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5日清晨，山东沂蒙山区的一条峡谷。一个31岁的中将，头部、腰部多处负伤，军装被鲜血浸透，包围圈越来越小，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让他的名字在历史里消失了将近八十年。
从书香门第到三国军校——一个"走错路"的神童
先说他的出身。
方叔洪，原名方范，以字行，1908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父亲方慰农是济南名士，当过县长，做过胶济铁路的总办，在济南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的家庭，按正常路数，儿子该去读书、考功名、当文官，走一条体面的仕途。
但方叔洪偏不。
家里几个兄弟，老大学经济，老二学地质。到了方叔洪，父亲方慰农想了想，"老三性格比较刚烈，身体也好，就去学军事吧。" 这句话，后来证明是一个预言。
1925年，17岁的方叔洪先自费去了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日文。不是公费，是自己掏钱。学完之后回国，考取山东公费留学名额，再次赴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步兵科。
日本士官学校，不是随便能进的地方。当时能考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全国也没几个。方叔洪进去之后，在同学中威信甚高，表现异常勤奋。1927年春，先在东京近卫联队入伍半年，秋季才正式入校，1929年毕业。
毕业了，他觉得还不够。
他邀了好友翁照垣，一起去法国慕漠尼航空学校学航空，学完又去了德国学炮兵技术。相当于一个人，先后在日本、法国、德国三个国家的顶尖军校系统学习了步兵、航空、炮兵三门专业。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里，能走到这一步的，凤毛麟角。
这是1929年前后的事。彼时中国还没有全面抗战，但方叔洪已经在给自己磨刀了。
他磨的原因，1928年就显现出来了。
那一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中国士兵和平民被屠杀。消息传到日本，方叔洪和一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甩掉军帽，撕去领章，高唱岳飞的《满江红》。他们是在日本的土地上，向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发出抗议。
这一幕，发生在距离他牺牲还有十一年前。
他后来常说一句话——忠孝不能双全，决定以忠报国，雪我民族奇耻大辱。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没打过仗。等他真正上了战场，这句话才有了重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片国土沦陷。方叔洪回国了，通过好友翁照垣，与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取得联系，赴上海出任十九路军教导大队队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戎马生涯。
他父亲方慰农看着他走，大概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等回来。
从淞沪到台儿庄——用血战证明的军人资格
1932年1月底，上海。
日军进犯上海，杀害无辜军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那年冬天，上海天降大雪。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将士身着单衣，短裤露膝，在冰天雪地里作战。武器装备也不足，手榴弹供应不上，日军一次次以波浪式冲锋攻击守军防线。
方叔洪带着教导大队顶在前面。
他没有在后面指挥，亲临前线，与战士并肩作战，战斗激烈时，他还带头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双方皆死伤惨重，但日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
这场仗打完，方叔洪随十九路军调离上海，转往福建前，短期回济南探了次亲。那一次，三兄弟留下了一张合影。方叔洪坐在中间椅子上，面容清秀，西装革履，戴着圆眼镜。
合影上有他哥哥方谦的亲笔题字："上海抗日之役，范弟躬自率队参加，手刃倭寇数十，以泄平素之忿，而为家国增荣。"
这张照片，后来成了方叔洪生前唯一的生活照。
1939年7月，方叔洪在鲁南牺牲之后，一位幸存的勤务兵把他的遗物送回了济南老家，这张照片就在遗物之中。七十年后，方叔洪的侄子方增在整理旧资料时，意外翻出了它，轻轻放到茶几上，说了一句话——"没有这张照片，我都快忘记他了。"
当然，在那之前，还有更多仗要打。
1936年，方叔洪的妻子杨晔患肺结核，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杨晔是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院的校花，两人1935年结婚，婚礼那天，嫁妆有一条街那么长。但婚后聚少离多，杨晔随军去过西安，流产，身体垮了，感染了肺结核。她回到济南静养，一直等着方叔洪回来。
他没回来。
他正与东北军共商抗日大计。妻子病故，他也未曾出现在葬礼上。下葬后，他依旧没有回来悼念。方叔洪的侄女方梅后来说，"方叔洪应该听说了杨晔的病情，但他没有回来看过。"
就这么一个人，把家彻底放下了。没有孩子，没有牵挂，他把自己交给了战场。
