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夜丈夫被女闺蜜两通电话叫走整夜不归,次日清晨刚进门,岳母抬手两巴掌:你把这个家当成什么地方
我妈那两巴掌扇下去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还亮着。
早上六点十二分,我们家防盗门刚开了一条缝,陈涛的皮鞋还没迈进来,我妈的手就抡圆了。左脸一下,右脸一下。声音脆得像是谁在楼道里拍了两张硬纸板。陈涛没躲。他左边脸上很快浮起来五个指头印,右边嘴角裂了一点点,渗出一点血珠子,他没擦。
我妈的声音整栋楼都能听见:“你把这个家当成什么地方?”
陈涛手里还攥着车钥匙,钥匙上那个小铁环是我俩领证那天在民政局门口花十块钱买的,上面刻着“百年好合”,四个字磨得只剩“百”和“合”。
我站在我妈身后,婚纱已经脱了,身上穿的是昨天敬酒时那件红毛衣,领口有点紧。我看着陈涛,他看着我,谁都没说话。我妈还要再打,我伸手拦了一下。我妈回头瞪我,眼眶是红的,但一滴眼泪没掉。她说:“你让开,我今天非得问清楚,他昨晚是跟谁过的。”
陈涛这时候才开口。声音哑得厉害,像是整夜没睡,又像是喊过。他说:“妈,是林薇。她出事了。”
林薇是陈涛的女闺蜜。从高中就认识,比我跟陈涛认识的时间长八年。陈涛跟我谈恋爱那会儿就跟我交过底,说林薇是他最好的朋友,让我别多想。我当时还真没多想。林薇我见过几回,瘦高个,说话轻声细语,在城南一家口腔诊所当护士。三十一了,没结婚,听说谈过一个对象,吹了。
婚礼前一天晚上,林薇还来酒店帮我们布置了婚房。她往床头摆了一对红色台灯,又蹲在地上把地上的气球一个个摆正。走的时候拍了拍陈涛的胳膊,说:“好好对人家。”陈涛笑了笑,说:“那还用你说。”
那是昨天下午的事。到昨天晚上,事情就变了。
洞房夜。亲戚们九点四十散尽,我妈和我爸回了隔壁酒店。我和陈涛回了新房。新房的床单是大红色的,上面撒了花生红枣,硌得慌。我正弯腰把那些东西往床底下扫,陈涛的手机响了。第一通,十点零七分。他看了一眼屏幕,眉头皱起来,接了。
“喂?你怎么了?”
那边声音我听不清,只听见是女的在哭。陈涛听了不到半分钟,脸色就白了。他说:“你别动,我马上来。”挂了电话他就开始穿外套。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林薇出事了,我得去一趟。”我说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但她那边真的出事了,我去看看就回来。”
他穿鞋的时候手机又响了。第二通,十点十一分。他接起来说:“我已经在穿鞋了,你别哭,先打120。”然后他就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声很轻,他向来关门轻。但那一声落在我耳朵里,比什么都重。
那天晚上他没回来。
我一个人坐在那张大红床单上。花生红枣硌得我坐不住,我就坐到沙发上。沙发是新买的,米白色,塑料膜还没撕干净,坐上去咯吱咯吱响。我给他打了四通电话,前三通没人接,第四通直接挂断了。后来我发微信,他回了三个字:在医院。再问,就不回了。
凌晨两点,我把那碗我妈晚上送来的小米粥热了,喝了两口,又倒掉了。粥已经有点馊味了,也可能是我的嘴苦。窗外是小区的路灯,黄澄澄的,照得那棵桂花树影子投在窗帘上,像一团没揉开的纸。我听见楼下有车经过,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又没了。我站起来看了一眼,不是他的车。
那一夜我没睡。到了五点多,天还是黑的,我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门开了。就是开头那一幕。
我妈是六点整到的。她住隔壁酒店,睡不着,想过来看看我们小两口早上吃什么,顺便把昨天剩下的喜糖收拾收拾。她刚走到门口,就碰见陈涛回来。于是那两巴掌,就那么落下去了。
陈涛靠在鞋柜上,没换鞋,也没往里走。他把事情说了。
林薇昨晚割腕了。
就在她自己租的那间一居室里。晚上九点多,她给陈涛发了条微信,说“我撑不住了”。陈涛当时在跟我敬酒,没看见。十点多散场后看见,打过去,林薇已经割了。没割多深,但血流了不少。陈涛到的时候,她自己打了120,人还清醒,就是哭。陈涛跟着救护车去了城南医院,缝了七针,又守了一夜。医生说要留院观察,怕感染,也怕她再想不开。
陈涛说这些的时候,声音一直很平。他说:“妈,我不是故意不回来的。我手机没电了,医院里又没有充电的地方,我借了护士的充电宝,刚充上就天亮了。”
我妈听完,没说话。她的两只手垂下来,攥着围裙边。围裙是我给她买的,上面印着一只黄鸭子,洗了几回,鸭子眼睛已经掉了色。
我爸这时候也到了,站在门口没进来,手里提着两袋包子,一袋肉的,一袋素的,热气从塑料袋里往上冒。
我妈问陈涛:“她割腕,凭什么叫你?她没有爹妈没有别的朋友?”
