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9日，北平，刘少奇在迎接队伍中停下脚步，握住一名高大青年的手。这个人叫李时雨，曾在敌伪机关任职，也曾佩戴军统少将军衔。刘少奇对他说：“你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了十八年，传回的情报，抵得上几个师。”李时雨只是笑了笑。
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1926年，他考入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在那里结识了地下党员林枫。林枫向他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让这个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1930年，李时雨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次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骤变，林枫希望他打入东北军内部。李时雨通过旧日同学张学孟的关系，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
这份工作并不显眼，却给了他接近军政人员的机会。他出入张学良公馆，与卫士和办事人员闲谈，借日军侵占东北的事实，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话不能说得太满，身份不能露出破绽，许多工作只能藏在几句看似平常的闲话中。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组织没有让他急于离开，而是要求他继续经营东北军方面的关系。此后，他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身份也不断变化。表面上，他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实际上，他在寻找一切能够传递情报、保护同志的机会。
抗战初期，天津地下组织购得一批电台器材，却苦于没有可靠的运输办法。李时雨借工作之便，弄到一辆公用汽车，伪装成办理公务，将器材送到指定地点。还有一次，地下工作者冯骥被关押在天津监狱，他设法查阅卷宗，销毁有关材料，使对方只能以“有嫌疑”处理，最终没有足够证据定罪。
1939年汪精卫投敌后，李时雨以国民党北方代表身份参加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天津后，将会议情况和搜集到的材料报告给组织。1940年，他得到批准，进一步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并在南京见到了陈公博。
陈公博是老牌政客，对来客往往反复试探。李时雨没有刻意表现，面对询问，只按自己的法学知识和实际见闻作答。陈公博认为他稳重、有才干，很快对他产生信任。后来，李时雨被安排到上海保安司令部工作，逐渐接触到汪伪机关的人事、军政部署及内部矛盾。
有意思的是，他的妻子孙静云也来到上海，承担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夫妻二人一明一暗，互相配合。1942年5月，李时雨被调任军法处处长，并获得少将军衔。他整顿军纪，惩办违法人员，还推动禁烟、禁毒、禁赌等措施。对陈公博而言，这些举动证明他办事认真；对地下组织而言，则提供了安插人员和获取材料的机会。
风险很快找上门来。1944年4月，北平日本宪兵突然到上海搜查李时雨住所，并带走孙静云。审讯围绕何松亭展开，日方试图从她口中查出地下关系。孙静云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实情。陈公博向日方施压，两周后，她才被释放并送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的处境更加复杂。汪伪人员被重新甄别，军统也在吸收部分旧机关人员。经组织安排，他进入军统上海区，担任第二组组长。由于长期不热衷于日常事务，只偶尔查看文件，他被同僚沈维翰盯上，怀疑其家人与共产党有关系。
沈维翰将情况报告给戴笠。戴笠回复：“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参加本局后情况还要详细核查，不可逮捕。”这道命令既有对李时雨旧功的考虑，也与李国章的证明有关。李国章同样身处隐蔽战线，清楚李时雨的真实情况，因此替他挡下了一次危险。
戴笠于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军统内部关系紧张，针对李时雨的怀疑再次加重。组织得到张执一的预警，决定让他离开上海。李时雨借助旧日关系，取得营口分局局长的任命，准备前往东北。
1946年9月17日，他刚准备出发，余祥琴突然通知他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处。临行前，他对司机说：“一个小时后我没有出来，就回家守着，若有人找我，只说我被捕了。”进入市政府后，他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数日后遭到审讯和刑讯，却始终否认所谓指控。由于拿不出确凿证据，军统只得通过司法程序给他安上罪名，判处七年六个月徒刑。
1949年2月，李时雨获准保释。消息传出后，党组织很快与他取得联系。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安排前往北平，作为地下工作者代表参加开国大典。多年隐姓埋名、数度更换身份的经历，至此终于留下了公开可查的姓名。80年代初，以这段隐蔽战线经历为原型的电视剧播出，李时雨的名字也被更多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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