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褪去正装、一身便装，趁着休假悄悄回到老家赶乡集，只想安安静静体味市井烟火。一身朴素衣衫，无随从、无排场、无官威，混迹在普通村民之中。偶遇年少一同长大的同窗，如今已是本地乡镇乡长。谁知他见我模样普通、毫无风光，当即摆起十足官架子，对着我当众颐指气使、言语训斥，极尽势利刻薄。就在他当众拿捏我、肆意折辱旧情的瞬间，本县县长匆匆赶来碰面，隔着老远立刻驻足立正，对着我郑重敬礼。满街喧闹瞬间死寂，方才嚣张跋扈的同窗乡长，身躯骤然僵在原地，脸色彻底煞白。
第一章【布衣归乡，市井偶遇势利同窗】
秋分刚过的日头，不毒，但晒久了后脖颈子还是发烫。
我下了从市里开往镇上的中巴车，脚一沾地，一股子混着牲口粪、烂菜叶和油炸馃子的气味直冲鼻腔。这味道要搁在平时会议室里，谁喷半毫升香水我都嫌刺鼻，可这会儿，竟觉得舒坦。老家的土，老家的味儿，闻着心里踏实。
我穿一件洗得领口发毛的灰蓝夹克，里头套着件看不出牌子的黑T恤，下身是一条膝盖磨得发白的深色休闲裤，脚上蹬了双旧运动鞋，鞋帮上还沾着上次回来看我妈时踩的泥点子。手里拎着个半旧的黑色帆布包，就这么混在一群挑担的、背篓的、赶羊的人堆里，从镇口老石桥那头往集市里走。
没人多看我一眼。
也对。这身行头，搁人堆里一抓一大把，和那些在外打工回来探亲的、镇上开小铺子的、跑运输的，没两样。
我今年四十有二，在市里一个不算清闲的部门待着，具体干什么，没必要跟谁交代。平日里西装革履、日程排满、层层汇报、字斟句酌，说每句话之前得在脑子里过三遍。好不容易休个年假，我跟办公室打了招呼，说回老家看看，没让任何人安排车辆，没让任何人通知地方，手机里那些“周主任回乡要不要协调”的短信全删了，一个人悄悄回来。
就想清静清静。
镇子不大，逢五逢十赶大集。今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也是赶集的日子，集上比平时更热闹。主街从东头镇政府门口一直延伸到西头老粮站，两边摊贩一个挨一个，塑料棚子底下码着月饼、苹果、秋梨、新打的枣，还有现炸的糖糕、油条、馓子，热气腾腾，香味混作一团。
我顺着人流慢慢走，也不急。走到一个卖山货的摊子前，蹲下来翻了翻那些干蘑菇和木耳，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汉，手指粗黑，指甲缝里嵌着泥，见我翻得仔细，拿个塑料袋凑过来：“后生，这是今年新晒的，野生的，你闻闻。”
我拈起一朵干蘑闻了闻，确实有股松针和泥土的清香。老家后山上的东西，错不了。
“咋卖？”
“干货都涨价了，自家山上采的，给你算四十。”
我没还价，说来二斤。老汉高兴，秤杆子翘得高高的，又抓了一把枸杞塞进袋子：“自家晒的，不要钱。”
我道了谢，把袋子塞进帆布包，继续往前走。心里头松快得很。在单位里，哪有人跟你这么唠嗑，哪有人往你袋子里塞一把枸杞不要钱。都是公事公办，脸色分寸拿捏得刚刚好，多一分热情都怕领导觉得你谄媚，少一分恭敬又怕领导觉得你冷漠。这么些年，累。
正走着，迎面过来一队人。
打头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中等个，梳着锃亮的背头，穿一件熨得笔挺的白色短袖衬衫，扎在黑色西裤里，皮带扣闪着金光，脚下皮鞋锃亮，反着光。身后跟着两个穿蓝制服的，一看就是镇上或者村里的工作人员。再后头还跟着个拿手机拍照的，像是搞宣传的。
这排场，在集市上扎眼得很。赶集的老百姓纷纷侧身让路，有人老远就喊“赵乡长赶集啊”，那男人微微点头，嘴角挂着一丝不咸不淡的笑，手都不抬一下。
我本来没在意，往旁边让了一步，打算接着走我的路。结果那男人目光扫过来，在我脸上停住了。
“周建峰？”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人有点面熟，但一时半会儿没对上号。
“真是你啊周建峰！”他两步跨到我面前，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的热情，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目光在我那件灰蓝夹克和旧运动鞋上停了停，“我，赵伟！老同学，不认识了？”
赵伟。我脑子里一个机灵，想起来了。初中同桌，高中也是一个学校，那时候他家就在镇上，我住村里，每天来回走十里地，有时候赶上下雨就在他家蹭饭。他妈做的酱豆炖粉条，我一口气能吃三碗。那时候我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偷着下河摸鱼，去瓜地里摘瓜被狗追，考试互相递纸条，他抄我的数学，我抄他的英语，谁也没比谁多考几分。
后来我考到市里读大学，他复读了一年，上了省里一个大专，之后就联系少了。再后来听说他考了公务员，分到老家镇上，一步一步往上走。具体什么职务，我常年在外，还真没怎么打听过。
“赵伟！”我也笑了，伸手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多少年没见了，你胖了。”
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很快又笑起来，只是那笑里多了点别的意味。他退后半步，把我从头到脚又看了一遍，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旧帆布包上，嘴角微不可察地撇了一下。
“你咋回来了？也不说一声。”他语气里带着一种主人对客人的居高临下，“回来看你妈？你妈身体还行吧？”
“还行，在村里住着，挺好的。我休几天假，回来赶个集。”
“哦，休假。”他点了点头，那个“哦”字拖得有点长，像是掂量出了什么。“我听人说你一直在外面，具体干啥来着？”
“瞎忙。”我笑笑，“你呢，现在这是……”
“我啊，去年提的，乡长。”他说这话的时候，腰杆明显挺直了，声音也亮了几分，旁边跟着的两个人适时地露出笑容，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还补了一句“赵乡长年轻有为”。赵伟摆摆手，故作谦虚，但眼底那点得意根本压不住。
“不错不错，”我真心实意地说，“为家乡做点事，挺好。”
“嗨，基层工作，不好干。”他嘴上这么说，但话锋一转，身子往我跟前凑了凑，压低声音，用一种“老同学我才跟你说”的口气，“不过在这地面上，说话还算是管用。你以后回来，有啥事需要协调的，吱一声就行。”
说着，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一眼：赵伟，某某乡人民政府乡长，下面是一串手机号和座机号，印得挺精致。
我顺手把名片揣进兜里，点了点头：“行，有事找你。”