陈涛说:“她妈在东北,她爸早就不在了。她在这个城市,就我一个能叫得动的人。”
我妈说:“你昨天结婚。”
陈涛说:“我知道。”
我妈说:“你知道你还去?”
陈涛不说话了。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皮鞋。那双鞋还是我陪他买的,在商场四楼,打完折四百二。他平时挺爱惜,每天晚上回来都要擦一遍,擦完放在门口的鞋架上,鞋头朝外,摆得整整齐齐。今天这双鞋上沾了泥,后跟也磨了一块。
我妈那两巴掌,其实没打错。但我心里清楚,这事没那么简单。
我跟陈涛是前年秋天认识的,我二姨介绍的。我二姨在城南菜市场卖干货,陈涛他妈常去她那买木耳,两个人聊着聊着就聊成了亲家。陈涛在城北一家汽配厂当技术员,一个月六千八,不多,但稳当。我三十三,他三十五,都是头婚。处了不到一年,两边家里催得紧,就领了证。
林薇这个人,我早就知道。陈涛第一次约我吃饭就提了她。他说:“我有个女闺蜜,从高中到现在,比亲兄妹还亲。我跟你说清楚,省得你以后多想。”我当时觉得这人挺坦诚,还觉得挺好。后来见了面,林薇话不多,给我带了一盒她诊所的牙线,说:“以后牙有问题找我。”我笑着说好。
但我妈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林薇。我妈说:“男的女的,说什么闺蜜,都是糊弄人的。”我说妈你想多了。我妈说:“你看着吧。”
我妈五十九,退休前在街道办管了十几年计划生育,看人有一套。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去年冬天,在我家阳台上腌雪里蕻。那天下着小雨,她一边往坛子里码菜,一边说:“我不是说那姑娘坏,我是说,一个女的,三十一了不结婚,跟一个有对象的男的走那么近,这里面有事。”
我说人家就是朋友。我妈把坛子盖一扣,说:“朋友,你爸要有这么个朋友,你试试。”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我妈那双眼睛,比我毒。
林薇割腕的事,后来我从别人嘴里又听了一些。我有个初中同学叫方琴,在市里三院急诊科当护士。城南医院那晚没有急诊外科,是转到三院做的手术。方琴说,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来了个女的,手腕上缠着毛巾,血把毛巾都浸透了。陪着来的是个男的,三十来岁,穿一件灰夹克,整个人脸色比病人还难看。方琴说,那男的一直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护士让他签字,他手抖得签了三回才签好。
那个男的就是陈涛。
方琴还说,那女的一直没怎么说话,就躺在推车上,眼睛盯着天花板。缝针的时候也没喊疼。缝完了,推到观察室,那男的坐在床边椅子上,一夜没动。
我听完这些,心里翻了个个儿。我不知道该想什么。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城南医院。
我没告诉陈涛。我自己坐的12路公交,坐了八站,在城南医院门口下的车。我在门口水果摊买了点苹果,又觉得不合适,换成了一箱牛奶。牛奶提在手里沉得很,我提了一路,手心勒出一道红印。
林薇住在三楼观察室,靠窗那张床。我进去的时候她醒着,左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右手在玩手机。看见我,她愣了一下,手机差点掉在被子上。
我说:“我来看看你。”
她说:“你不用来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是陈涛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嘴角动了动就没了。她说:“你坐吧。”我坐在床边的塑料椅上,椅子腿有点瘸,坐下去歪了一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她手腕上的纱布,纱布雪白,白得有点晃眼。床头柜上放着一个保温杯,杯盖开着,里面是小米粥,已经凉了,粥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皮。旁边还有一个橘子,没剥皮,橘皮上有一块指甲印。
我问她:“你为什么要这样?”
