星找来。他对马景星说，丈夫人在自己手中，想救人就得拿出办法。
马景星在表面上只能低头应对。她没有争吵，也没有流露出真正的打算，只答应设法筹款。离开之后，她避开监视，转身进入一处僻静场所，找到潘汉年。
潘汉年是当时党在上海隐蔽战线的重要负责人，处理这类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上的敌我关系。袁殊虽然身处军统及日本情报圈之间，却另有一重秘密身份，长期为党组织搜集和传递重要情报。袁殊能够接触到的资料，正是隐蔽战线极为看重的资源。
马景星焦急地问：“丈夫被李士群扣住了，眼下该怎么办？”潘汉年没有让她直接组织营救，而是指出，李士群最怕的不是家属，也不是普通的威胁，而是日本方面出面干预。
他随即给出办法：“去找岩井英一，请日本人出面。”
岩井英一当时担任日本驻上海领事机构的重要职务，与日本军政系统中的部分人物关系密切。日本方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对汪精卫集团及其特工组织的态度也各有盘算。袁殊曾为岩井英一提供情报，因此在岩井眼中并非普通人员。
这层关系，成为营救行动的突破口。
马景星依照指示联系岩井英一，说明袁殊被李士群扣押。消息传到日本方面后，岩井很快采取行动。一辆日本轿车驶到李士群住处，来人直接询问袁殊的下落，并要求立即放人。
李士群起初还想装糊涂，称自己并不知道袁殊是谁。可当对方点明马景星已经求助，并强调袁殊属于岩井方面的人员时，他立刻改变了态度。这里没有所谓的情面，只有权力关系的重新排列。
袁殊被放出来时，李士群又换上一副笑脸，称此前只是误会。前后态度变化如此迅速，恰恰说明当时上海特工系统的真实状态：表面上都是替同一阵营办事，实际上各自有后台，各自保存实力，彼此之间随时可能翻脸。
这次脱险并不意味着危险消失。李士群遭到挫败，心中自然不满，只是还没有来得及重新下手，便在1943年9月于上海突然死亡。关于其死亡经过，史料中有日本方面下毒等说法，具体细节仍存在不同记载，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定论。
袁殊后来继续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曾达斋，逐步转入公开生活。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复合型情报人物，都能看到袁殊经历留下的影子，但艺术形象终究经过加工，不能与真实历史完全等同。
马景星当年拿着一张电话号码纸条走进电话亭，看似只是一次求救，背后却牵动了军统、日方机构、地方特工和党的隐蔽战线。那一刻，决定袁殊命运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而是谁能够调动真正有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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