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传来一纸裁定，杜特尔特家族就要失去2028年总统大选的竞争资格了吗？答案未必，但菲律宾政坛的权力格局，确实正在经历一场关键考验。
10月8日，国际刑事法院确认，81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具备出庭受审能力，健康问题难以继续成为阻碍审判的理由。
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内针对副总统莎拉的弹劾案也出现重要变化，参议院调整定罪票数计算规则，在20人能够参与表决的情况下，门槛从16票降至14票。
更值得关注的是，55岁的前参议员特里兰尼斯四世公开提出涉及莎拉家族数亿比索的资金质疑，让这场政治争端又多了一层风险。
小烽认为，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老杜特尔特能否摆脱海外审判，而是马科斯与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权力竞争，正在通过司法审判、国会弹劾和舆论争议集中体现。
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的竞争格局也可能因此改变！
海牙裁定公布，杜特尔特家族面临新的政治考验
10月8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公布一份9月28日作出的决定，确认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具备受审能力。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公告，独立医学专家评估认为，杜特尔特虽然存在与高龄有关的身体衰弱和反应迟缓，但仍能理解针对自己的指控、参与诉讼程序，并协助律师辩护。
这意味着，辩护团队此前提出的健康问题，已不足以阻止审判按计划进行。
事情要从2025年3月说起。当时，杜特尔特因涉嫌在执政时期的禁毒行动中犯下反人类罪，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
2026年4月23日，法院预审庭确认检方提出的三项反人类罪指控，将案件移交审判庭。
杜特尔特虽然已经卸任总统，却仍拥有地方政治资源和支持者群体，也是女儿莎拉重要的政治支持力量。
一旦海外刑事审判持续进行，他参与菲律宾国内政治事务的能力势必受到限制。
小烽认为，杜特尔特家族真正面临的难题，不是失去一位政治人物，而是原本依赖个人威望维系的政治网络，能否顺利转向以莎拉为核心的运作模式。
老杜特尔特无法像过去那样参与国内政治，并不代表家族影响力立即消失，莎拉能否维持地方联盟、争取国会支持，才是判断其政治前途的重要依据。
而另一场涉及莎拉未来的较量，已经在菲律宾参议院展开。
弹劾门槛从16票降至14票，莎拉政治风险上升
如果说海牙审判影响的是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支持体系，那么菲律宾参议院调整弹劾规则，影响的就是莎拉能否继续担任副总统。
9月23日，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以13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改变了弹劾定罪门槛的计算方式，另有6名参议员未参与此次表决。
按照菲律宾1987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弹劾定罪必须获得参议院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支持。
菲律宾参议院法定席位为24席，依照此前的计算方式，至少需要16票赞成才能定罪。
但新规则认为，应当以最终表决时在法律和事实上能够参与审判的参议员人数为计算基础。
由于目前有4名参议员因法律限制或其他原因无法参与，按照20人计算，三分之二需要14票。
不过，新规则并不等于只要参议员没有到场，就能随意降低定罪门槛。关键在于哪些人能够被依法排除在计算范围之外。
9月30日，菲律宾最高法院驳回了三项挑战新规则的请愿。
根据菲律宾最高法院当天发布的官方简报，驳回理由包括请愿人缺乏适当诉讼资格，以及相关诉讼提出的时机尚不成熟。
因此，新规则目前得以继续适用，但相关宪法争议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
小烽认为，菲律宾这次弹劾争议，值得关注的恰恰是程序规则与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
从实际政治效果来看，门槛变化确实增加了莎拉被定罪的风险。
根据菲律宾宪法，弹劾定罪可能导致免职及丧失担任公职资格，对于计划参与2028年总统选举的莎拉来说，这显然不只是副总统职务的问题。
不过，支持改变计算规则的13名参议员，并不意味着都会投票支持莎拉被定罪。
规则表决与弹劾定罪属于不同问题，最终仍需要审查证据、判断指控是否成立。
小烽认为，14票对莎拉而言是一道政治门槛，对菲律宾而言则是一道制度考题。
