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体制之中，县丞为知县之佐贰，秩正八品，与正七品知县品秩仅差一阶。世人多以为官场挨次升迁，不过熬俸数年便可递升。实则有清一代，正印与佐贰判若两途，由县丞升知县，号称“跨一堵墙”，看似一步之遥，实则千难万难。寻常佐杂之官，终老于八品者比比皆是，能实授知县者，百中无一。其难究竟何在，须从体制分野、出身流品、铨选班次、考成保举逐一细观。
一、品秩只差一级，正印佐贰殊途
知县与县丞，虽仅一品之差，却有本质之别：一为正印之官，一为佐贰之属，形同官与僚之分野。
知县为一县之主，掌一县刑名、钱谷、教化、治安诸事，有独立判事之权，用正印信，号称“亲民之官”，乃朝廷命官之正途。而县丞为知县之辅佐，分掌粮马、巡捕、水利、屯田诸事，凡事皆须禀明知县而行，无专断之权，不得用正印。其官署虽称“二衙”，实则属官之列，与主簿、典史同属佐杂系统。
清代官制重正印而轻佐贰。同处一县，知县为堂官，县丞为属吏，晨昏谒见，行属官礼。升迁体系之中，正印官自有正印升转之途，佐贰官则多在佐杂序列内流转，二者泾渭分明，不相混杂。故由县丞升知县，不只是升了一品官阶，更是从“僚属”跻身“正印”的身份跨越，远非寻常品级升迁可比。
二、出身分途异路，正途杂流悬殊
升迁之难，首难在出身。清代铨选最重流品，正途与异途界限森严，知县与县丞的出身构成，本就天差地别。
知县之选，向以正途为主。新科进士殿试之后，二甲、三甲者分部学习，然后外用知县，号为“即用知县”，遇缺即补，班次最前。举人六年一次大挑，一等者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亦为正途。此外拔贡、优贡、恩贡等五贡出身者，经朝考亦可授知县，班次虽在进士、举人之后，仍属正途。终清一代，知县十之七八出自科甲正途。
县丞的出身则驳杂得多。其途有四：一为吏员考授，各衙门吏员役满考职，一等者可授县丞；二为捐纳，民间捐银若干，即可得县丞衔，或候补县丞；三为荫叙、杂流；四为少数贡生降补。其中正途出身者寥寥无几，多数为异途杂流。
清代定制，异途出身者，非经保举不得任正印官。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捐纳、吏员出身的县丞，从入仕之日起，便已被堵死了升知县的正门，除非获得督抚特疏保举，否则终身只能在佐杂之列打转。流品之限，已将多数县丞拦在了知县门槛之外。
三、铨选班次排末，候缺动辄经年
即便出身无碍，轮到实授知县，亦是千难万难，其难在缺额有限而候者众多，佐杂升班又居最末。
全国州县正印之缺，总计不过一千三百余处，而候缺者数倍于之。吏部按月选官，分班掣签，班次先后井然：首进士即用班，次举人大挑班，次五贡班，次捐纳知县班，最末方为佐杂升知县班。每遇知县缺出，先尽前面各班补用，前面无人，方及佐杂。
进士出身者，往往候补数年即可得缺；举人则有候缺十余年、二十年者，甚至有终老候补而不得一缺者。县丞之升班，排在所有人之后，得缺之难更甚。寻常资历，非候补二三十年不能得一缺，且多是偏远、贫瘠之简缺，富庶繁难之要缺，轮不到佐杂出身之人。
咸丰以后捐纳泛滥，捐县丞、捐知县者盈千累万，仕途壅滞更甚。许多县丞坐补无期，终生在各省候补，每逢朔望赴衙门点卯而已，号为“闲曹”，有终老不得署事者。
四、考成操于上官，卓异难得其名
清代官员升转，以考成为依据，三年一次大计，分三等：卓异、供职、不及。卓异者记名升用，供职者照旧，不及者降革。县丞欲升知县，必得大计卓异，而卓异之难，难于上青天。
其一，考语操于上官。县丞的大计考语，先由本县知县出具，再经府、直隶州核转，布政使、按察使复核，最后由督抚定夺。一县之中，知县为长官，县丞之贤否功过，皆凭知县一言。若知县不赏识，任凭才干出众，也难获佳评。
其二，卓异名额极少。各省大计卓异，按官员总数比例而定，大概每十五人中举一人，且多为正印官、教职员。全省佐杂官员数百，每届大计能得卓异者不过数人，分摊到县丞，一省往往不过一二人。
其三，县丞职任难出政绩。县丞分管者，多是捕盗、河工、粮秣、杂务，事繁责重，易获咎而难见功。捕盗不力则参处，河工溃决则革职，钱粮亏空则赔补，平日兢兢业业，能保官位已属不易，遑论卓异升转。
五、升转多历周折，鲜能直陟正印
即便考成优等，县丞升转也多在佐杂系统内流转，很少能直接升为知县。
按清代常例，县丞正常升迁，多升为州判（从七品）、府经历（正八品升从七品）、布政司照磨等职，仍属佐贰之流。辗转数任，资历渐深，再升州同（从六品），依然是知州的佐官。要从佐贰转为正印知县，属于“破格升用”，非有特殊功绩或保举不可。
许多佐杂官员，一生在八九品之间迁转，由县丞而主簿，由主簿而州判，由州判而州同，兜兜转转数十年，始终不得掌正印。时人谓之“佐杂终身佐杂”，并非虚言。
六、惟有保举军功，可开破格之径
常规之路不通，惟有特殊途径方能破格升知县，一为保举，二为军功，三为捐升。
保举为最要之途。遇有河工、剿匪、灾荒、漕运等大事，县丞办事得力，由督抚专折保奏，奉旨以知县升用，即可跳过常规班次，归部选用。然保举之权操于上官，非才干卓绝、深得上官赏识者不能得；更有钻营贿赂而得者，寻常寒士无由得之。
军功次之。遇地方战乱，随营出力，克城破敌，以功保奏，可升知县。然刀兵无眼，九死一生，以性命博前程，非常人所愿。
又有捐升之法。咸丰以后，财政窘迫，开捐例，县丞可捐银若干，升知县衔，或捐免保举。然捐来的知县多是候补虚衔，遇缺仍在各班之末，得实缺者百无一二，多是装点门面而已。
综上而论，清代县丞升知县，难在体制之隔、出身之限、铨选之壅、考成之严。看似只差一阶品级，实则是从佐杂跻身正印的阶层跨越，是官场身份的质变。
有清一代，全国县丞四百余员，知县一千三百余缺，而每年由县丞升知县者不过数十人。绝大多数县丞，或终老八品，或辗转佐杂，一生不得掌一县之印。故旧时官场有谚云：“县丞升知县，如隔一重山；十年磨一剑，未必得缘悭。”
这便是清代基层官场的真实生态：品级之差易补，流品之界难越。佐贰之官，纵有治才，若无正途出身与上官机缘，终其一生也难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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