他显然对我这种平淡的反应不太满意。一般人拿到乡长的名片，怎么着也得客气两句，或者攀扯两句“以后多关照”。我这种反应，放在他眼里，大概等于“混得不行，连句场面话都不会说”。
他目光又在我身上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我那双旧运动鞋上。
“你这……回来几天？”
“三四天吧。”
“住哪儿？村里老房子？”
“嗯，陪我妈住几天。”
“哦——”他又拉长了声，那个“哦”里面明显带着一种“果然如此”的意味。他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朝左右两边看了看，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跟我一块转转。我正巡查集市秩序呢，你跟着走走，看看老家现在的变化。”
他嘴上说“跟着走走”，语气却是不容商量的。旁边那两个工作人员立刻会意，往两边让了让，给赵伟留出中间的位置。赵伟理所当然地走在最前面，步子迈得很大，背着手，头微微扬着，目光扫过两旁的摊贩，时不时停下来指点两句。
“这个摊位超线了，往里收收。”
“地上烂菜叶子，赶紧扫了，一会儿县里可能来人检查。”
“老张，你这秤再让我看见一回缺斤短两，摊子我给你收了。”
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摊贩们陪着笑脸，手忙脚乱地收拾。赵伟也不看人家脸色，说完就走，皮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咔咔响。
我跟在侧后方半步的位置，手里拎着帆布包，看着他的背影。这个曾经和我一起在泥地里打滚、被老师罚站时冲我挤眉弄眼的赵伟，如今走路都带着风，后脖颈子硬邦邦的，像是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仰望。
路过一个卖月饼的摊子，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佝着腰，脸晒得黑红，正忙着给顾客装袋。赵伟停下来，用脚尖点了点摊子前面一个纸箱子：“这箱子挡道了，往那边挪挪。”
女人赶紧点头：“好好，这就挪。”
她男人从棚子后面绕出来搬箱子，年纪也不小了，搬得吃力。我下意识伸手想帮一把，赵伟却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觉得我多事，又像是觉得我这举动给他丢了人。我没理他，搭了把手，把箱子挪到不碍事的地方。
女人连声道谢，赵伟在旁边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抬脚继续往前走。
我跟上去。走了几步，赵伟忽然放慢脚步，侧过头来，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问我：“建峰，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
我愣了一下，没料到他问得这么直接。
“够花。”我说。
“够花是多少？”他笑了笑，那笑带着点居高临下的意味，“老同学，我又不跟你借钱。就是问问，你在外面这么多年，混得咋样。”
他嘴上说“混得咋样”，但语气分明已经替我下了结论。我看了看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夹克，又看了看他熨得笔挺的衬衫和锃亮的皮鞋，心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真就够花。”我没接他的茬。
赵伟大约觉得我不肯说是因为“混得不好”所以不好意思说，脸上的笑意便多了一层笃定。他不再追问，转过头去，继续背着手巡视他的“领地”。
“建峰啊，”他忽然又开口，这回语气里带上了一种语重心长的味道，像是领导在给下属做思想工作，“你说咱俩当年一块上学，你成绩还比我好，后来考大学，你考得也比我好。可现在你看看——”
他抬手划了个圈，把整条集市、整个镇子都圈了进去。
“我现在管着这一大片，几万口人，大小事都得我点头。你别说，刚开始觉得挺累，后来习惯了，觉得这摊子事离了你还真转不动。”
他顿了顿，回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挂着笑。
“你当年要是也考公务员，现在起码也是个科级了。不过话说回来，人各有命。”
他说“人各有命”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假惺惺的惋惜，但眼底那点得意和优越，藏都藏不住。旁边两个工作人员适时地笑了笑，其中一个低声说“赵乡长谦虚了，您这进步速度在全县都是快的”。
赵伟摆摆手：“行了行了，别说这些，老同学在呢。”
我没说话。阳光从侧面照过来，赵伟的背头油亮亮的，脸上一丝汗都没有，大约是车里出来前刚补过。他站在我的侧前方，身形比我高小半个头，皮鞋跟敲着地面，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秋天，我俩放学后去地里偷玉米，被看青的老头追，赵伟跑得鞋都掉了一只，光着一只脚跑了两里地，回家挨了他妈一顿笤帚疙瘩。第二天上学，他跟我说，建峰，我以后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让谁都高看我一眼。
那时候他眼睛亮亮的，脸上全是汗和灰。
现在他混出人样了。皮鞋锃亮，背头油光，走到哪儿都有人喊“赵乡长”。只不过那个和我一起偷玉米的赵伟，那个被狗追得尿裤子的赵伟，那个抄我数学卷子还抄错行的赵伟，好像被他自己留在了很多年前的秋天里。
“赵乡长——”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中年男人小跑过来，脸上堆着笑，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看样子是装了两条烟。
“赵乡长，上回那个事……”
赵伟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目光扫了一眼那塑料袋，又扫了一眼周围。他侧过身，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说：“老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去办公室，集市上不谈这些。”
嘴上说着“不谈”，脚步却停了。那个叫老陈的男人凑上来，压低声音说了几句什么，赵伟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
