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选。毛泽东提出，李济深应当担任副主席。会场里很快出现议论：这个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在1927年参与过反共清党，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位置交给他？

质疑并非没有依据。李济深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追随孙中山，在军界逐渐崭露头角。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他参与筹备工作，提供过物资，也担任过相关职务。东征和北伐期间，他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作战，部队以能打著称，个人地位随之上升。

问题也出在这里。1927年，国民革命阵营分裂，李济深站到了蒋介石一边。上海发生清党后，他在广州采取了相近的行动，包围工会机构，解除工人武装。那段经历，使许多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对他长期存有戒心。有人认为，既然过去做过这样的事，就不适合进入新政权的核心层。

毛泽东看重的，却不是一纸履历，而是一个人在重大关头能否改变立场。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行动，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共同推动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们明确提出反蒋抗日，并主动同中央苏区建立联系，寻求停止内战。

这次合作没有成功。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福建，十九路军很快失利，李济深转赴香港。但这场失败留下了一个重要信号：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把主要力量用于内部争斗，既不利于抗日，也不利于国家团结。

有意思的是，李济深同红军的接触，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福建事变期间，他支持地方同苏区谈判，推动解除对苏区的封锁。后来周恩来在解释这段往事时，曾指出，如果当时双方能够更早、更坚决地联合，江西、福建一带完全可能形成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局面。

“那时若能真正联手，红军也许不必长征。”周恩来对与会代表说。

这句话的分量，在1949年的会场里格外沉重。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选择的一次远行，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福建方面的反蒋力量若能坚持更久，能否改变局势虽然无法断言，但李济深当年主动联络苏区，确实成为评价他政治转变的重要依据。

抗战时期，李济深又一次同蒋介石拉开距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反对“安内攘外”，主张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1943年，他没有前往重庆就任国民参政院院长，而是回到广西苍梧一带，同地方抗日力量保持联系。蒋介石多次召他赴重庆，他仍不肯接受。

日军方面也曾通过汪精卫政权拉拢李济深，企图让他出面主持华南伪政权。他予以拒绝。桂林失守后，他在广西重新组织地方武装，并同共产党方面保持物资和情报联系。对一个曾经身居国民党高位的将领来说，这一步意味着公开承担政治风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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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李济深被蒋介石排挤，只能避居香港。1946年，他在庐山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遭到拒绝，随后写信批评其政策，双方关系彻底破裂。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毛泽东把李济深列在邀请名单前列，正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反内战、主张民主联合的重要代表。

国民党方面并非没有拉拢。1948年底，李宗仁等人希望他参与所谓“第三政府”，甚至设想以长江为界维持局面。李济深没有接受。香港住所长期受到监视，他仍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帮助下，于1948年12月乘船北上，1949年1月20日抵达北平。

政协会议正式召开后，反对声音再次出现。有人说，共产党打下江山，却让旧军人和民主人士分享最高权力，似乎不合常理。周恩来没有回避李济深早年的错误，而是把问题放回历史处境中说明：

“人是会变的。过去站在错误一边，后来能够转过来参加革命，这种转变本身就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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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解释，既没有替李济深抹去旧账，也没有把历史人物简单分成永远不变的好人与坏人。最终，李济深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高岗一起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李济深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他参与华南海关接管工作，主持有关事务，深入粤桂边区调查。1954年宪法起草期间，他特别关心民族区域自治条款，要求相关内容写得明确、完整。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后，李济深身体已经很差，仍参加了观礼活动。10月9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对于这位经历过辛亥革命、北伐、福建事变、抗日战争和新政协的老军人而言，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是对早年经历的简单肯定，而是对其后来政治选择的历史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