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1日，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十多名工人围着一处花坛小心挖掘。土层下，先露出绳索，再出现一只骨灰盒。现场人员很快意识到，这里埋藏的，可能正是苦苦寻找多日的杨虎城父子。
遗体被挖出时，杨虎城双手双脚都被捆住，嘴上蒙着白布，面部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旁边的骨灰盒中，装着他妻子谢葆真的遗骨。这个细节，让在场的人沉默了很久：夫妻生前被迫分离，死后却以这样的方式重新相伴。
另一具遗体很快被发现。死者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脚上穿着胶底帆布鞋，腹部有明显创伤。现场人员根据衣着、年龄和埋葬位置判断，他就是杨虎城的长子杨拯中。这个从幼年起便陪伴父母辗转囚禁的青年，终究没有等到重获自由的日子。
遗体确认不能只靠辨认。重庆方面请来曾为杨虎城治过牙病的蒋祝华医生。1947年，杨虎城牙痛难忍，特务曾将医生带入囚禁地点。蒋祝华为他拔掉两颗坏牙，又装上假牙。正是这两颗假牙，成为确认身份的关键依据。
更令人震惊的是，遗体表面曾遭到强酸浸泡，面貌因此难以辨认。凶手显然试图增加辨认难度，掩盖罪行。遗体被埋在“戴公祠”会客厅旁的花坛内，花坛上还特意栽种花草，企图用日常景象遮住地下的秘密。
这场惨案发生在1949年9月6日晚。杨虎城父子被押到歌乐山后，特务假意礼敬，说是请他们暂住几日。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被单独带进一间屋子。门一关，四名行凶者立即扑出，匕首接连刺向他的身体。
杨拯中只来得及喊出一声“爸爸”。杨虎城听到惨叫，刚要起身查看，凶手已经冲到面前。利刃刺入胸部后，又补刺数刀。父子二人倒在血泊之中，骨灰盒也被鲜血染红。这个场面，后来成为幸存人员口中最难以提及的一幕。
行凶并非临时起意。1949年8月，蒋介石抵达重庆后，毛人凤奉命处理关押在各处的反对者。最初，有人提议在贵州荒山秘密下手，后来担心遗体被过路者发现，才改为运回重庆，在军统控制范围内动手。
毛人凤特别交代，不能留下枪声，也不能让行动暴露。周养浩抵达后，与白公馆方面商议，最终确定使用匕首。几名特务不愿亲自动手，便找来四名行动人员，并许以重赏。杨虎城的遇害，就这样被安排成一场绝密行动。
这位爱国将领并不是突然走到这一步。1937年11月，他从欧洲返回中国，本想投身抗战，却在回国后被重新控制。此后十二年，他先后被囚禁于贵州、重庆等地，妻子谢葆真和孩子也被困在身边，家庭生活完全失去正常秩序。
谢葆真在囚禁期间生下女儿杨拯贵。由于长期压抑，身体状况很差，没有奶水，孩子一度饿得哭声微弱。杨虎城只能向看守求助，才找到奶妈。谢葆真还曾因女儿夭折、亲人分离而精神失常，甚至用绝食、吞金等方式反抗，后来被单独关押。
1947年2月，谢葆真被注射不明药物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杨虎城苦苦请求，才获准将她与随身戒指一同火化。他用旧木板做成骨灰盒，此后一直带在身边。1949年9月，杨拯中抱着这个骨灰盒走进歌乐山，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成为父子遗体旁最刺目的物证。
同一夜，杨拯贵和宋绮云一家也遭到杀害。特务分开掩埋遗体，试图彻底切断线索。重庆解放后，许多人赶往各处寻找亲友。直到12月，一名曾在白公馆做杂役的李育生向军管会提供线索，说明杨虎城被埋在“戴公祠”左侧花坛。
1950年1月15日，杨虎城追悼会在重庆举行，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参加。随后，杨虎城、宋绮云等人的灵柩披着国旗，由杨拯民护送，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那只曾被父子共同守护的骨灰盒，也终于随谢葆真的遗骨一同离开了歌乐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