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再次大放厥词。她在7日接受日本国会众议院质询时声称，任何国家都无权援引“敌国条款”，并将强行推进删除该条款，此举引发外界关注
东京永田町的国会大厦里，10月7日那场众议院全体会议开得并不算长。高市早苗站在答辩席上，面对在野党议员的追问，把话题引向了《联合国宪章》里几段几乎快被遗忘的条文。
她说这些条文已经没有援引的余地了，还说日本会继续做工作，推动把它们从宪章里删掉。这话听起来像是外交辞令，但背后的分量不轻。
她嘴里的“这些条文”，在国际法学界有个更通俗的叫法——“敌国条款”。很多人以为它是单独的一条法条，翻到《联合国宪章》某一页就能找到。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它是分散在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里的几段文字，拼在一起才构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
第107条的文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含义很清楚。它说的是，二战战胜国针对当年轴心国的行动，不受宪章其他条款的约束。换句话说，如果日本再次走上对外扩张的老路，战胜国采取行动时不需要安理会再开一次会、再投一次票。
第53条把类似的授权给了区域组织，同样绕开了安理会的常规程序。第77条则处理领土问题，规定从敌国剥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体系。
这几条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专门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法律框架。它不是某个国家单方面强加的东西，而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商定的制度设计。日本在1956年加入联合国时，全盘接受了宪章的所有条款，包括这几条。这一点在当年的入会决议里有明确记录。
删除这几条的门槛有多高，翻一下宪章第108条就知道了。修宪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国投票赞成，还需要全球三分之二会员国完成国内批准程序。最要紧的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必须全部点头。任何一国不批，修正案就卡在那里，动弹不得。
这套程序的设计初衷，就是让宪章修改变得极其困难。因为宪章的每一条都是当年各国反复博弈的产物，改动任何一处都可能牵动整个国际法体系的根基。
日本对这几条的不痛快，不是高市早苗第一个提出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刚加入联合国没多久，就开始在会员国之间游说，希望能把这几条拿掉。1995年，联大通过了一份决议，提到可以“适时研讨”相关条款。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里也有类似表述，说各成员国领导人同意考虑删除“敌国”的提法。
但这两份文件都只是建议性的。联大决议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更接近于政治宣示。正式的修宪程序从来没有启动过。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的《机关实践汇编》里写得很清楚，在2000年到2009年那个审查周期内，第107条虽然在讨论中被反复提及，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落实删除条款的建议。
换句话说，从法理上看，这几条到今天仍然是有效条文。国际法院在多个场合确认过，宪章条款的效力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自动消失，也不会因为某国单方面宣称“已经过时”就失去约束力。
高市早苗说“没有国家有权援引”，这个说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条文还在，修改程序没走完，条款是否适用、在什么情况下援引，取决于具体行为和国际社会的判断。把“我不想被约束”说成“条款已经没用了”，这两件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日本为什么对这几条如此在意？把它和日本近些年的动作放在一起看，脉络就清楚多了。
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初始部分就有9.04万亿日元，比前一年多了3349亿。这已经是连续第十四年增长了。如果把补充预算也算进去，2025财年的防卫费总额突破了11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摸到了百分之二。这个数字是2022年的两倍多。
钱花在哪里，比花多少更能说明问题。预算案里单独列了将近一万亿日元用于所谓的“防区外打击能力”。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被拉到了一千公里以上，还在研发可以从潜艇发射的型号。
日本同时采购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计划装在改造后的舰艇上。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也在加速，滑翔弹的量产预算已经列了出来。
这些装备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不是用来在本土防御的。一千公里的射程，从日本西南诸岛发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自卫所需。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更是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配置。
与那国岛的动作更加直白。这座岛面积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离中国台湾只有一百一十公里。2025年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了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宣布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部署计划正在推进。这种导弹的基本型射程约五十公里，改进型可能达到一百公里。部署在最西端的岛屿上，等于把导弹防线往前推了一大截。
与那国岛只是一个节点。从宫古岛、石垣岛再到与那国岛，日本在西南诸岛一线持续加密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和监视设备。这些岛屿连成一条线，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前沿军事存在。日本媒体自己在报道里都承认，这些部署“超出了专守防卫的范畴”。
2022年，日本修订了三份核心安保文件，“对敌反击能力”被正式写了进去。这个词的含义很明确：在认为对方准备发动攻击时，可以先发制人打击对方的基地。这已经不是在被动防御了，而是把“先动手”写进了政策文件。
核政策这边的口子也在松。小泉进次郎在防卫大臣任上多次表示，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不应设禁区。2025年11月他刚上任不久，就提议探讨引进核潜艇。高市早苗随即表态说“不会排除任何选项”。到了2026年4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解除了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禁令。
这些动作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逻辑线：先在国际法层面争取把战败约束条款拿掉，再在军事层面补齐远程打击能力，然后用“周边安全形势严峻”的说法在国内争取扩军的支持。
日本国内对这轮扩军的反对声音其实不小。防卫预算连年攀升，挤占了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为了筹钱，政府一边发债一边加税。2027年1月起，个人所得税要附加百分之一的“防卫特别所得税”。企业那边也在讨论开征“防卫特别法人税”。
冲绳和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负担的不满由来已久。2026年5月宪法纪念日前后，东京有数万人走上街头，反对修宪扩军。10月初，国会议事堂周边又出现了抗议集会，标语上写着“反对战争”和“守护宪法”。
但这些声音在决策圈里的分量，显然不够。
国际上，中方的态度很明确。2026年9月2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答辩中表示，日方的辩解掩盖不了历史真相，也粉饰不了现实行径。“敌国条款”是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在9月30日表态，认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增加安理会席位。
五常里的反对立场，意味着删除条款的修宪程序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启动。日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游说到现在，走过了七十多年，正式的修法程序一次都没有启动过。联大的建议性决议通过了两份，但离真正的宪章修改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那日本为什么还要反复提这件事？
一个层面的考虑是身份政治。这几条是宪章文本里仅存的、明确把日本标定为“二战敌国”的条文。把它删掉，就等于在国际法层面摘掉了战败国的帽子。这和日本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诉求是绑在一起的。一个宪章明文认定的“敌国”，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理上的矛盾显而易见。
另一个层面是战略铺垫。每一次在国会或联大提这件事，都是一次舆论动员。国内的受众听到的是“日本被不公平对待了”，国际上的受众看到的是日本在“争取正常国家地位”。这种叙事反复出现，就为后续的修宪、扩军、突破武器出口限制一步步制造着“合理性”。
高市早苗在国会质询中也没有忘记提日中关系。她说两国需要坚持对话沟通、维系稳定。但同一场质询里，她又对东海和南海的局势表达了所谓的“关切”。这两段话放在一起看，一边说要稳定关系，一边又在制造紧张叙事，本身就是矛盾的。
日本防卫省在西南诸岛的导弹部署，并没有因为外交上的缓和话术而放慢。与那国岛的工程在推进，石垣岛和宫古岛的设施在完善。2026年的预算里，远程导弹的采购和研发经费都有大幅增长。
国际法层面的“敌国条款”像一道闸门。闸门本身不会主动做什么，它的意义在于，只要它还在，任何试图彻底突破战后体制的动作都会面临一个法律上的障碍。日本越是加速扩军、越是急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越是在历史问题上回避清算，这道闸门的存在就越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的文件记录得清清楚楚：条款仍然有效，修宪程序从未启动。至于高市早苗在国会说的那番话，它代表的是日本政府的政治主张，和宪章条文的法律状态是两回事。在五常没有达成一致、修宪程序没有走完、日本自身的军事扩张没有收敛之前，这道闸门就不会轻易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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