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牌分开的那只手
建安二十二年冬，濡须口东岸的吴军大营里，一场庆功宴正进行到酒酣耳热之际。
席间有人拔出了佩刀，刀刃在灯火下泛着冷光，座中另一人几乎同时起身，双手各握一柄铁戟，戟尖指向对方。
满座将领无人上前。
只有一个人从主位起身，左手抓起一面盾牌，右手提刀，大步跨入两人之间，一边挥舞刀牌一边说了一句话。
他说，二位虽然能舞，都不如我舞得精妙。
刀牌翻飞之间，两个人被隔在了两边。
这件事发生在吕蒙的军营里。
那时候距离他白衣渡江、擒杀关羽还有两年。
《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六十七回记载了这一幕。
濡须之战结束，孙权赏军已毕，吕蒙设宴款待诸将。
甘宁穿着孙权所赐的锦袍坐在席上，吕蒙当众称赞他的功劳。
酒至半酣，凌统看着甘宁那副得意的样子，想起了父亲凌操死在甘宁箭下的旧事，心中大怒，睁目直视，拔了左右佩刀，立在筵中，说了一句“筵前无乐，看吾舞剑”。
甘宁立刻会意，推开案桌，从左右手各抢一枝铁戟，纵步而出，说“吾看使只戟”。
吕蒙见状起身，一手执牌一手持刀，舞入两人之间，说“二公虽能，皆不如吾巧也”，一边舞一边将二人分于两下。
早有人报知孙权，孙权拍马直到筵间，亲自为二人解和。
如果只看这一节，吕蒙的形象是一个居中调停的老好人，一个在酒宴上充当和事佬的都督。
但把这件事放回吕蒙一生的轨迹中，它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分量。
一个能在酒宴上徒手分开两员虎将的人，自己首先得是虎将。
一个能让甘宁和凌统都听命退下的人，自己首先得有压得住二人的本事和资历。
江东诸将中，论单打独斗，太史慈是神亭酣战小霸王孙策的人，甘宁是百骑劫魏营的人，凌统是年少统兵、冲锋陷阵的人。
吕蒙拿什么站在他们中间？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他第一次出现在江东军中的样子说起。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战长江孙氏报仇”是吕蒙的出场回目。
那时候孙权刚刚继承孙策之位，广招贤才，吕蒙与陆逊、徐盛等人相继投至麾下。
罗贯中给他的出场定位很干脆——勇将。
汝南富陂人，字子明，少年时南渡长江，投奔姐夫邓当。
邓当是孙策的部将，吕蒙十五六岁就跟着邓当上阵杀敌。
邓当死后，张昭推荐吕蒙接替邓当的职务，拜别部司马。
这是《三国志·吴书·吕蒙传》的记载，罗贯中在小说中保留了这段履历。
早期的吕蒙是什么样的人？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里有一段记载：吕蒙年少时“不修书传”，每次向孙权陈述大事，都是口述让人代写奏折，自己不动笔。
孙权曾经劝他读书，对他说：“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吕蒙推辞说军中事务太多，没有时间。
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卿言多务，孰若孤？
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吕蒙这才开始读书。
这段对话被收入《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也被罗贯中化入了《三国演义》。
它的转折发生在鲁肃经过寻阳的时候。
鲁肃本来心里是看不起吕蒙的，觉得他不过是一介武夫。
有人劝鲁肃说，吕将军功名日显，不能用老眼光看他，应当去拜访一下。
鲁肃去了，与吕蒙议论军国大事，大惊失色，说了一句流传千年的话：“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吕蒙的回答同样有名：“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三国志·吕蒙传》原文记载，鲁肃于是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友而别。
这段对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定了吕蒙人生的一条分界线。
分界线之前，他是“吴下阿蒙”，一个以勇力闻名的斗将；分界线之后，他开始用脑子打仗。
但“士别三日”是一句轻巧的话。
从斗将到统帅，中间隔着的不是三天，而是无数次具体的抉择和行动。
