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上海一间不大的编辑室里，茹志鹃再次面对被退回的稿件。稿纸上的故事并不宏大，却写着一名通讯员、一位新媳妇，以及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短暂而深切的信任。这篇后来广为人知的《百合花》，当时并没有顺利走进读者视野。
茹志鹃1925年9月1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她三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又离开家庭，只能跟着祖母辗转沪杭。糊火柴盒、磨锡箔、翻丝棉、缝纽扣，这些并非文学想象，而是她童年真实接触过的生活。
日子很苦，书却成了另一条路。她在学校里读到《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也反复阅读现代小说。后来到浙江莫干山区求学，学校几经搬迁，学习条件十分简陋，她仍尽力读书。那些关于人物命运的文字，慢慢积在心里，成为日后写作时不动声色的底色。
1943年，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生活》发表在《申报》副刊上，这是她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同年冬天，她随四哥参加新四军，进入文工团工作。舞台、行军和战地生活，让她看到文学并不只在书本里，也在普通人的神情、动作和一句话之间。
真正触动她的，是解放战争中的亲身经历。1946年苏中战场上，她曾在海安战斗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伤员被送来，担架不停进出，部队与群众彼此支援。她后来回忆，自己在包扎所承担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群众家里借被子。
这件小事，成为《百合花》的一个重要生活依据。小说中的人物和具体情节不是照搬真人真事，但战斗的时间、地点以及战地氛围，都和她亲历的岁月有关。她还曾与通讯员一起接近前沿，那些短暂接触留下的印象，后来化成了小通讯员朴素、腼腆而又可靠的性格。
行军途中，她用白报纸缝制本子，记录战斗经过和个人感受。没有桌子，就把背包放在腿上；没有整块时间，便写几行，甚至隔几天补成一篇。她曾把《战争与和平》带在身边，书越来越沉，战事紧张后，只好将没有读完的书送给老乡，日记却一直舍不得丢下。
有一次，文工团演出《白毛女》，突击队员还没有看完，进攻时间便到了。他们带着白毛巾标记走出会场，投入战斗。那一幕给茹志鹃留下极深印象。文艺并非只能供人消遣，它能够在关键时刻触及人的内心，也能让创作者重新思考手中的笔究竟应该写什么。
1957年以后，现实环境变得紧张。丈夫王啸平受到批斗，茹志鹃也承受着压力。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她回想起战争年代的同志关系：相处时间可能只有几十分钟，甚至只是一个眼神，但在生死考验面前，人和人之间反而能够迅速建立信任。
她没有选择惯常的激昂笔调，而是从一床被子写起。借被子、补衣服、羞涩地道歉、战场上的牺牲，这些细节看似轻微，却把军民关系和人物性格一点点托了出来。新媳妇起初有些防备，后来把自己的新被子拿出来；小通讯员不善言辞，却始终把任务放在心上。百合花被子由此不只是物件，也成为人物情感变化的见证。
1958年初，小说完成后，茹志鹃先后投给几家文学刊物，稿件都被退回。有编辑认为作品情绪不够昂扬，风格过于纤细。面对退稿，她没有立即改成另一种腔调，而是保留了原有写法。第三次投稿《解放军文艺》后，稿件虽未刊用，却被转给《延河》，同年3月得以发表。
发表并不意味着争议随之消失。有人批评作品缺少所谓的阳刚气息，甚至把艺术风格问题上升到政治立场。茹志鹃的处境一度相当困难。值得一提的是，王西彦曾为她仗义执言，但真正改变局面的，是茅盾在1958年6月《人民文学》发表的评论文章。
茅盾从结构、节奏、人物塑造和细节安排等方面肯定《百合花》，指出它以清新、俊逸的笔调表现庄严主题，人物形象由淡而浓，逐步显出内心。他的评价使这篇小说获得了更广泛的重视，《人民文学》还在同一期全文转载了作品。
这次转载对茹志鹃影响很大。她原本因现实压力而疲惫，经过这次肯定，重新坚定了继续写作的信念。1959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后又创作了《剪辑错了的故事》《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作品。
《百合花》的特别之处，不在于铺陈战斗规模，而在于它把战争落到人的细部：一床被子，一件衣服，一次回头，还有牺牲之后无声的悲痛。茹志鹃曾经在战地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经过多年沉淀，终于在稿纸上连成了一个完整故事。1960年代以后，这篇小说不断被选入文学读本，后来又被改编为电影，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短短篇幅，留下的却是战争年代最难被忽略的那部分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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