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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酉阳史话 编辑：酉阳史话
——《前言》——
崇祯三年八月，北京西市的刑场上，围观的百姓不是在哭，是在叫好。
一个男人被绑在木桩上，刽子手手持利刃，一刀一刀地切割他的皮肉，围观者争着出钱购买那些肉，当场吞下，说这是在吃"奸贼"。
这个男人，就是大明蓟辽督师袁崇焕。
就在一年多前，他还是朝廷倚为长城的边关统帅，挡住了后金十几年的进攻，在宁远城下打赢了明军在辽东几乎唯一一场主动防御大捷。
这个场面，让三百九十年后的人仍然困惑：他究竟该不该死？
——《壹》——
从广东进士到辽东炮手
袁崇焕，字元素，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祖籍广东东莞，落籍广西藤县，具体籍贯至今在学界仍有争议，但这不影响对他生涯的判断。
他是科举出身，走的是正规文官路线。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进士，首任福建邵武知县。同年，萨尔浒一战，明廷集结数路大军试图合围后金，结果被努尔哈赤逐个击破，损失惨重。
辽东战局就此急转直下，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相继失陷，明军一再撤退。
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失守，明军溃入山海关，战局形势极为不利。袁崇焕此时赴京觐见，请命出关察看边情。
回朝后，他向皇帝请命独守山海关，获得破格重用，升任佥事，发给帑金二十万，令其招募兵员、整备边防。
这个书生，开始在辽东打仗。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筑宁远城。宁远位于山海关与锦州之间，是辽西走廊的战略要冲。与此同时，他向孙承宗、当时明军的高层主帅，争取调拨葡萄牙制红夷大炮部署到城墙上。
这批火炮，后来成了他最重要的武器。
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1626年2月初），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号称二十万（实约六万），进攻宁远。
彼时明朝关外防线几乎全线崩溃，继任督师高第已将关外兵马悉数撤入山海关，宁远成了孤城。袁崇焕没有撤，他刺血为书，誓死守城，组织将士以红夷大炮轰击攻城的后金军。
这场仗，明军赢了。
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兵在炮火下无从施展，后金撤军。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首次在攻城战中铩羽而归。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在宁远撤兵后不久病逝。
史料对其死因说法不一，但"宁远兵败、未几郁郁而终"的叙述，见于《明史》及多种同期史籍，宁远之战对其打击之大，可见一斑。
天启七年（1627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再次发兵，进攻宁远和锦州。
袁崇焕再次率守军以坚城火炮迎战，后金军攻锦州不克，转攻宁远，再度无功而返，史称宁锦大捷。
两度大捷，两次挡住后金南下。在辽东战局一片萧瑟的背景下，这两场胜利让袁崇焕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贰》——
三道催命符
崇祯元年七月（1628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不久，召袁崇焕在平台面对百官议事。皇帝寄以厚望，问复辽方略。袁崇焕慷慨陈词："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这句话，是他埋下的第一道祸根。
当时，给事中许誉卿趁皇帝短暂离场，私下问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具体方案是什么。袁崇焕笑着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大意是：皇上太着急了，这不过是说几句安慰话。
许誉卿大惊失色："皇上英明，这种话怎么可以随便说，到时候让你兑现，怎么办？"袁崇焕这才意识到失言，皇帝回来后，他又补了一堆前提条件，力图淡化这句豪言。
但崇祯已经把这个"五年"记在心里了。
崇祯帝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允其便宜行事。尚方宝剑，是代天子行权的信物，持此剑者，可先斩后奏，诛杀任何级别的军官。
这把剑，袁崇焕用了。
崇祯二年六月（1629年），袁崇焕前往皮岛东江镇，以"十二罪"为由，借尚方宝剑斩杀东江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是明朝在辽东海域的重要将领。
辽东陷落后，他以皮岛为据点，在后金侧后方游击，多次扰乱后金后方，牵制敌军力量，被视为明廷守辽的第二道防线之一。
他同样持有尚方宝剑，统率十余万兵民，行事跋扈，长期以冒功糜饷闻名，不听协调，与袁崇焕矛盾积深。
袁崇焕到皮岛"阅兵"，毛文龙毫无戒备，被突然捆绑，当众宣读十二条罪状，随即斩于帐前。
崇祯皇帝接到奏报，大为震惊。即便毛文龙真的有错，像这样级别的将领，袁崇焕也无权擅自处决。皇帝最终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但从未真正原谅。