吕蒙早期最突出的战绩，恰恰印证了他“斗将”的身份。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孙权第一次西征黄祖，吕蒙随军出征。
黄祖令都督陈就以水军出战，吕蒙驾小船冲入敌阵，一箭射死陈就，黄祖军大败。
这一节在《三国志·吕蒙传》中的记载是：“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
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
吕蒙亲手斩下了陈就的首级。
一个亲手枭首敌将的将领，其勇猛程度不需要任何修饰。
到了濡须之战，吕蒙的角色已经开始变化。
《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孙权在濡须口与曹操对峙，吕蒙“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
濡须坞的修建是吕蒙建议的，他说，在濡须水的夹口位置兴建两座堡垒，利用两座堡垒互为依据，进可攻退可守。
孙权力排众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巢县东南二百八里的濡须口兴建了濡须坞，因为夹水的双坞看上去像月亮，又称“偃月城”或“偃月坞”。
曹操后来数次进攻濡须口，都因为这座水坞的存在而无法突破。
一个当年只会冲阵斩将的人，现在开始在战前规划堡垒的位置了。
但要说吕蒙真正脱胎换骨，是在处理甘宁这件事上。
甘宁归顺东吴的经过，《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写得很清楚。
甘宁早年投靠黄祖，在孙权西征黄祖的战斗中，凌统的父亲凌操追击黄祖军，甘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
这是《三国志·甘宁传》裴松之注引《吴书》的原文。
凌操一死，凌统与甘宁之间就有了杀父之仇。
甘宁后来投奔东吴，在吕蒙的引荐下见到了孙权。
孙权大喜，毫不记恨旧事，向甘宁请教破黄祖的计策。
甘宁归降后的第一场危机，恰恰发生在吕蒙的宴席上。
甘宁性情粗猛好杀。
《三国志·甘宁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载了一件事：甘宁厨房里有个小童犯了过失，逃到了吕蒙那里。
吕蒙怕甘宁杀他，把小童藏了起来，没有马上送回去。
后来甘宁带着礼物来拜谒吕蒙的母亲，要升堂见母的时候，吕蒙才把小童叫出来还给甘宁。
甘宁当面答应了不杀他。
可是回到船上之后，甘宁把小童捆在桑树上，亲自挽弓把他射死了。
然后下令船上的人加固缆绳，自己脱下衣服躺在船中。
吕蒙的反应是什么？
《吴书》的记载是：“蒙大怒，鸣鼓聚兵，欲就船攻宁。”
吕蒙擂鼓聚兵，要上船攻击甘宁。
这不是做姿态。
一个能亲手枭首敌将的人，愤怒之下要杀一个违背诺言的人，完全做得出来。
甘宁听到动静，故意躺着不起来。
转折点出现在吕蒙的母亲身上。
吕蒙的母亲光着脚从后堂跑出来，拉住吕蒙说：“主上待你如同骨肉，把大事托付给你，怎么能因为个人的愤怒而想攻杀甘宁呢？
甘宁要是死了，纵然主上不责问你，你作为臣子这样做也是非法的。”
吕蒙一向孝顺，听了母亲的话，心里明白过来。
他亲自来到甘宁船上，笑着招呼：“兴霸，老母正等你吃饭，快上岸吧。”
甘宁十分羞愧，流着泪对吕蒙说：“我有负于您。”
便与吕蒙一起回去拜见吕母，欢畅地宴饮了一天。
这件事如果只从“吕蒙孝顺”的角度去读，就错过了它真正的分量。
吕蒙放弃的不是一次简单的报复。
他放弃的是“斗将的正义”——有人负我，我便以刀兵相向。
他选择的是“统帅的克制”——主上待我如骨肉，把大事托付给我，我的愤怒不能超过我的职责。
这个选择的分量，在他后来为甘宁向孙权求情的举动中看得更清楚。
《三国志·吕蒙传》记载，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常不合吕蒙的心意，又时常违抗孙权的命令，孙权对他非常愤怒。
吕蒙每次都替甘宁求情，说：“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
孙权于是厚待甘宁，甘宁最终也为东吴所用。
从“鸣鼓聚兵欲攻甘宁”到“辄陈请，宜容忍之”，中间隔着的正是吕蒙从一个斗将变成统帅的那条路。
斗将看的是眼前的恩怨，统帅看的是天下未定的大局。
甘宁是一员难得的斗将，孙权需要他，东吴需要他。
吕蒙放下了自己的愤怒，因为他算的不是个人的账。