“行吧，回头再说。你先回去。”
老陈千恩万谢地走了，红色塑料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赵伟转过身来，脸上重新挂上了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他看了看我，大约是觉得在我面前演这一出有点掉价，便主动找补了一句：“基层就这样，人情世故，躲不开。”
我点点头：“理解。”
他大约觉得我这两个字太轻了，又补了一句：“当干部嘛，手里有点权，就有人惦记。你不在这个位置你不懂。”
我还是点头：“确实不懂。”
他满意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重新变得亲热起来：“行了，老同学，你难得回来，晚上我安排一下，咱俩喝点。镇上有家馆子不错，我叫上几个人陪你。”
我正要说什么，他忽然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一块亮银色的表，在阳光下晃了一下我的眼。
“哟，快十一点了，我得去趟镇政府，县里可能有人来检查。你等我电话，回头联系。”
说着，他从裤兜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眉头一拧，手指飞快地划了几下，然后抬头冲我扬了扬下巴。
“建峰，你手机号给我。”
我报了号码，他存进手机，又拨了一下，等我的旧手机在兜里响了两声才挂断。
“存上了。有事打电话。”他挥了挥手，转身带着他那队人往镇政府方向走了，皮鞋声咔咔响了一路，赶集的人纷纷避让。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混进人流里。那块亮银色的手表反光在人群中闪了几下，最后看不见了。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袋山货，又摸了摸兜里那张名片。名片挺括，边角锋利，大概两百克铜版纸，印着乡政府的徽标。
我把名片随手塞进帆布包侧兜，往集市另一头走去。
空气里还飘着油炸馃子的香，有人在吆喝“新出锅的糖糕——”，一个小孩追着气球从我身边跑过，脚下一绊差点摔了，我伸手扶了一把，孩子他妈在后面喊“谢谢大哥”。
我笑了笑，继续走。
心里头没什么波澜。赵伟这个人，说不上多坏，就是被位子泡久了，泡胀了，泡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当年那个光脚跑两里地的少年，如今眼里只看得见皮鞋亮不亮、背头油不油、别人喊他“赵乡长”的时候声音够不够响。
这种变化，我见得太多了。在单位里，在地方上，在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调研、每一次饭局上。有人升了官就忘了本，有人得了势就变了脸，有人手里攥着针尖大点权力，就以为自己握住了乾坤。
赵伟不过是其中一个。
我没打算跟他计较。这么多年，什么脸色没看过，什么话没听过。他那点架势，在我面前连个浪花都算不上。
可我不计较，不代表事情就这么完了。赵伟这个人，大约是在这镇子上横着走惯了，在我面前摆完官威觉得不过瘾，非要再踩两脚才能显出他的分量来。
我走到集市西头，在卖糖糕的摊子前停下来，打算买几个带回去给我妈。老太太牙口不好，就爱吃口软乎甜的。
摊主刚给我装好袋，背后忽然传来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
“周建峰，你还没走呢？”
我回头。赵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折回来了，身边没带人，就他一个。他站在三步开外，背着手，歪着头看我，脸上的笑和刚才不太一样，像是摘了面具之后露出来的真容。
“我买点东西。”我扬了扬手里的糖糕。
“嗯。”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着摊主，“老王，这糖糕怎么卖？”
“赵乡长！”摊主赶紧招呼，“刚出锅的，还热乎呢。”
“给我也装几个。”赵伟说完，转头看我，目光从我脸上的笑容一直看到我脚上的旧鞋，最后停在帆布包侧面那张露了一半的名片上。他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建峰，”他终于开口，语气比刚才在人群里冷了不少，“刚才人多，我没细说。你在外面到底混得咋样，给老同学交个底。”
我把糖糕袋子系好，放进帆布包里，拍了拍手上的干面粉。
“真就那样。”
“那样是哪样？”他往前凑了半步，压低声音，眼睛盯着我，“你今年也四十多了吧，还在外面漂着？房子买了吗？车呢？孩子上学咋办？”
他问一句，我的沉默就多一分。可他显然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难堪，语气里渐渐带上了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教训味道。
“我说建峰，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跟你交心。你当年成绩好，脑子活，可光有这些没用。你得会来事，得抓住机会往上走。你说你这么多年，到底在干啥？总不能一直给人打工吧？”
他的声音不大，但周围已经有几个赶集的人注意到了这边，开始放慢脚步，往这边瞟。
“赵伟，”我终于开口，语气很平，“我怎么样，真不劳你操心。”
他愣了一下，大约是没想到我会顶他。在他眼里，我这种“混得不好”的人，面对他一个乡长的关心，应该受宠若惊才对。
“嘿，你这人——”他脸上的笑僵了一瞬，随即又堆起来，只是这回带上了明显的尖刻，“行，我不操心。我就是觉得吧，人得有自知之明。你说你回来就回来吧，穿成这样，赶集就赶集吧，还非得往人堆里扎，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落魄呢。”
他故意提高了音量，周围几个赶集的人扭头看过来。
“我是乡长，管着这一片，碰见老同学混成这样，脸上也不好看。你说是不是？”
他的声音在集市上空飘着，像一只被风吹起来的塑料袋，轻飘飘的，但偏偏挂在了显眼的地方，让人想不看见都难。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陌生得很。