1937年11月，日军陆海空三方向江苏江阴要塞发动猛攻。方叔洪此时任东北军第112师667团团长，奉命率部驰援，到达江阴后，日军大队人马也抵达战区附近。方叔洪部署部队从正面、左翼、右翼同时向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进攻。
打到紧要关头，正面一营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自动后撤，左右两翼也被迫退下。方叔洪亲自来到正面督战，将擅自带兵后撤的一营营长就地枪决，率部发动第二次进攻。最后双方展开白刃战，正面阻敌的一个营全部牺牲。
清查日军遗弃阵地时，他们发现了身着黄呢大衣、佩戴"天皇赐"字样指挥刀的日军司令官尸体。方叔洪说，此次战役能击毙其高级指挥官，"总算还对得起我们阵亡的战士"。
这场仗，他打了五个昼夜。自11月27日到12月1日，整整五天五夜，没有退步。
南京、济南相继沦陷后，方家家眷多人逃亡到徐州一带。方叔洪来与家人团聚，却看到其他部队不战而逃，人民流亡他乡。这一幕给他刺激很大，致使他夜不成眠，悲愤情绪甚至不能自制。
1938年3月，日军矶谷师团与板垣师团分进台儿庄一带。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于台儿庄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此时方叔洪已被委任为51军114师旅长，奉命在山东兰陵一带布防，任务是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
日军以集团冲锋方式疯狂冲击114师防线，方叔洪再次赴前线指挥督战，全体将士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发动反扑，第五战区下令转移，方叔洪奉命率部掩护鲁南兵团转移，在前线坚持了一个昼夜，一次次打退日军强攻，直至全兵团脱险。
武汉保卫战中，方叔洪所在的51军奉命开赴大别山北麓前线，担当最前锋。方叔洪再度集结兵力死守阵地，"在部队伤亡很大的情况下，决不后退半步。"
就这么一仗一仗打下来。从团长到旅长，从旅长到副师长，1939年初，31岁的方叔洪正式升任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
31岁的中将师长。
这在整个抗战史上极其罕见。更重要的是，他既不是黄埔系，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是东北军出来的人。他能升得这么快，纯粹是因为能打。
1939年鲁南围歼战——最后的突围与殉国
1939年4月，方叔洪率领114师进入鲁南地区，打游击。
鲁南的局面很复杂。日军四个师团围着，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军犬牙交错，整个山区就是一锅粥。方叔洪到了之后，国共两党的游击队都主动来见他，给他带路、送情报。
为什么？因为他能打，也因为他做人。
他不克扣军饷，不体罚士兵，行军打仗跟士兵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地。侄子方增说，"他们也打游击，不过条件比较艰苦，因为群众基础不像八路军那么好，没有根据地，只能在山里头打转。"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打了起来。
1939年6月初，日军调集三个师团的兵力，对鲁南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战区总部和山东省府所在地沂源的东里店一带——而这里，正是方叔洪统率的114师的活动地区。
方叔洪指挥114师，分拒莱芜、蒙阴、鲁村三面之敌，经历大小战斗十余次，数度突破日军包围圈。
但敌我力量差距太大。南边的蒙阴沦陷，东边的沂水沦陷，北边的博山又出动了三千余名日军朝南进犯。方叔洪的部队不得不昼夜兼程、连续行军，转来转去，专钻敌人的空隙穿插行动。当时的战况非常紧急，全山区炮火连天，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机经常盘旋投弹，遭遇战随时可能发生。
这段时间是真的苦。天上飞机炸，地上鬼子追，下雨路滑，没吃没喝，部队连续转移，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常事。
6月24日上午，方叔洪率部转移到沂源县焦家上庄附近，遭到多路敌人的进攻。
突围中，师部与主力战斗部队——680团——失散了。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
方叔洪手里还剩什么？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连、一个半武装的工兵营，加上师部上百名非战斗人员和一个通讯兵营。就这么点人，还要掩护师部机关转移。
当天晚上10时左右，他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走进一个小村庄。官兵连续行军，疲惫不堪，方叔洪命令部队就地休息。
刚休息到次日凌晨5时许，北山上的岗哨遭到日军进攻。
一夜都没歇完。
方叔洪立刻指挥部队沿山沟往东南方向撤。才走了三公里左右，行至冯家场一带，在一条峡谷里，遭遇日军主力包围，在此处峡谷地带展开血战。
这是最要命的遭遇战。
一边是日军的主力部队，一边是师部直属的零散人员，人数差了好几倍。方叔洪把能拿枪的人全部组织起来，亲自到最前面指挥。
激战了三个多小时。
身边的士兵倒下了一大半。方叔洪自己头部、腰部中弹数处，血把军装都浸透了。
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一步步逼近。
突围，已经不可能了。
据114师师部军需处亲历者刘衍知事后回忆，方叔洪临终前叫过身边的警卫员，嘱咐他把手枪带走，别留给日本人。
然后，他举起自己那把六轮手枪，对准了已经负重伤的头部，扣动扳机。
一声枪响。
1939年6月25日，方叔洪壮烈殉国，时年31岁。
他是抗战相持阶段鲁南敌后战场殉国的国军中将，也是抗战阵亡将领中年龄很轻的高级将官之一。