凌统与甘宁的仇怨，比甘宁违诺杀小童的事更棘手。
杀父之仇，在东汉末年的伦理标准下，是不共戴天的。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甘宁刚刚归顺东吴，在孙权的接风宴上，凌统拔剑欲杀甘宁，被孙权和众官拦住。
孙权为解决此事，特意将凌统与甘宁分开。
到了第六十七回，甘宁在合肥前哨战中当先攻克皖城，庆功酒宴上，凌统对吕蒙和诸将盛赞甘宁不满，又记起杀父之仇，借口舞剑助兴，伺机欲杀甘宁。
甘宁舞双戟回应。
吕蒙操刀挟盾，将二人分开。
孙权随后赶到，亲自劝解，凌统哭拜于地，方才作罢。
吕蒙在这件事中的角色，不是简单的和事佬。
他是宴席的主人，是甘宁的引荐人，是凌统的同僚。
他既不能偏袒甘宁，也不能压制凌统。
他选的方式是站到两个人中间，用自己的身体和刀牌隔开两件兵器。
这个动作的潜台词是：你们要打，先过我这一关。
凌统和甘宁都清楚吕蒙的武艺是什么水平，也都清楚吕蒙在孙权心中的分量。
他们没有越过吕蒙继续动手。
但吕蒙做的远不止分开两人。
《三国演义》后来的情节中，凌统在濡须口与乐进对阵，曹休暗放冷箭，凌统中箭落马，乐进挺枪来刺。
是甘宁及时放箭射伤乐进，救了凌统一命。
凌统获救后向孙权道谢，孙权才告诉他，当日是甘宁救了他。
凌统深受感动，与甘宁尽释前嫌，结为生死之交。
甘宁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位置、在那个时机放箭？
小说中没有写吕蒙在其中做了什么安排。
但把濡须之战中吕蒙“数进奇计”的记载、他作为濡须督“以弓弩破曹军前锋”的记载连起来看，吕蒙在濡须的布防中把甘宁安排在了能够策应凌统的位置上，并非不可能。
一个统帅的职责，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吕蒙没有替甘宁和凌统写和解书，他做的是创造让和解成为可能的情境。
回到吕蒙自身的成长。
孙权劝学之后，吕蒙读了多少书、读得怎么样，正史没有详细记载。
但《三国志·吕蒙传》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
这句话的前半段说他不读书，后半段说他口述奏疏。
口述奏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它需要把复杂的军国大事在脑中理清脉络，再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
吕蒙在军中多年，每次向孙权汇报军情，都是现场口述，让人记录成文。
这种能力，不是读了几本书就能突然获得的，它来自长年累月在战场上的判断和决断。
吕蒙最著名的一战，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手。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进攻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
吕蒙镇守陆口，与关羽为邻。
关羽在荆州留守了大量兵力防备吕蒙，沿江设置了烽火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一旦有警，烽火相传，荆州守军可以在半日内得到消息。
《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写吕蒙看到这种布防，知道强攻不可行，于是“拖病不动”。
陆逊看出吕蒙的用意，献上骄兵之计。
吕蒙上书孙权，说自己病重，请求分一部分士兵回建业治病。
孙权配合吕蒙的计策，公开召回吕蒙，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守陆口。
陆逊到任后，给关羽写了一封信，言辞极其谦卑，极力赞美关羽的功劳，说自己是一介书生，不堪重任，请关羽多多指教。
关羽收到陆逊的信后，果然放松了警惕。
他认为陆逊不过是个无名之辈，吕蒙又病重离职，荆州无忧，于是把留守荆州的大部分兵力调往樊城前线。
吕蒙等的就是这一刻。
接下来的行动，是三国时期最精密的一次奇袭。
《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记载，吕蒙选了快船八十余只，让士兵都扮作白衣商人，在船上摇橹，船舱里埋伏精兵。
船队日夜兼行，直抵北岸。
到了关羽设置的烽火台附近，船上的“商人”用财物贿赂守台的士兵，请求靠岸停泊。
守台士兵贪图财物，没有阻拦。
到了夜里，船舱中的精兵尽出，把烽火台上的守兵全部拿下，绑缚起来，一个都没有走脱。