她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停车场,停着十几辆车,最外面那辆是白色的面包车,车顶上落了一层灰。她说:“我活得太累了。”
然后她就不说了。我也没再问。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陈涛昨晚守了一夜,你让他回去睡吧。他今天早上走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
我说:“好。”
她又说:“你别怪他。是我打电话叫他的。我翻了一遍通讯录,能打的,就他一个。”
我说:“我知道。”
我走出病房的时候,在走廊尽头看见一个护士推着车过来,车上放着几瓶生理盐水,瓶子碰在一起,叮叮当当响。那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格外清楚。我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坐12路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想,这算什么事呢。
我跟我妈说林薇不是坏人,我妈不信。我妈说:“她是不坏,但她心里有你男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妈说:“我活了快六十年,这点事看不出来?一个女的,寻死觅活第一个电话打给谁,谁就是她心里那个人。”
我说:“那陈涛呢?”
我妈说:“陈涛傻。他觉得自己坦荡,觉得自己够朋友。他不知道,这种事,越坦荡越说不清。”
我爸在旁边听不下去了,说:“你少说两句。”我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我少说?我闺女洞房夜一个人过,你让我少说?”
那顿饭吃得谁都不说话。桌上四个菜,红烧肉、炒青菜、西红柿鸡蛋、凉拌黄瓜,最后剩了一半。我妈把剩菜倒进一个搪瓷盆里,盖上网罩,放进橱柜。那个搪瓷盆还是我奶奶留下来的,盆底有一块锈,洗不掉。
第三天,陈涛回了家。
他这两天一直在医院和厂里两头跑。厂里请假扣钱,他请了两天,扣了四百多。他回来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手里提着一袋橘子,在楼下水果店买的,十块钱三斤。他把橘子放在茶几上,坐在沙发上,两手撑着膝盖,半天没说话。
我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开着,哗哗响。其实碗早就洗干净了,我就是在那里站着。过了一会儿,我把水关了,擦擦手,走到客厅。
陈涛说:“对不起。”
我说:“你对不起我什么。”
他说:“我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新房里。”
我说:“你该不该去,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不说话了。茶几上那袋橘子有一个滚了出来,滚到地上,他弯腰去捡,捡起来放回袋子里。他弯腰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脖子上有一道红印子,像是被什么划的。我没问。
那天晚上他睡沙发。他自己抱了被子出去,说:“你睡床吧。”我躺在那个大红床单上,床单已经换过了,换成了一条蓝格子的,是陈涛他妈买的。我听着客厅里陈涛翻身的动静,沙发咯吱咯吱响。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后来的日子,表面上看是过回去了。陈涛每天上班下班,我每天去我那个服装店看店。晚上回来一起吃饭,看看电视,十点半睡觉。谁也不提林薇。
但事情没那么容易过去。
我一个星期后听方琴说,林薇出院了,回了东北。她妈来接的,坐高铁走的。走之前把城南那间房子退了,押金都没要。方琴说:“她走那天,就提了一个行李箱,别的什么都没带。”
我听完,心里空了一块。我不知道为什么空。
陈涛那阵子话少了很多。以前他下班回来,会跟我说厂里的事,哪个师傅又骂人了,哪个零件又出问题了。现在他回来就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刷着刷着就走神。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站在阳台上抽烟。他以前不抽烟的。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是谁在远处打着手电筒。
我站在客厅里看了他一会儿,没叫他。
我妈后来还问过一回。她问我:“林薇走了?”我说走了。我妈说:“走了就好。”我说:“妈,你那天打陈涛,打得对吗?”我妈想了想,说:“打是不该打,但我当时气不过。我闺女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他给我来个洞房夜跑出去,我接受不了。”
我说:“他是去救人。”
我妈说:“救人可以,但他得先跟你说清楚,他得让你知道。他那晚上连个电话都没给你打,这叫什么事?”