战斗结束后，日军一个大队长带着人清扫战场，发现了方叔洪的遗体。
这个大队长盯着方叔洪看了很久。
原来，他与方叔洪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当年一起在东京入伍，一起出操训练，没想到时隔十年，在山东的山沟里，以这种方式重逢。
日本大队长找人弄来了一口棺材，把方叔洪的遗体装殓好，埋在了拐棒峪庄前，还竖了一块木牌做纪念。
方叔洪的侄子方增后来综合长辈讲述和文献记载，认为三叔的遗骸应由114师后来觅得，由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主持料理善后，葬在蒙阴县坡里以北的上坡上。经于学忠申报，国民政府批准方叔洪中将师长为抗日烈士。
他死的时候，带出来的那些士兵，大多也倒在了那条峡谷里。
历史的沉积与重新打捞——从墓碑到英烈名录
方叔洪牺牲的消息，送回了济南老家。
父亲方慰农知道了，十分悲痛，他一向最看重方叔洪。遗物也一起送了回来，包括那张1932年的兄弟合影——方叔洪带着它辗转打了七年仗，最后回到了家里。
但有一个人不能让她知道。
那就是方叔洪的母亲。
家里人一致决定，瞒着老太太。
老太太后来跟着家人逃难，一路辗转，最后落脚在重庆北培。方叔洪牺牲前，曾派勤务兵送来过百元大洋，此后就再没有音讯。
有一天，老太太坐在院子里，跟家里人一起择豆芽和韭菜。
没说几句话，她抬起头，嘀咕了一句："（方叔洪）怎么还不来信啊？"
周围的人都知道方叔洪已经牺牲了，没有人说话，默不作声，过了很久，有人回了一句——会有信儿的。
老太太点点头，继续择豆芽。
她直到去世，也没有人告诉她，儿子已经不在了。
方梅后来想了想，说了一句让人心里发酸的话："可能她也猜到了吧。"
1943年，沂源县石龙官庄建起了51军抗日烈士公墓，1944年正式落成，方叔洪遗骸先由部队寻回安葬蒙阴坡里，之后迁入该公墓。那片墓园，前面竖着大石门、大石坊，还有一块两三米高的石碑，密密麻麻都是名字，后面一大片小土堆，埋着267位与日本人打仗牺牲的国民党兵，方叔洪是里面军衔最高的。
1946年，济南大明湖铁公祠为抗日殉国将领立了牌位，前三位是：张自忠、方叔洪、赵登禹。
方叔洪排在第二，另外两位是张自忠和赵登禹。
能跟张自忠、赵登禹并列，这已经说明，在当时人们心中，他的分量有多重。
但这是1946年的事。
时间往后走，情况变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片墓园被推平了。几块石碑被搬到小溪边当垫脚石，上面"五十一军"的字样依稀可见。方叔洪的坟被扒了，棺材板被人拿回去烤了火。
村里70岁的王姓老人指着一片玉米地说："过去墓地就在这一片，早就推平了。"
现在那个地方，一边是公路，一边是玉米地。只有村里的老人还能指出来，说"方师长就埋在那儿"。
时间继续走。走到了2014年。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方叔洪的名字出现在上面，身份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1军114师师长"，时间标注是1908年至1939年。
那一批名录里，国民党军人占了大约三分之一。方叔洪在其中，与马耀南、丁思林并列，都是1939年牺牲的。
侄子方增得知消息，说觉得出乎意料。
"听说过他的人太少了，能入选就挺好的。"
2015年8月，记者奔赴山西太原、北京、山东沂源，实地走访方叔洪的侄女方梅（88岁）、侄子方增（86岁），以及沂源县的多名老人，写下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正是这篇报道，把方叔洪的故事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
记者在沂源县石龙官庄的田间走了一圈，在老人们的指引下，大致找到了方叔洪安葬的地方——村西南一处名为"皇林"的地方，没有墓碑，静静躺在一片繁茂的玉米地下。
那一年，山东省沂源县正在准备重修当地抗战史，"意外"发现了这处国军将士陵园，也大致确定了方叔洪埋葬的地点。
就是那片玉米地。
方叔洪这个人，如果你把他的人生往前按，哪一个节点按住，他都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如果192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没有去法国、德国继续深造，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军官。
如果1931年"九·一八"之后，他没有选择投奔十九路军、奔赴上海，他可能还在东北军某处继续熬资历。
如果1939年6月25日，在那条峡谷里，他选择投降，他可能活下来了。
但他没有。每一个节点，他都选了更难走的那条路。
方增说三叔"不怎么顾家"，回来待不了几天，一直在外面打仗。三婶病危，他没回来。三婶下葬，他没回来。他在家信里写过，忠孝不能双全，决定以忠报国，雪我民族奇耻大辱。
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要什么？要真的把家放下，要真的把命押上去，一仗一仗地打，从团长打到旅长，从旅长打到师长，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头，不留给日本人。
他留给历史的，只有那张1932年的合影，和一个侄子几十年后翻出来的记忆。
方增后来说，不打算申请把家门口的路改名叫"方叔洪路"——"审批太麻烦，就不给国家添麻烦了。"
这句话有点好笑，又有点叫人说不出话来。
方叔洪。1908年生，1939年卒，山东济南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方叔洪名列其中。
他的墓，在山东沂源县石龙官庄村西南，一片叫"皇林"的玉米地下面。没有墓碑。
记住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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