烽火台被控制之后，吕蒙的船队继续前行，到了荆州城下。
他让被俘的守台士兵去叫城门，城中守军见是自己人，开了城门。
吕蒙的军队一拥而入，荆州城就这样被拿下了。
拿下荆州城之后，吕蒙做了一件比军事行动更重要的事：他严令军队不得骚扰百姓。
有一个士兵是吕蒙的同乡，拿了百姓一顶斗笠来覆盖铠甲。
吕蒙说，你虽然是同乡，但我已经下了命令，不能因为同乡就废了军法。
他流着泪斩了这个同乡。
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关羽留在荆州的将领和士兵的家属，吕蒙都加以抚慰，送粮送药，问寒问暖。
关羽从樊城回师途中，多次派人来荆州打探消息，吕蒙每次都厚待来使，让他们在城中自由走动，到士兵家中去看望。
使者回去之后，把荆州城中的情况告诉了关羽的将士，将士们知道家人都平安无事，而且待遇比从前还好，顿时失去了战意。
接下来的事，是关羽败走麦城。
吕蒙预料关羽兵少，必不敢走大路，麦城正北有险峻小路，关羽一定会走那里。
他令朱然引精兵五千，在麦城北面的小路上设伏。
关羽果然带着关平、赵累等人从北面小路突围，被朱然的伏兵擒获。
孙权下令将关羽父子处斩。
荆州平定。
从建安二十二年濡须宴席上操刀挟盾的吕蒙，到建安二十四年白衣渡江的吕蒙，中间隔了两年。
这两年，恰恰是吕蒙谋略最成熟的时期。
一个当年需要母亲赤脚跑来劝阻才能放下愤怒的人，现在能面对关羽这样威震华夏的名将，耐心地装病、等待、布局，直到对手把后背完全暴露出来。
《三国演义》给吕蒙安排的结局，放在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里。
孙权设庆功宴，置吕蒙于上位，夸赞他说：“设计定谋，立取荆州，胜子敬、周郎多矣。”
孙权亲自斟酒相庆。
吕蒙正要接酒，忽然发病，倒地而死。
小说中写的是关羽魂魄索命，七孔流血。
这是罗贯中“拥刘抑曹”立场的产物，把一个在正史中因病去世的人，写成了一个被冤魂索命的反面角色。
但即使是在这样一部对蜀汉充满同情的作品中，吕蒙的军事才能仍然无法被抹杀。
罗贯中在小说中借孙权的口说吕蒙“胜子敬、周郎多矣”，又在嘉靖本中借他人之口说“吕蒙勇而有断识军计谲郝普诱关某最”。
这是罗贯中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白衣渡江这一战，在整个三国时期，没有第二个人能打出来。
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江东第一武将是谁？
太史慈是神亭酣战孙策的人，弓马震雄师。
他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是合肥之战中计，身中数箭，回营后伤重身亡，年四十一岁。
临死前大叫：“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
这是一员真正的虎将的结局，壮志未酬，死不瞑目。
甘宁是百骑劫魏营的人，锦帆贼出身，粗猛好杀，斗将之中无人能出其右。
他在濡须口的一百骑兵，不损一人一骑而还，这个战绩在整个三国中都找不到第二例。
凌统是年少统兵的人，父亲死在甘宁箭下，他自己在濡须口与乐进对阵，中箭落马，险些丧命。
他也是东吴后期最可靠的战将之一。
这三个人的武力，吕蒙未必能稳压其一。
但如果“第一武将”的含义不只是单打独斗的武力，而是作为武将的全面能力——战阵冲锋、临机决断、谋划全局、驾驭同僚——吕蒙确实站在了一个其他人没有到达的位置上。
他能亲手枭首陈就，能在濡须口操刀挟盾分开甘宁和凌统，能在陆口装病骗过关羽，能在荆州城下用一顶斗笠的人头换得全城民心。
太史慈没有来得及展现谋略就死了，甘宁的谋略在合肥之战中暴露了短板，凌统的资历和格局还没有到达统帅的层级。
只有吕蒙，从一个不修书传的斗将，变成了一个“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统帅。
濡须口的酒宴已经散了。
凌统和甘宁后来成了生死之交，甘宁在凌统中箭时放箭救了他的命。
那只在酒宴上操刀挟盾的手，后来在荆州城下斩了同乡的头，在麦城北面布下了伏兵，在庆功宴上接过了孙权斟来的酒。
酒还没有到嘴边，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刀牌落地的时候，濡须口的灯火早已经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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