我没办法反驳我妈。她说得对。陈涛那晚上但凡给我打一个电话,告诉我林薇出事了,我可能也会让他去。但他没打。他挂了电话就走了。在他心里,那件事太急了,急到他来不及跟我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
又过了一个多月,天气转凉了,桂花都谢了。有一天我收拾柜子,在陈涛那件灰夹克的里兜翻出一张纸条。纸条叠成四折,压在一张加油票下面。我打开一看,上面是林薇的字。我认得她的字,婚礼那天她写过一个红包,上面写“百年好合”,字很秀气,笔画带一点往上的弯。
纸条上写着: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还。
我把纸条叠回去,放回夹克里兜,把夹克挂回柜子。那天晚上陈涛回来,我没问他。他也没提。那张纸条就那么一直在他夹克里兜,洗衣服的时候他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第二天又装回去。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看过。
冬天的时候,我跟陈涛回了趟他老家。他爸身体不好,住院了,我们回去看看。他老家在下面一个县,坐大巴要两个半小时。车上暖气开得足,我靠着窗户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陈涛在看我,他看了一会儿,说:“你头发乱了。”我说:“哦。”他说:“我帮你理一下。”他伸手把我额前那绺头发别到耳朵后面,手指有点凉。
那个动作让我想起结婚那天,他站在酒店门口迎我,也是这么伸手帮我理了一下头发。那时候他笑得很憨,一口白牙。现在他不怎么笑了。
在他老家那几天,他妈拉着我说了好多话。他妈说:“陈涛这孩子,从小就这样,认死理。他觉得对的事,十头牛拉不回来。”他妈又说:“那个林薇,我知道,高中时候来过家里两回。我不喜欢那姑娘。”我没接话。他妈拍拍我的手:“你多担待。陈涛心眼不坏,就是有时候分不清轻重。”
我说:“我知道。”
回城那天,在大巴上,陈涛忽然跟我说:“林薇给她妈打电话了,说在东北找了个药店的工作。挺好。”我说:“那就好。”他顿了顿,说:“她不回来了。”我说:“嗯。”
他没再说什么。窗外的田埂一片枯黄,远处有农人在烧秸秆,白烟细细地往天上飘。大巴车颠了一下,我手里的保温杯倒了,水洒了一点在裤子上。
年后开春的时候,我妈来我家吃饭。她做了四个菜,还包了饺子,韭菜鸡蛋的,陈涛爱吃。陈涛吃了两碗,我妈看着他吃,脸色比冬天那会儿好了不少。吃到一半,我妈忽然说:“陈涛,那天我打你那两巴掌,你别记恨我。”
陈涛愣了一下,放下筷子,说:“妈,我没记恨。”
我妈说:“我打你,是气你不懂事。但你救了人,这事你做得对。两码事。”
陈涛低着头,扒拉了两口饭,说:“我知道。”
我妈又说:“以后再有这种事,你先跟我说一声。再不济,你给你媳妇打个电话。她不是你,她在家等一夜,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陈涛说:“嗯。”
我坐在旁边,听着我妈一句一句地说,忽然想笑。我妈这个人,一辈子嘴硬,但那两巴掌之后,她其实是第一个原谅陈涛的人。她气的是那个“被丢下”的我,不是那个“去救人”的陈涛。
吃完饭,我妈走了,我送她到楼下。小区里的玉兰开了,路灯照着一树白花,风一吹,花瓣落下来,落在她肩膀上。她伸手拍了拍,说:“回去吧,外头凉。”我看着她走远,拐过那栋楼,看不见了。
我上楼的时候,陈涛在洗碗。水声哗哗的,跟那天晚上一样。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他的背影,他的肩膀比结婚那会儿瘦了一点,夹克空荡荡的。我说:“陈涛。”他回头:“嗯?”我说:“没事。”
他笑了一下,又转回去接着洗。
那张纸条,后来我再没见过。不知道是洗丢了,还是他收起来了。我也没问。有些事,问到底,反而没意思。
现在离那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跟陈涛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还是那个他,上班下班,擦鞋,刷手机,偶尔在阳台上站一会儿。我还是那个我,看店,做饭,偶尔去我妈那儿坐坐。我们谁都不提那个洞房夜,不提林薇,不提那两巴掌,不提医院走廊里的脚步声。
但有时候夜里醒了,我会想起那天早上六点十二分,门开了一条缝,陈涛的皮鞋迈进来,我妈的手抡圆了扇下去。那两声脆响,一直在我耳朵里,像昨天的事。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两巴掌到底该不该打。说该打,陈涛是去救人,一条命。说不该打,他把我一个人丢在新房里,一整夜,连个电话都没打。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陈涛那晚上到底做得对不对。说他对,他忘了自己刚结婚。说他错,他救了一条命。
林薇走后,我收拾过一次那个新房。床头那对红台灯还在,灯泡烧了一个,剩一个还亮。我把灯泡换上去,打开,红光把床头那片墙照得暖暖的。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又把灯关了。
那张大红床单,后来我收起来了,叠好放进柜子最底下。上面那层花生红枣,我扫了,装了一个小布袋,扔进了垃圾桶。扔之前我捏了捏,花生壳硬邦邦的,红枣已经干了,缩成一小团。
我妈那天早上扇巴掌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还亮着。那灯现在也还在,每次晚上有人经过,就亮了,过一会儿又灭了。
日子就这么过。
这事我讲完了,心里还是没底。你们说,洞房夜丈夫接到女闺蜜的求救电话,该不该去?去了整夜不归,一个电话没打,这算不算错?我妈那两巴掌,到底打掉了什么?你们家里要是遇上这种事,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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