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权进入中原之后,急于做的事情,并不是把所有的老规矩都改变过来,而是在于证明自己接过了上一任留下来的那条线索。
把这件事情放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去考量的话,它就显得很不一般了。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分成了许多个小国,并且各个新政权都会重新划分疆域、确定身份。但是中国的历史上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在秦汉之后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之后又有隋唐宋元明清时期,虽然皇帝的姓氏不同了,统治阶级的人群也改变了,但是能够登上了中原政治舞台的人们大都还要解释说自己所继承的是中国,并不是创建一个新的和以前没有任何关系的新王朝。
打下了天下的基础之后,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地位加上一个合法的理由呢?
答案要从西周开始讲起。周人灭亡了殷商之后,并没有把殷商完全消灭掉,也没有把整个天下分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小块来管理,而是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制度之下,虽然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领地,但是都必须服从于中央政府——也就是周天子所代表的整个国家。
这套安排留下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天下可以分崩离析,但是正统不能一直空缺下去,最后总要有人把它们重新整合在一起。后来无论形势多么混乱、诸侯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争夺的已经不是土地和人了,而是看谁能代表天下的权利。
秦始皇把该框架推向了新的高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今天看来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固定词句,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打破各个地方之间存在的实际障碍。文字可以相互理解,交通规则大体上一致了之后,市场与行政才算是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了。
秦朝的问题也十分明了,就是制度推行得太快了,刑法很严厉,劳役要求很高,在十五年内就结束了。它给后世的统治者留下了这样一个教训:用武力可以占领一座城市,但是无法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新的政府,制度还需要文化和利益以及秩序来支撑。
刘邦最后赢得楚汉之争,并不是因为把秦国所有的制度都推翻了重建,而是在保持郡县制的基础上减省刑法、降低赋税。项羽把天下分成了十八个州,想恢复原来的贵族统治秩序,但是只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再次陷入了混战之中。
这次比较具有代表意义,老百姓并不关心哪个旗帜的声音更大一些,更多的是希望交通能够畅通无阻、粮食可以顺利运输、赋税不要反反复复、地区之间不要频繁发生战争。一旦统一秩序开始运转之后,再想把它拆散就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了。
到汉武帝的时候,大一统已经不是皇帝口中的政治目标了,而被儒家教育、官员选拔以及历史记载所加强。谁能够代表正统,那么他就容易得到士大夫的支持,地方官僚也会很容易地找到一个共同的工作方式。
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现象,在很多草根皇帝登基之后,反而更加重视起天命的故事来。刘邦有赤帝子斩白蛇之说,朱元璋出生时也有红光、仙丹等传说附会其中,并不一定人人都要相信,但是可以传达一个信息:他们是被天下秩序所选择出来的君主,并非一般的军事领袖。
只用武力的话,为什么要编造出这么多的故事呢?因为传统的政治中,名分并不是一种装饰品,而是一种治理的成本,在有了名分之后,官员才会甘心地来归附朝廷,老百姓也会比较容易地接受统治者,地方势力也就没有公开反抗的理由了。
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之后,这种现象就更明显了。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国家的名字来源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把自己的地位放在了尧、舜、禹、夏、商、周三代历史之上,这就是说蒙古帝国想要成为中国的王朝而不仅仅是草原上的汗国向南发展。
清军入关之后,先是给崇祯帝发丧,然后修建了明十三陵,并且还组织编写了《明史》,这些都是为了表明清朝并不是简单的夺取了明朝的土地和政权,而是要接替中原王朝的位置。至于辽金也曾经设立过官制、创办过学校、实行过科举考试,并且积极地采用中原地区的管理方法。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了吗?不是这样的。元朝沿袭了蒙古制度,清朝也一直保持着八旗体制,辽金也有自己独特的民族与政治特征。真正的改变是,在中原统治区里,他们要使用一种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官员可以执行、地方可以延续下来的秩序。
北魏孝文帝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并且实行了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孝文帝却很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长久地统治中原地区就必须改变原有的部落制度。到唐朝的时候,长安城中胡汉杂居,突厥、高句丽等人的后代也进入了朝廷之中,这就证明了所谓的中华认同,并不是按照血缘来划分的。
1771年的时候,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畔万里迢迢地回到祖国新疆来,几千人冒着生命危险回来的故事经常被用来证明,在外漂泊了很长时间的民族仍然可以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文化与政治家园。其中包含着血缘的记忆、语言、制度、宗教以及历史共同体的影响。
但是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政权都能够很好地连接起这根线来。南北朝的时候有很多国家同时存在,宋、辽、金三个政权也有各自的领土和体制,并不总是承认其他两个政权是正确的。不同的是,在互相竞争的同时,它们仍然会讨论到底是谁代表了中国,而不会完全否认中国的这一说法。
这就是中国朝代更迭与欧洲国家更迭之间的区别之一,很容易被人忽视掉。中国的历史上分裂的时候都是以正统为前提的,目的就是想证明自己有资格统一全国,而欧洲中世纪的新王国则比较容易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
正统还具有一个实际的作用就是接替现有的管理机构。元朝的人口比蒙古本部要多得多,如果不使用中原地区的赋税、户籍以及官僚制度的话,庞大的农业生产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了。清政府继续沿用明朝的赋税制度,并且实行了摊丁入亩政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并没有完全抛弃原来的国家机器。
历史书写又增加了一份压力。后代编写前代的历史时,哪些人会被列入本纪,哪些人会被编入载记,则和是否具有正统性有关。哪一个统治者会希望自己的后代把他们当作篡位的人或者是地方割据势力呢?因此,建国、改制、修史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那就是我自己是否是合法的历史继承人。
归根结底,朝代可以更换,但是天下的观念是不容易改变的。统治者的名字可以变,年号可以变,民族成分也可以变,但是统一的国家结构、不变的文字体系、一以贯之的政治体制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可以把各个时期联系在一起。
把连续性说成没有中断,未免太过分了,因为战争、分裂以及文化差异一直都存在着。确切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曾经多次断绝,但是文明与国家意识却一直在不断的恢复之中,并且后来者并不是要重新开始一切,而是沿着前面遗留下来的路去修补完善。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侵略者最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中国的史书上,并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外来的统治者存在。对于他们而言,延续正统就是合法性的体现、治理的方法以及融入这片土地之后必须要做出的历史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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