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亲自为朱德等十位将领授予元帅军衔。这场典礼看似水到渠成，实际上却经历了多年酝酿。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立即实行军衔制，并非工作疏忽，而是战争环境、军队整编和国家制度建设共同造成的结果。
授衔首先要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人民解放军虽然战功赫赫，但长期处于战争体制之中，部队编制、干部级别和指挥关系并不完全统一。若仓促授衔，容易出现职务与军衔不相称、上下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军衔不是简单换一套肩章，而是要同军队管理、薪金待遇、服役制度配套推进。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已在有关决议中提出军队等级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成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考。1950年12月，总干部部把研究军衔准备工作列入计划；1952年，干部评级工作展开，也被视为日后实施军衔制的基础。
事情刚有眉目，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大量投入前线，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作战和保障，授衔自然只能暂缓。试想一下，战事正紧时，给数以百万计的官兵重新评定等级，既牵涉指挥，也牵涉待遇，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部队团结。
1952年1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推进军队改革，军衔制重新进入议程。罗荣桓主持相关工作，总干部部、总政治部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参与研究。最初方案设六等二十级，从元帅、将官一直到士兵，整体结构明显带有苏联军制色彩。
有意思的是，第一套方案并没有顺利通过。方案曾考虑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准将，原因很实际。当时我军军、师级干部内部又分多个层次，若把不同职务的干部统统归入少将，级别跨度未免太大，管理上容易产生矛盾。
苏联顾问卡苏林却反对准将这一设置。苏军当时少将下面就是上校，副师级干部通常授上校。若解放军设置准将，同等职务的中国军官在军衔上可能高于苏军军官，这在双方交往中会造成不便。有人据此说：“既然苏军没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设？”第一套方案因此搁置。
1953年重新拟定的草案，选择了大校作为少将与上校之间的衔级，既照顾我军干部层次复杂的实际，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做法。与此同时，原来的上将、准上将等称谓作了调整，形成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将官序列，军衔名称逐渐固定下来。
真正推动授衔落地的，是一整套制度准备。1953年底至1954年初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1954年2月，军衔实施委员会成立；同年10月，中央军委确定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1955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条例规定了军官来源、军衔等级、权利义务和服役办法。原本列入制度的大元帅军衔，毛泽东并未接受。他曾说：“让我穿上大元帅服，多不舒服啊！”这一军衔后来实际没有授出。
授衔名单的确定同样颇费斟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曾被列入元帅考虑范围，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也曾进入大将人选范围，但他们当时已不在军队担任职务，因而没有授衔。陈毅的情况却不同。
1955年，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已经离开军队领导岗位。按照一般理解，他似乎也可以不授军衔。周恩来对此专门权衡，既考虑陈毅长期的革命经历和军事贡献，也考虑他在第三野战军中的威望。9月11日，周恩来在北戴河致电杨尚昆，明确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并表示平时不必穿军服，工作并不会受到影响。
这使陈毅成为特殊案例。他不是因为仍在部队任职才获授元帅，而是因为历史功绩、军队影响和现实工作的结合。1955年9月27日，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林彪、刘伯承因养病，叶剑英因参加演习，未能出席怀仁堂典礼。
同日，周恩来还授予大将军衔。随后，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陆续完成校官、尉官及士兵授衔。到1955年10月底，相关工作基本结束。军衔制由此成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把长期依靠战场威望维系的等级秩序，转化为国家法定的制度秩序。
1965年6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军衔制被取消。1955年的授衔，则留下了一组颇具历史意味的细节：它来得晚，是因为条件尚未成熟；它改得多，是因为必须适合中国军队；而陈毅获授元帅，则说明军衔评定从来不只是看当时职务，还要衡量一名将领在革命战争中的完整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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