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延安机场，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高级干部准备返回前线。刘伯承看见王近山，没讲大道理，只说了一句：“跟我走吧，这里没仗打！”
这句话听着平常，分量却不轻。王近山在陕北已经待了两年，担任部队干部、参加学习，也承担过保卫延安的任务。可对一个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指挥员来说，真正的考验，显然不在窑洞和课堂里。
王近山为什么能被刘伯承看重？答案不只在于他敢冲敢打，更在于他能把一支部队带出性格，带出战斗力。
红军时期，王近山就以作战勇猛出名，后来得到“王疯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并非说他鲁莽，而是说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风险，敢把最硬的任务接过来。刘伯承用兵讲究计算，但并不排斥勇猛，王近山恰好是这种风格的执行者。
1943年，抗日战争仍在艰苦阶段，王近山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旅长。刘伯承命令他率部前往延安，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加强部队建设的任务。
部队从太岳出发，行军途中发现一支日军队伍。王近山并不知道对方是专门到前线观摩的军官团，但战机摆在眼前，不能放过。他当即组织部队隐蔽接近，迅速完成包围，随后发起突然攻击。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韩略村战斗。日军所谓“战地观战团”原本是来考察八路军作战方式的，没想到途中遭到伏击。战斗结束后，八路军从缴获文件中确认了敌人的身份，其中包括服部直臣少将以及多名大佐级军官，共歼灭日军军官一百二十余人。
有意思的是，这场战斗并不是王近山专门挑选的决战，而是一次行军中的临机处置。能不能打，往往就在这种突然相遇里见真章。
抵达延安后，王近山被任命为新编第四旅旅长。各根据地抽调来的干部和部队，组成了几支新部队。杨得志、黄永胜、邓华等人，也分别承担了重要指挥任务。延安此时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整训部队，真正的大规模战斗并不多。
王近山有了难得的学习时间。可是，学习并没有磨掉他的锋芒，反而让他对部队建设和战场指挥有了更深认识。能打硬仗，不能只靠个人胆量，还要靠组织、纪律、通信和后勤把一支队伍托起来。
抗战胜利后，形势迅速变化。各大战区的主力需要尽快返回原有根据地，接受新的作战任务。1945年8月25日，延安方面安排美军飞机运送数十名高级干部离开陕北，王近山也随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返回晋冀鲁豫地区。
飞机起飞前，刘伯承那句“这里没仗打”，其实已经点明了战略判断。延安相对平稳，晋冀鲁豫却处在冲突即将扩大的方向上。王近山要去的，不是一个安稳的岗位，而是一个需要立即动员、立即作战的战场。
回到根据地后，战事很快逼近。1945年9月，上党战役爆发，阎锡山部队进犯上党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展开反击。王近山和许多干部一起投入战斗，部队在实战中完成了从抗日武装向正规兵团的转变。
紧接着的邯郸战役，又检验了部队的协同能力。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陆续整编为多个纵队，王近山调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六纵队成立时间不算早，基础也不像老部队那样雄厚，想要站稳脚跟，必须拿出硬成绩。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第六纵队很快迎来考验。部队年轻，装备和作战经验都需要积累，王近山采取的办法很直接：在战斗中练兵，在硬仗中树立信心。
定陶战役中，第六纵队承担了重要任务。战场上，王近山没有因为部队成立不久就采取保守办法，而是根据敌我态势集中兵力，寻找突破口，连续实施强攻。战斗结果证明，这支新部队已经具备啃硬骨头的能力。
从那以后，第六纵队逐渐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一支能打恶仗的部队。即使王近山后来离开，部队身上仍保留着那种敢打、快打、硬打的作风。
刘伯承善于识人，也善于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王近山不是只会冲锋的猛将，他能理解命令背后的意图，也能把压力传给部队、把任务落到战场。那次延安机场上的邀约，表面看只是一次同行，实际却把一个善打硬仗的将领，重新推回了决定战争走向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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