当年那个在田埂上光脚跑的少年，和眼前这个站在集市上、当着半条街的人面、对自己儿时玩伴冷嘲热讽的乡长，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集市上的喧闹还在继续，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孩子的哭笑声混成一片。有人挑着担子从我身边挤过去，扁担头蹭到了我的胳膊，那人回头说了句“对不住”，又匆匆走了。
赵伟还在等着我回话，下巴微微抬着，嘴角挂着半笑不笑的神情，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他那块亮银色手表的表带，无意识地转着圈。
我低下头，把帆布包的拉链拉好，然后抬起头，看着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往集市另一头走。
背后传来他拔高的声音：“建峰，晚上吃饭的事，等我电话啊——不过你也知道，我这边事多，不定几点能忙完，你别干等着。”
我没回头，也没应声。
走出几步，听见他在后面跟旁边的人说话，声音不大，但故意让我能听见。
“我初中同学，多少年了，混得不咋样，人倒是老实。唉，人跟人不能比啊。”
旁边有人附和地笑了一声。
我继续走，拐过一个卖锅碗瓢盆的摊子，身影淹没在赶集的人流里。手里的糖糕还热着，隔着帆布包透出一点暖意。
秋日的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把整条集市镀上一层浅金色的光。人群熙熙攘攘，讨价还价声、秤砣碰秤盘的响声、孩子骑在父亲脖子上吹的塑料哨子声，混成一片熟悉的、暖烘烘的嘈杂。
我走在其中，步子不急不缓，和每一个赶集的普通村民没有分别。
心里却想着一件事——赵伟那张名片上的座机号，尾数是0088，印得比手机号大了一号，像是生怕别人记不住。
这种细节，有时候比人更能说明问题。
集市西头的老粮站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牌是县里的号。我没多看，拎着糖糕和山货，穿过人群，往镇口的老石桥走去。
身后，赵伟那支亮银色的手表，大约还在集市上晃着光。
第二章【微权猖狂，当众折辱极尽嚣张】
我没走成。
刚穿过老粮站门口那棵歪脖子槐树，身后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赵伟那把不紧不慢的嗓子：“建峰，你等等，跑什么跑？”
我停下来，回头看他。他一个人追上来，背着手，步子迈得不急，但脸上那神情已经不像刚才在人多处装出来的和煦了。秋日上午的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那张脸笼在一片阴影里，只有下巴和颧骨那一片被光照着，泛着油亮亮的光。
“你走那么快干啥？”他走到我跟前站定，歪头看我，嘴角挂着一丝笑，“晚上吃饭的事还没说定呢。”
“不了，晚上得陪我妈。”
“陪妈？”他像是听到了什么新鲜词，眉毛挑了一下，“你一年到头在外面，回来一趟就光陪妈？不跟老同学走动走动？我跟你说，这镇子上，你认识的人里头，现在说话最管用的就是我。你跟我走动，亏不了你。”
这话说得已经很直白了。直白到旁边两个赶集的妇女都听懂了，其中一个回头看了赵伟一眼，又看了看我，脚步慢了半拍。
我把帆布包换了个手拎着，看着他：“赵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妈年纪大了，我回来就是想清静清静，陪陪她。吃饭的事，真不用。”
“清静？”他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像是嚼出了一点别的味道。然后他笑了，那笑从嘴角开始，慢慢爬到眼睛里，最后整张脸都带上了一种“我懂你”的豁达。
“行，清静好，清静好。”他连说了两个好，但脚下没动，显然是没打算放我走。他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镇政府大院方向，红砖院墙从集市的棚顶后面露出来一截，“你看，那是镇政府。我办公室在二楼，朝南那间。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我的，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他嘴上说“过意不去”，脸上却全是“你得领我的情”的意思。
我看着他，忽然有点想笑。当年在学校，赵伟抄我卷子，被老师抓住了，他站起来就说“是我抄的周建峰的，跟他没关系”，那时候他讲义气，有担当。现在他说“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我的”，话里话外全是施舍，全是居高临下。
“赵伟，”我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放得很清楚，“我说了，不用。你忙你的。”
大约是“你忙你的”这四个字听在他耳朵里带了点别的意思，他脸上那层笑终于挂不住了，嘴角往下一撇，眼底闪过一丝不耐烦。
“周建峰，我是看在老同学面上才跟你多说两句。你这个人，怎么还是跟上学时候一样，死倔死倔的，油盐不进。”他往前迈了一步，离我更近了些，声音压低，但每个字都带着刺，“你说你回来就回来吧，赶集就赶集吧，穿成这个样子——”
他抬手在我肩膀到脚面虚虚划了一道。
“你知不知道这集上多少人认识我？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镇上什么身份？你跟我站一块，别人还以为我赵伟的哥们儿混得多差呢。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
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到集市那头，刚才他带着的那两个工作人员正往这边探头探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正拿手机看着什么，另一个在往这边指。
赵伟顺着我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立刻缩回去了。
“赵乡长，”我用了这个称呼，语气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意外，“你的脸面，不用我帮你挣。咱俩各走各的路，互不打扰，挺好。”
“赵乡长”三个字一出口，他的眉头明显跳了一下。大约是听惯了这个称呼，但从我嘴里叫出来，他品出了一点不对劲的味道。
“你——”他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忽然笑了，这回是真被气笑的那种，“行，周建峰，你行。你清高，你有骨气。那你清高你的，我忙我的。不过我把话搁这儿，你在外面混得再怎么样，回了这个镇，就得按这儿的规矩来。”
