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重庆白市驿机场，周恩来准备离开时，突然被宪兵拦下查验手续。现场气氛紧张，张冲及时赶到，以蒋介石方面的命令作保，才让周恩来顺利通行。这一幕并不显眼，却把一个极复杂的人物推到了历史灯光下。
张冲早年并非单纯的职业特务。他受过较完整的教育，曾在浙江温州任教，熟悉旧学，也接触新式政治思想。青年时期的动荡，使他很早便明白，身处乱世，仅有书本上的道理远远不够，还必须学会判断人心与局势。
1920年代末，张冲进入国民党系统，逐渐受到陈果夫、陈立夫的重视。他办事利落，善于搜集情报，又能从零散线索中发现关联，很快成为 CC 系统中的得力人物。那时的他，确实把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当作自己的职责。
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方面掌握了不少中共秘密工作的情况，上海地下交通网络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张冲参与过相关行动，手段强硬，行动迅速。对共产党人而言，他是危险的对手；对上级而言，他又是少数能够独当一面的干员。
1931年，报纸上出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早年使用过的化名，这份材料的出现，显然带有针对周恩来的意味。张冲被认为参与了其中的策划与运作。这个举动，使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留下了一道很深的阴影。
有意思的是，张冲并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国民党内部“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面，他私下流露出疑问：“外敌已经打进来了，还能把安内放在什么时候？”
1935年华北形势恶化，《八一宣言》传播开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议题。张冲从情报材料中接触到中共的抗日主张，态度开始变化。这个变化不是突然转向，而是在现实压力与政治判断的反复冲撞中，一点点形成的。
1936年，张冲以公开刊登寻人的方式，释放出愿意接触中共方面的信号。随后，潘汉年与他取得联系。两人在上海秘密会面，谈的并不只是个人得失，还涉及国共关系、抗日战争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张冲曾表示，单靠军事镇压，解决不了民族危机。
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理蒋介石、如何避免内战扩大，成为摆在各方眼前的难题。张冲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身份传递信息，参与沟通工作。需要说明的是，他不是决定局势的唯一人物，但在联络、解释和斡旋方面，确实发挥了特殊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围绕合作问题多次谈判。周恩来在重庆、武汉等地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张冲曾承担联络和陪同任务。过去的追捕者，后来却成了谈判桌旁的中间人，这种变化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也让双方都不得不重新评估他的可信程度。
张冲的处境并不轻松。他既要面对国民党内部的猜疑，也无法完全摆脱过去留下的污点。有人提醒他不要越过界限，他却回答：“国家到了这个时候，不能只讲派别。”这句话是否完整保留，史料说法不一，但他的行动方向已经相当清楚。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再次恶化，重庆政治空气更加紧张。张冲曾设法帮助《新华日报》方面处理困难，也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为共产党工作人员提供方便。这样的行为，很难得到国民党内部的公开认可，却使周恩来更加看重他的作用。
遗憾的是，长期劳累、奔波和疾病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1941年，张冲因脑型疟疾病逝于重庆，年仅四十余岁。周恩来前往参加追悼活动，在灵堂前久久停留，并亲自书写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据在场者回忆，周恩来落泪，现场一度十分沉寂。
张冲去世后，他与周恩来之间的许多书信和往来材料没有完整保存，部分档案也受到封存。因此，后人能够看到的，只是行动记录、旁人回忆以及零散文件。对他的评价，也不能只靠一张“特务”标签完成。
他曾参与制造针对周恩来的政治攻击，也曾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帮助周恩来；曾是中共地下工作的对手，后来又成为国共合作中的重要联络人。这样的经历，不宜被简单说成洗白，也不能被一句“叛变”轻轻带过。1941年重庆灵堂里的那副挽联，恰恰留下了这段关系最复杂、也最难回避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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