如果未来的弹劾结果缺乏充分证据，即便票数符合规则，也可能进一步加深社会对立。
55岁政坛老将介入，资金争议扩大莎拉的压力
莎拉面临的另一重压力，来自55岁的菲律宾前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四世。
他曾经担任海军军官，涉及2003年和2007年的军事叛乱事件，后来进入参议院，长期反对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路线。
10月2日，菲律宾GMA新闻报道，特里兰尼斯在被检方移出弹劾案证人名单后，公开提出涉及莎拉及其丈夫的资金指控。
他声称，与莎拉有关联的基金会涉及1.5亿比索资金，其丈夫马纳塞斯·卡皮奥关联企业涉及3.19亿比索来自中国的款项。
但资金来自境外，不等于资金性质违法，更不能直接证明存在政治资助。
10月5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否认中国向菲律宾特定政治派别提供资金的指控。莎拉阵营同样否认相关不当行为。
10月6日，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将审查有关资金信息，评估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小烽认为，特里兰尼斯的公开质疑之所以具有政治影响，在于它改变了外界关注莎拉弹劾案的角度。
此前争议主要集中在公共资金使用、财产申报和履职行为，如今又涉及境外资金来源及国家安全。
这种议题变化，可能影响社会舆论，也可能增加参议员在审判期间承受的压力。
但政治影响与司法证明是两回事。
企业正常经营收入、来源不明资金和非法政治捐助之间，存在明确区别，要认定违法，必须核实交易来源、实际用途以及是否违反菲律宾法律。
此外，菲律宾反洗钱委员会还披露，2007年至2025年间，莎拉及其丈夫名下账户涉及约44亿比索的受监管及可疑交易记录。
这里的44亿比索是相关交易记录汇总，并不等于44亿比索非法资产，更不能直接认定为贪污所得。
小烽认为，莎拉必须对合理的资金疑问作出解释，但反对者同样需要提供经得起法律审查的证据。
如果只凭资金来源地就推断政治立场或违法行为，不仅会削弱弹劾程序的可信度，也可能把菲律宾内部政治矛盾转化为新的外交争端。
马科斯与杜特尔特家族决裂，2028年成为关键
这场政治竞争的根源，还要回到202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
当时，马科斯与莎拉组成竞选联盟，分别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两大家族的地方政治资源与支持者基础形成互补，为双方赢得选举提供了帮助。
但合作并没有持续稳定。
随着国家预算、政治权力分配和政策路线上的分歧增加，马科斯与杜特尔特阵营逐渐走向对立。
小烽认为，菲律宾家族政治有一个特点：为了赢得选举可以合作，但合作不等于利益长期一致。
尤其是2028年总统选举临近，各大家族都需要考虑下一轮政治布局。
根据菲律宾宪法，马科斯不能寻求连续第二个总统任期，而莎拉已经表达参选2028年总统选举的意向。
对于马科斯阵营而言，一个拥有地方支持基础、家族政治资源和全国知名度的莎拉，显然是未来选举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人物。
对于杜特尔特家族而言，莎拉能否保持参选资格，也直接关系到家族未来的政治地位。
但小烽不认为，马科斯阵营能够轻易决定莎拉的命运。
菲律宾参议员拥有各自的政治关系和选举利益，并非每个人都会完全服从某个家族的安排。
而且，弹劾是一把双刃剑，什么样的结果都有可能产生。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场竞争还可能影响菲律宾的外交政策。
马科斯政府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安全合作，而杜特尔特家族过去对华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不过，菲律宾内部的司法争议不能简单归结为中美竞争。家族利益、国内选举和法律制度本身，同样是影响局势的重要因素。
小烽认为，菲律宾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哪个家族能够长期占据政治优势，而是如何让国家制度在家族竞争中保持稳定。
截至10月9日，老杜特尔特的刑事案件尚未作出有罪判决，莎拉弹劾案也没有形成最终定罪结果。
海牙裁定影响的是老杜特尔特参与司法程序的能力，参议院规则影响的是莎拉面临的弹劾门槛，而特里兰尼斯提出的资金指控仍需接受审查。
2028年的胜负尚未确定，但一个问题已经摆在菲律宾面前：当政治家族的竞争进入司法与国会程序，菲律宾究竟是在强化法治，还是让制度承受更多派系斗争的压力？
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一个家族的政治得失都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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