他没说“这儿的规矩”具体是什么，但意思明摆着。他说完，从裤兜里摸出那块亮银色的手表看了一眼，像是提醒我他时间宝贵，然后转过身，皮鞋跟在地上磕了一下，往镇政府方向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补了一句：“你那个糖糕，买贵了。老王家的摊子，我一句话他能给你便宜一半。”
说完，这回真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镇政府那扇刷了银粉的铁皮门里，才慢慢转过身，继续往镇口走。
老石桥在镇子东头，过了桥就是往村里去的土路。桥栏杆是水泥的，年久失修，面上裂着一道道细纹，缝里长着枯黄的狗尾巴草。桥下的水不多，露出大片长着青苔的石头，几只麻雀在石头上蹦来蹦去。
我走到桥中间，停下来，把帆布包放在栏杆上，往桥下的水里看了看。水面上浮着几片杨树叶子，打着旋往下游飘。小时候夏天，我和赵伟还有村里几个半大小子，光着屁股从这桥上往下跳，水花溅起老高。赵伟那时候胆子小，站在桥沿上腿打颤，我踹了他一脚他才掉下去，起来之后追着我满河滩跑。
那时候的赵伟，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鼻涕泡都能笑出来。
我把帆布包重新拎起来，过了桥，沿着土路往村里走。
路两边是收割完的玉米地，光秃秃的秸秆茬子戳在地里，黄褐色的土地被太阳晒得发白。远处有几棵老柿子树，叶子落了大半，枝头上挂着一盏盏小红灯笼似的柿子。空气里弥漫着秸秆烧过的焦糊味，混着泥土和草木枯败的气息。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了村口。几间老瓦房参差不齐地排列着，院墙上爬满了枯黄的丝瓜藤。我妈那间在村子最里头，院门口一棵老枣树，枣子打过了，只剩一树叶子在风里哗哗响。
推开院门，我妈正坐在堂屋门口的小板凳上择韭菜。七十岁的人了，腰弯得厉害，但手还利索，一把韭菜在她手里翻来翻去，黄叶子一根根摘下来扔进旁边的竹筐。
“回来了？”她抬头看我一眼，脸上的皱纹堆起来，“集上热闹不？”
“热闹。”我走过去，把糖糕和山货放在堂屋的方桌上，蹲下来帮她把择好的韭菜码整齐，“买了你爱吃的糖糕，还热着。”
“买那干啥，贵。”她嘴上嫌弃，眼睛却往那袋子瞟了一眼。
我笑了笑，没接话，把她择好的韭菜拿进灶房。灶台上放着一碗剩粥，半碟咸菜，锅盖掀着，里面是早上没吃完的红薯。我妈一个人过日子，凑合惯了，说了多少次也不改。
我从帆布包里把山货拿出来，蘑菇和木耳分了分，又掏出那把摊主塞的枸杞，找了两个干净塑料袋装好，塞进灶房的橱柜里。
“蘑菇泡了炖鸡，木耳凉拌。”我跟我妈说。
“又花钱。”她嘟囔了一句，但脸上的皱纹明显松快了些。
我搬了个小马扎，坐在堂屋门口，陪她择完韭菜，又帮她把院子扫了一遍。院子不大，东墙根下种了几垄白菜，叶子绿得发黑，西墙根是一排大葱，葱白粗壮，拔一根剥了皮能直接蘸酱吃。
扫到一半，手机响了。
我掏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本地区号。我接了。
“建峰？我赵伟。”电话那头声音很响，背景里有人在说话，听着像是在办公室。赵伟的语气比刚才在集上热络了不少，但热络底下压着一种不容商量的劲儿，“晚上吃饭的事，我给你安排了。镇上那家馆子，就咱俩，我谁也没叫，够意思吧？”
我直起腰，手里的笤帚拄在地上。
“赵伟，我真去不了。我妈一个人在家——”
“你把老太太一块带来嘛！”他打断我，语气痛快得很，“我让馆子炖个老母鸡汤，给老太太补补。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六点，镇政府门口，我等你。就这么定了。”
没等我再说什么，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院子里，午后的阳光晒着后脖颈，暖烘烘的。院墙外面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扩音喇叭拖着长腔，在村子里绕来绕去。
我妈从堂屋里探出头：“谁啊？”
“没事，一个老同学。”
“那你去呗，别管我。”她摆了摆手，“我一个人吃了半辈子饭，还用你陪？”
我没接话，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扫院子。心里却在想赵伟这个人。上午在集上当着半条街的人折我的面子，下午又打电话来叫吃饭，嘴里说着“谁也没叫，够意思”，可那语气分明是把我当成了他随时可以拿捏的——他高兴了就叫来吃顿饭，不高兴了就当众踩两脚的那种人。
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心里大概有数。他心里的算盘大概是这么打的：这个周建峰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名堂，回来还得靠我赵伟照应着。我给他个台阶，叫他来吃顿饭，席间再敲打敲打，让他知道这地面上谁说了算。以后他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想办点什么事，还不得乖乖来找我赵乡长。
这种心态，在基层待久了，我见过不少。手里那点权力，往外放是权力，往里收就是安全感。赵伟这种人，本质上是不自信的，所以才要把那点微权用到极致，用别人的顺从和畏服来喂养自己。
我扫完院子，把笤帚靠在墙根，回屋换了身干净衣裳——还是那件灰蓝夹克，只不过换了条深色裤子。我妈在灶房烧水，我进去帮她添了把柴，看着灶膛里的火苗子舔着锅底，红彤彤的，映得人脸上发烫。
下午四点多，我正坐在堂屋的旧沙发上翻一本从抽屉里找出来的老相册，手机又响了。还是赵伟。
“建峰，你到了没？”电话那头背景音嘈杂，好像有人在搬东西，“我这边有个接待，县里可能来个人，我得应付一下。你五点半先到镇政府门口等我，别迟到，我这边忙完就出来。”
我说“行”。
他大约对我的顺从感到满意，语气又亲热了几分：“好嘞，晚上咱哥俩好好聊聊。对了，你那个包，换一个吧，旧成那样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混得多惨呢。回头我办公室有新的，送你一个。”
电话又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沙发扶手上，看着院子里。日头开始偏西了，枣树的影子从东墙挪到了院子中间，细碎的叶影铺在地上，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我妈从灶房出来，端着一碗荷包蛋，两个蛋卧在糖水里，蛋清白嫩嫩的。