《崇祯实录》里记载，袁崇焕斩毛文龙时曾发誓："臣若不能复辽，皇上以诛文龙者诛臣。"这句话被崇祯记下来了。
这是第二道祸根。
崇祯二年十月（1629年10月），皇太极率大军绕过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突破长城龙井关、大安口、马兰峪等要隘，攻陷遵化，长驱南下，直逼北京城下。史称己巳之变。
北京百姓多年未见敌军兵临城下，人心惶惶。
身在辽东的袁崇焕得报大惊，率军星夜驰援，在北京广渠门外与后金军激战，成功挡住了一波攻势，这是事实。
但后金兵马已深入腹地，京城周边官宦人家的园林庄园遭到劫掠，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袁崇焕故意放敌入关，"引敌胁城"，逼朝廷议和。
恰在此时，皇太极施行了一个在后世颇受讨论的手段。
后金军队扣押了两名明军太监，让他们"偶然"听到后金将领之间的密谈：说袁督师早已与皇太极有密约，后金此次入关是"约定好的"。
随后，后金将这两个太监"放走"，二人逃回北京，将所听之言添油加醋禀报崇祯。崇祯信了。
崇祯二年十一月（1629年11月），袁崇焕在京被逮捕，下狱论罪。他带来的勤王军队，就此失去统帅，军心涣散。
这是第三道祸根。
从1628年许下"五年复辽"，到1630年被凌迟处死，只过了两年时间。
——《叁》——
凌迟那天，百姓围观叫好
崇祯三年八月（1630年8月），袁崇焕被以"通敌叛国"之名，于北京西市凌迟处死。凌迟，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割肉数百刀至死。
《明季北略》及多种明末文献记载，行刑当日，北京城百姓纷纷涌来观看，争相出钱向刽子手购买割下的肉，当场生吞，称此为诛奸。
袁崇焕的家属被流放，其旧部和友人，无人敢公开为其鸣冤。
只有一个人例外。袁崇焕的一名部下，将其头颅偷偷带出，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并从此世代守墓。这个姓佘的家族，守墓至今传至第十七代。
2006年，袁崇焕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天的北京，没有人为他喊冤。一百年后，另一个王朝的皇帝替他说话了。
该不该杀？这个问题，在清朝就已经被重新审视了。
清廷组织修撰《明史》，最终定稿于乾隆初年。《明史·袁崇焕传》明确将他定性为忠臣，记其军功，同情其冤死。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消灭明朝的那个王朝，给明朝的一位边关将领做了翻案。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帝在御批历代史论相关著作时，明确写下：袁崇焕"疑谗被杀，心诚可悯"，因为别人的谗言而被误疑，处以死刑，实属可悯。
清廷的政治目的，学者王荣湟等人分析，是要宣扬"忠君价值"，借袁崇焕的悲剧彰显崇祯的昏庸，以此反衬清朝的正当性。
但无论政治目的如何，这个平反本身说明：连后金的继承者都不认为袁崇焕是"通敌叛国"之人。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袁崇焕传》，称袁崇焕为"明末的战神"，认为他是被崇祯的猜忌和朝廷的内耗冤杀，并直接说：若袁崇焕不死，明朝未必亡得那么快。
这个判断，影响了此后几代人对袁崇焕的认知。
但现代学界，分歧一直存在，争议并没有平息。
持"功大于过，冤杀无疑"一派的，以阎崇年、孟森、李光涛等学者为代表。
他们认为：宁远、宁锦两次大捷是实打实的军功；毛文龙跋扈冒功，杀之有一定依据；己巳之变固然让北京陷入恐慌，但袁崇焕的广渠门之战是挡住了敌军的；所谓"通敌"之罪，不过是皇太极反间计的结果，没有实证。
持"过有其实，死有其因"一派的，以孟昭信、尹韵公等学者为代表。
他们认为：杀毛文龙是袁崇焕最不可原谅的决策。
毛文龙在皮岛牵制后金侧翼，无论其人品如何，这种牵制作用都是真实的；毛文龙死后，皮岛失去主将，正是这个防线漏洞，让皇太极敢于从侧路绕行蒙古入关。
此外，"五年复辽"是欺君之言，袁崇焕本人已经知道这是无法兑现的承诺却仍说出口，这不是一句无辜的话。
还有一种更冷静的看法，认为己巳之变时皇太极施行的"反间计"，是学界有所争议的历史公案。
后金的史料记录了这个计谋，但崇祯是否单纯因为两名太监的转述就下令逮捕袁崇焕，还是他本来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不满，学者之间至今各有分析，没有定论。
中新网2009年的一篇报道，把这段历史称为"袁毛连环冤案"。
袁崇焕以"通敌"罪名杀了毛文龙，最终自己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处死；两个人的死法和罪名如此吻合，历史的讽刺意味显而易见。
最终问题回到本文标题：袁崇焕该不该杀？
《明史》的结论是：不该。清廷的平反是：不该。梁启超的判断是：不该。
持"该"的，多从以下几点出发：他向皇帝许下了无法兑现的诺言，他擅自处决了一名重要将领，他未能阻止敌军逼近京城。
每一条单独看都是过失，合并起来，在那个猜忌极深的皇帝眼里，就够了。
持"不该"的，核心论据始终是：哪怕他有过失，通敌叛国的罪名也从未有实证；而他用来抵挡后金十几年进攻的防线，是明末关外为数不多真正站住脚的东西。
北京广渠门内，他的墓还在。那个佘家，还在守着。
参考信源： 《明史·袁崇焕传》（清修正史，张廷玉等纂） 《崇祯实录》（明末官修实录） 梁启超《袁崇焕传》（《饮冰室合集》） 阎崇年《袁崇焕传》（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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