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山东临沂，华东战场的部队整编正在紧张进行。陈毅、粟裕面对的并不是一支从同一支部队里“长出来”的军队，而是山东八路军、华中野战军以及各地地方武装的重新组合。
番号可以重新排列，干部的来路却不会被轻易抹去。后来华东野战军的纵队司令员中，有人长期在新四军战场上作战，也有人从八路军山东部队成长起来。看清这层渊源，才能理解华野为何既有苏中作战的灵活，也有山东战场的坚韧。
这12个纵队若按主要司令员的成长体系来划分，大体可分为两组：新四军系统7人，山东八路军系统5人。不过，这种划分说的是干部和部队的主要经历，并不意味着各纵队内部成分绝对单一。
新四军方面，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出生于福建南安，早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长期在新四军一师系统内作战。苏中反“扫荡”、车桥战役等行动中，叶飞逐渐形成了敢打硬仗、善于机动作战的指挥风格。
解放战争初期，叶飞率部北上，后来留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成立后，他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和淮海等战役。叶飞后来成为人民海军的重要领导者，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的经历稍有不同。他早年出身红七军，经过长征和西路军等重大考验，抗战时期进入新四军系统。1946年底，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率部参与华东多次作战。后来接任的滕海清，也是在这支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将领。
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来自新四军第一师系统。陶勇打仗有股硬劲，部队执行任务坚决，尤其善于在复杂地形中连续突击。莱芜、孟良崮、沙土集和淮海等战役中，第四纵队多次承担重要任务。1955年，陶勇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同样是新四军名将。他早年参加红军，抗战时期在新四军系统内任职，长期熟悉华中地区的水网、平原和乡村战场。王必成指挥部队作战稳健，既重视正面突击，也讲究穿插分割，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主要经历也在新四军和华中部队之中。他并非凭借显赫出身成名，而是在苏北等地一仗一仗打出来的。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初期，成钧负责的部队多次承担攻防转换任务。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管文蔚，是华中地方武装和新四军系统的重要干部。与叶飞、陶勇等人相比，他更多承担地方部队建设和根据地组织工作。第十一纵队形成后，管文蔚担任主要领导，后来转入地方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陈庆先，也属于华中野战军一脉。他的知名度不如几位主力纵队司令，但在地方武装整编、部队扩充和战场执行方面有实际经验。1955年，陈庆先被授予中将军衔。
山东八路军系统的五位司令员，则体现了另一条发展脉络。
第三纵队司令员何以祥，抗战时期长期在山东部队任职，曾担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领导。山东战场的攻坚作战，对部队组织和火力协同要求很高，何以祥正是在这类战斗中积累了经验。后来因伤离开一线，由孙继先接任，1955年何以祥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八纵队司令员王建安，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老将，抗战期间进入山东工作。他在山东军区长期任职，对胶东、鲁中等地区的部队情况十分熟悉。莱芜、孟良崮、济南和淮海战役中，第八纵队多次担任突击或攻坚任务。王建安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
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同样来自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主要在山东胶东地区主持军事工作。胶东根据地面对的敌情复杂，既有据点争夺，也有反“扫荡”和交通线破袭。许世友由此形成了鲜明的指挥风格，部队敢打敢拼。济南战役中，第九纵队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
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曾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并在渤海地区工作。他的特点不只是敢于指挥突击，更重视全局筹划和兵团协同。华东野战军整编后，第十纵队参加济南、淮海和渡江等战役，宋时轮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也应归入山东八路军系统的干部序列。他长期负责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建设。华东战场上，攻城和野战都离不开火力支援，特种兵纵队虽然不像步兵纵队那样直接占领阵地，却承担着破障、架桥、炮火压制等关键任务。陈锐霆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
有人据此认为，华野司令员中“新四军占多数”。这个判断若只按名单计算，确实如此；但若看华东野战军最初的主力框架，实际呈现的是新四军与山东八路军大体并立、相互交织的格局。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带有较强的地方部队性质，不能简单拿来与早期主力纵队等量比较。
“部队是哪里来的？”整编时有人这样询问。回答并不复杂：“番号可以合并，战斗力要靠战场检验。”
从苏中到鲁南，从胶东到淮海，这些不同来源的部队逐渐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华东野战军的形成，既不是单纯的新四军扩编，也不是山东八路军的简单改名，而是两套作战传统在战争中反复磨合后，形成了一支新的野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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