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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近亲属外，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4部门联合发布《三江侗族自治县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此外，陕西商洛市倡议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兰州高新区倡导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

上述地方发文对人情礼金（也称“份子钱”）进行“限高”，无疑目的很明确，就是倡导当地改变不良习俗，减轻群众随礼负担。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地方只是发文倡议，缺少实际约束力，而人情礼金中既包含传统习俗也包含人情成分，很难进行干预。

不可否认，很多地方的份子钱标准，都是长期逐渐形成的，虽然没有明文约定，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比如近亲、近邻、远亲分别是多少，已成为公开标准。同时，这种份子钱还承担着还人情的作用，即A方之前随了多少钱，B方要只多不少去还账。因还人情呈现“只多不少”的特点，所以份子钱越来越高。

如今一些地方婚丧嫁娶中的份子钱标准，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千元。这不仅增加了随份子人的经济负担，实际上也增加了收份子钱人的负担，因为这种人情债迟早要还回去。尤其对于年收入有限的农村家庭来说，每年参加十几场婚丧嫁娶是常态，仅份子钱就要支出数千元，这种“人情式负担”确需减轻。

虽然这种份子钱涉及习俗和人情，的确不好降低，但也并非铁板一块。上述地方通过倡议进行“限高”，可以说这是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这种倡议虽没有强制力，但却向群众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份子钱超过倡议标准，就是不合理的，理应降低标准；此举不是干涉人情习俗，而是倡导新风为群众减负。

也就是说，这类倡议在释放明确的善意，群众一般不会对善意抱有敌意。实际上，不少群众对高企的份子钱早有不满，但个体力量很难去撼动已经形成的人情规矩。而官方倡议正好给了群众纠正份子钱过高的机会。而且，这种倡议还给了基层红白理事会通过村规民约限制份子钱的参照标准，具有现实意义。

过去多年，很多群众也对“天价彩礼”苦不堪言，但因为彩礼往往与习俗“捆绑”很难降低。但随着我国推行移风易俗改革，其中不少地方通过村规民约对彩礼标准进行“限高”，并倡导“零彩礼”、低彩礼，整治“天价彩礼”取得积极效果，如部分地方彩礼均值降幅接近40%。这说明不良习俗是可以纠正的。

既然“天价彩礼”可以被撼动，过高的份子钱也可以降低。以倡议形式对份子钱“限高”，打响了改革这种习俗与人情的“第一枪”。在倡议基础上，既要积极推广广东多地喜酒不收份子钱等经验做法，也要向群众普及减负的必要性，以及“礼轻情意重”等常识，更应该鼓励基层将份子钱标准写入村规民约。

无论是治理高价彩礼还是限制份子钱，鉴于其复杂性，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是要持续采取可行的举措，既要逐步降低不合理的标准，也要适当兼顾人情与习俗，理解群众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希望在官方倡议的基础上，能看到村规民约将份子钱“限高”标准写入，通过“倡导+自治”让民俗新风吹向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