“吃了再走。”
我接过来，蛋还烫嘴，我一边吹一边吃。我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继续择下午没择完的韭菜，嘴里念叨着村里的事——谁家儿子娶了媳妇，谁家闺女考上了大学，谁家老两口被儿子接到城里又跑回来了，说住不惯楼房。
我听着，偶尔应一两声。碗里的荷包蛋甜丝丝的，糖水喝下去，从嗓子一路暖到胃里。
吃完荷包蛋，我把碗洗了放回灶房，出来的时候我妈已经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韭菜叶子，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早点回来。”
“嗯。”
我出了院门，沿着来时的土路往镇上走。夕阳已经挨着西边的山尖了，大片大片的云被染成暗红色，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着路两旁的玉米茬子和远处炊烟升起的村子。
走到老石桥上的时候，我看见镇子东头那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正放着什么通知，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太清，只隐约辨出“各村注意——明天上午——”几个字眼。
过了桥，进了镇子。傍晚的集市已经散了，主街上剩了一地的烂菜叶、塑料袋和牲口粪，几辆三轮车在扫尾，摊主们慢腾腾地收着棚子。空气里那股子混合着食物和牲口的气味还没散尽，在傍晚的凉意里变得稀薄了些。
镇政府大门口，我提前十分钟到了。
铁皮门半开着，里面的院子里停着两辆车，一辆黑色轿车，一辆白色越野。门房亮着灯，里面坐着个老头，隔着玻璃窗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听他的收音机。
我站在门口右侧的墙根下，看着街对面那家关了门的小卖部，门板上贴着褪色的福字，一盏路灯刚好在它头顶，把那一小片地方照得发黄。
等了大约二十来分钟，赵伟没出来。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出来。镇政府二楼的几扇窗户亮着灯，最东边那间的窗帘拉上了，里面有人影在晃动。
我靠在墙上，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来。街上偶尔有摩托车驶过，车灯扫过路面，又很快消失。
到六点四十的时候，二楼的窗帘被拉开了，有人探出头来往下看。是赵伟。他看见我站在门口，朝我挥了挥手，意思是“等着”。
又过了十分钟，铁皮门从里面被推开了。赵伟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白天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戴眼镜的，另一个没见过，矮胖，穿一件深色夹克，手里拎着个公文包，脸上带着那种刚结束一场应酬的松弛和满足。
赵伟满脸堆笑地和那矮胖男人握手，说着“您慢走”“下次再来检查指导”之类的客气话，一直把人送到黑色轿车旁边，亲自拉开后车门，用手挡着门框上面，等人坐进去了才轻轻关上门。
黑色轿车发动，缓缓驶出镇政府大院。赵伟站在原地，目送车尾灯消失在街道拐角，才转过身来。
他脸上那层笑像被水洗过一样，一下子没了。
“你来了。”他走过来，语气淡淡的，和刚才送人时的热络判若两人。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件灰蓝夹克上停了一下，皱了皱眉，“等多久了？”
“没多久。”
“行，走吧。”他把手插进裤兜，往街那头走，步子迈得很大，像是要赶时间。我跟在他侧后方，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皮鞋声和运动鞋的软底声混在一起，在路灯下的水泥路面上敲出不太整齐的节奏。
走了大约百来米，他拐进一条小巷子，巷口挂着一块木牌子，写着“农家小院”。里面是个不大的院子，搭着葡萄架，架子底下摆了四五张圆桌，铺着一次性塑料桌布。有两桌已经坐了人，正在喝酒划拳，声音很大。
赵伟看也没看那些人，径直走到最里面靠墙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拿起桌上的菜单翻了翻，也没问我吃什么，直接朝屋里喊：“老李，老母鸡汤有吧？炖一个。再随便配四个菜，快点。”
屋里有人应了一声。
赵伟把菜单往桌上一扔，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慢慢溢出来。他眯着眼看我，目光在烟雾后面显得有点模糊。
“建峰，”他弹了弹烟灰，忽然开口，“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我坐在他对面，把帆布包放在旁边的空椅子上，看着他。
“你这个人，能力有，脑子也有，就是太不懂变通了。”他吸了口烟，烟头明灭之间，脸上的表情忽明忽暗，“你看你今天在集上那个样，跟个闷葫芦似的，问一句答半句。你这样在外面怎么混？怎么往上走？”
我没说话。
他大约觉得我是听进去了，身子往前倾了倾，胳膊肘撑在桌面上，语气更加恳切：“我是为你好。你难得回来一趟，我本来想借这个机会，把镇上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叫来，给你引荐引荐。你以后万一想回老家发展，也有个照应。可你看看你——”
他拿烟的手朝我点了点。
“穿成这样，说话还带搭不理的，我给你介绍人，你让人家怎么看你？你让我这脸往哪搁？”
老母鸡汤端上来了，冒着热气，香味飘了满桌。赵伟把烟掐了，拿起汤勺给自己舀了一碗，又顺手给我舀了一碗，动作倒是很自然，像是做过无数遍。
“喝汤。”他说。
我端起碗，汤很烫，我吹了吹，喝了一小口。汤炖得浓，油花浮在面上，喝下去胃里暖融融的。
赵伟也开始喝汤，喝了两口，放下碗，又开口了。这回语气比刚才软了些，但软里带着一种拿捏准了我的意思。
“建峰，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外面到底干啥的？一个月挣多少？房子有贷款没？”
我放下汤碗，看着他。
“赵伟，”我说，“我干啥的，挣多少，有没有贷款，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你是我老同学，我回来看看你，咱俩叙叙旧，行。但你没必要非得把我底裤扒了看。”
他愣了愣，大约是没料到我会说得这么直。
