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日凌晨，昆明市民被一阵密集的枪声惊醒。驻扎城内的中央军第五军突然出动，占领了电报局、火车站、各城门和主要街口，龙云在昆明的宪兵和警卫部队在睡梦中被缴械，龙云本人从公馆仓促逃上五华山，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营。
这一天，距离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还不到一个月。
龙云后来在部下面前曾这样评价蒋介石：“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军事突袭的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正是贻笑外人了，可恨可笑。”
“小偷式的流氓手段”，龙云的这个说法非常传神，这是蒋介石耍手段，玩阴谋，一贯的做派。
蒋介石要解决龙云，不是1945年才起意的。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西南，蒋的中央军借“追剿”之名进入贵州，顺手把贵州军阀王家烈端掉了，龙云当时就起了“唇亡齿寒”之感，但蒋介石对龙云一直用的是另一套策略。
蒋曾对身边亲信说：“龙云好比南越王赵佗，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独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于阎、冯、李、白，对龙云要容忍，只要服从中央，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为我所用，无伤大局。对龙云要忍小忿而就大谋，抬高左手，就等于压低右手，提拔龙云，也就是压低李、白。”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先放着，等腾出手来再收拾。龙云长子龙绳武后来在口述历史中回忆，他父亲和蒋介石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只有利害上的交情”。
到了1945年，随着局势的发展，在蒋介石看来，解决龙云，已成了不宜拖延的现实问题。
1945年3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详尽地写下了对于解决云南问题步骤和方法的考虑。当时，日本人败局已定，云南作为国民党接受美援的核心通道，是西南的战略后方，而龙云的存在，在此时已成为蒋介石将中央势力推向西南的最大障碍。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到重庆。蒋与杜一见面，先问了一句很怪的话：“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谁也没有看见。”蒋连声称好，接着说：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其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明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
杜聿明一口承担了这个任务。
何应钦当时驻在昆明，是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他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
杜聿明也同意这个看法，于是何应钦和杜聿明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前后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毫无退意。
眼见和平解决的路走不通，蒋介石随即开始耍弄他的阴谋手段。
1945年8月9日，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这一次的指示比4月更加具体：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布置，防止龙云逃跑。
杜聿明8月11日飞回昆明，立即动手。在军事方面，他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备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详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
与此同时，蒋介石耍了一招更阴的调虎离山。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划了十五个受降区，第一受降区的主官定的是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到越南接受北部日军投降。
这个理由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滇军抗日有功，出国受降是荣誉。但龙云十分警惕，一开始是犹豫的，他向蒋介石提出留下长子龙绳武任师长的暂编十九师、潘朔端任师长的暂编二十三师防备，蒋介石以“受降重要”为名，只同意留下龙绳祖的暂编二十四师一个师。
龙云不好辩驳，只好答应了。
如此一来，滇军的几乎全部家底——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加上后来蒋介石以“日军有阴谋，接收兵力不足”为由要求龙云再扩充的一个军以及他大儿子龙绳武的暂编十九师，全部调去了越南。到9月下旬，昆明城里龙云能指挥的部队，只剩龙绳祖的暂编二十四师、一个宪兵团和一个警卫营。
而中央军在昆明的兵力，有邱清泉的第五军全部、青年军二〇七师、机场守备司令部四个团、宪兵第十三团。
这个兵力对比，是蒋介石一步一步算出来的。
9月27日，蒋介石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秘密飞昆明，给杜聿明送去亲笔信，告知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聿明把飞机、大炮、坦克全部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同时严令“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
杜聿明接到信后，连夜复蒋一封信，说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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