“嘿——你这个人——”他脸上的表情在灯光下变了几变，最后定格在一种被冒犯的恼怒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说你混得不好，我拉你一把，给你介绍人脉，你还不领情？”
“我什么时候说我混得不好了？”我问。
他张了张嘴，一时没接上话。是啊，从头到尾，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瞎忙”；问我挣多少，我说“够花”；问我房子车子，我说“不劳你操心”。他所有的“混得不好”，都是他自己从我那身衣服、那双旧鞋、那个旧帆布包里推断出来的。
可他显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他很快把那点不自然压了下去，重新端起了那副“我是为你好”的架势。
“行行行，你混得好，行了吧？”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凉拌木耳，嚼了两口，语气里带了点不耐烦，“我不问了。你爱咋咋地。”
气氛冷了下来。旁边那两桌还在划拳，一个粗嗓门在喊“六六六啊，五魁首啊”，声音大得震耳朵。赵伟埋头喝汤吃菜，不再跟我说话。我也拿起筷子，夹了块鸡肉，慢慢嚼着。
吃到一半，赵伟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立刻皱起来，拿着手机站起身，走到葡萄架那头去接。
我继续吃菜。鸡汤确实炖得好，肉烂脱骨，汤色金黄，比我妈炖的还多放了几片党参和红枣，喝着有股药香。
赵伟在葡萄架那头讲了大约五六分钟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偶尔飘过来几个词——“明天上午”“检查”“材料准备好”“别给我出岔子”。讲完电话回来，他脸上的表情比刚才紧了不少，坐下来又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了我一眼。
“建峰，明天上午你有事没？”
“没啥事。”
“那你跟我去趟村里。”他弹了弹烟灰，“县里明天来检查人居环境整治，我得下村转一圈。你跟着看看，感受感受基层工作，也看看你赵伟哥平时都忙些啥。”
他说“你赵伟哥”的时候，语气里那股子亲热又回来了，像刚才的不愉快从没发生过。
我看了他一眼，没点头也没摇头。他把这当成了默许，脸上的肉松了些，拿起汤勺又给自己舀了半碗汤，嘴里念叨着：“基层工作不好干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哪头都得应付。”
我没接话，把碗里最后一口汤喝完，放下了筷子。
这顿饭从六点四十吃到了快八点。赵伟中间又接了两个电话，一个似乎是老婆打来的，他压着嗓子说了几句“快了快了”就挂了；另一个不知道是谁，他走到院子外面去接的，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闷头抽了两根烟，一句话没说。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葡萄架上垂下来的枯藤在风里晃荡，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几根干瘪的丝瓜挂在藤上，在路灯下泛着暗黄的光。
隔壁桌那两桌人陆续散了，院子里安静下来。老板娘出来收拾碗筷，叮叮当当的响声清脆得很。
赵伟掐了最后一根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
“走吧。”他把手机揣进兜里，走到前台，老板娘赶紧迎过来，“赵乡长，吃好了？”
“嗯，记我账上。”
“好嘞好嘞。”老板娘赔着笑，目送我们出院子。
出了巷子，赵伟站在街口，看了看左右，那辆黑色轿车不在，白色越野也不在，院子里只剩一辆沾满泥点的旧面包车。
“你咋来的？”他问我。
“走来的。”
“走回去？”
“嗯。”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脚上那双旧运动鞋上停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最后他摆了摆手：“行，那你慢走。明天早上八点，镇政府门口等我。”
说完他往镇政府方向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别穿这身了，换身精神点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进镇政府那扇铁皮门里，二楼的灯很快亮了。过了一会儿，那扇朝南的窗户里亮起了灯光，窗帘没拉，能看到赵伟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拿着手机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在空气中比划着什么，像是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解释什么急事。
我转过身，往镇口的老石桥走去。
夜里的镇子安静多了，路灯昏黄，街两边的铺面都关了门，只有一家小卖部还亮着灯，电视机的声音从门缝里漏出来，是新闻联播的片尾曲。我路过的时候往里瞟了一眼，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正戴着老花镜数一沓零钱。
过了桥，土路在月光下泛着灰白色，两旁的玉米地黑乎乎的，偶尔有秋虫在叫，声音细碎又绵密，从路两边的草丛里传过来，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
我走在路上，夜风从背后吹过来，带着远处烧秸秆的焦味和露水的凉意。脑子里把今天的事过了一遍——从早上中巴车进镇，到集上赵伟摆官威，再到他打电话叫吃饭、饭桌上那番“关心”，最后是明天早上八点镇政府门口等着。
赵伟这个人，心眼不坏，但让那点权力泡发了，泡得整个人都膨胀起来。他以为他在拉我一把，实际上他是在拿我当一面镜子，照他自己的风光。他让我明天跟着他去村里，名义上是“感受基层工作”，实际上是想让我看看他赵伟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多威风、多说了算。
我走到村口的时候，远远看见我妈那间屋的灯还亮着，昏黄的一小片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着院门口那棵老枣树的树干。
推开门，我妈坐在堂屋里，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她歪在椅子上打瞌睡，手里还攥着半截没剥完的葱。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把葱从她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又拿了件外套给她披上。
她动了动，没醒。
我关了电视，把堂屋的灯拉灭，只留了灶房那盏小灯。月光从窗户纸外面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白。我坐在灶房的小板凳上，听着院子外面的秋虫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从兜里摸出手机。
屏幕上有两条未读消息，都是办公室发来的，一条是明天下午的会议材料已经发到邮箱了，另一条是问我要不要安排周一来接。
我回了一条：“不用接，我自己回。材料收到。”
发完，我翻了翻通讯录，滑到“李正明”三个字上，手指停了一下。
想了想，没拨出去。把手机锁了屏，放在膝盖上。
灶膛里还有一点余烬，暗红色的光在灰烬底下明明灭灭，照着灶台上那碗没喝完的荷包蛋糖水。院子里有风，枣树的枝条在窗户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赵伟明天早上八点，镇政府门口，等我。
我想了想，把手机拿起来，给李正明发了条消息。
“明天上午我在镇上，有空的话，十点见个面。”
发完，我把手机装回兜里，从板凳上站起来，往睡觉的屋里走。经过堂屋的时候，听见我妈在睡梦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听不清，像是在叫我爸的名字。
我爸走了七年了。
我停了停，替她把披在身上的外套拉了拉，然后回了自己那间屋，在硬板床上躺下。床板硌得慌，翻了个身，盯着房顶上那片被月光照白了的椽子，听着窗外秋虫一声接一声地叫。
睡着了。
第三章【县长现身，一礼破尽虚妄张狂】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醒了，天刚蒙蒙亮，窗户外头那棵老枣树上蹲着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得热闹。我妈比我起得还早，灶房里已经冒了烟，铁锅铲子碰得叮当响。
我穿了件深灰色的薄夹克，还是那条旧休闲裤，换了双干净点的运动鞋。洗漱完走到灶房，我妈正在煎鸡蛋，油在锅里滋啦滋啦响，满屋子油烟味。
“吃了再走。”
“嗯。”
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帮她往灶膛里添了两根玉米秸秆。火苗子舔着锅底，把灶房照得暖融融的。鸡蛋煎好了，两个，边上焦黄，蛋黄还溏心。我妈又端来一碗小米粥，一碟腌萝卜条，放在灶台上让我吃。
我吃完，把碗筷收拾了，跟我妈说中午可能不回来吃。她站在灶房门口，在围裙上擦着手，看着我出了院门。我走出老远，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灰白的头发在晨风里飘着，身后是那棵老枣树和一院子的白菜垄。
到镇政府门口的时候，七点五十二。
铁皮门关着，门房老头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抽旱烟，看见我，眼皮抬了一下，又垂下去了。我站在昨天站过的那个墙根下等着。
八点过了十分，赵伟没出来。又过了二十分钟，还是没动静。镇政府院子里那辆白色越野停在原地，车身比昨天干净了不少，大概是昨晚上洗过了。
快八点半的时候，铁皮门从里面被推开了。赵伟走出来，今天换了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还是扎在裤腰里，皮鞋换了一双棕色的，擦得锃亮。他一边走一边打电话，眉头拧着，左手在空中虚虚地按着，像是在压住电话那头的人的火气。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材料准备好，我这就过去。”他挂了电话，才看见我站在门口，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件深灰夹克上停了停，嘴角往下压了一下。
“不是让你换身精神点的吗？”
我没接话。他也没再追究，摆了摆手：“走吧，上车。”
白色越野里出来一个年轻司机，二十来岁，小平头，看到赵伟赶紧小跑过来拉开车门。赵伟坐进后座，朝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坐副驾驶。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车里一股子香水味，挂挡杆旁边放着两瓶没开封的矿泉水，中控台上搁着一包硬中华。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赵伟一眼：“赵乡长，去哪？”
“先去河西村，看看路边那些垃圾清了没。然后去镇上那条河沟，昨晚上有人跟我反映说又有人往里倒建筑垃圾。”赵伟靠在后座上，掏出手机又看了一眼，嘴里低声骂了句什么。
车子发动，驶出镇子，往河西方向开。路是前两年修的水泥路，不宽，两边的白杨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地里有人在收玉米，三轮车突突突地从对面开过去，车斗里堆着金黄的玉米棒子。
赵伟在车上没怎么说话，一直在看手机，眉头拧着。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嘴里念叨一句“这路边怎么还有秸秆”，司机就赶紧把车往边上靠靠。
开了大约十分钟，到了一个村口。赵伟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委会门口，推开门下去，早有两个村干部在门口等着了，一个穿迷彩服的汉子，一个戴草帽的老头，看见赵伟赶紧迎上来。
“赵乡长，路边那些垃圾昨晚上连夜清了，河沟那边也去人看了，没有新倒的。”
赵伟背着手，在村口转了一圈，看了看路两边的排水沟，又弯腰看了看沟底的积水和烂叶子，站起来的时候眉头松了些。
“行，你们盯着点，别等县里来了现眼。”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大约是觉得我在旁边看着，便加重了语气，“我跟你们说多少回了，人居环境整治不是糊弄上面，是给你们自己弄。天天盯着我催，我要是不催你们就不动，这工作怎么干？”
两个村干部连连点头，迷彩服那个还掏出烟来递给赵伟，赵伟摆了摆手没接。
从河西村出来，车子又往镇上开。赵伟在后座上打电话，这回是打给镇上一个什么干部，让对方赶紧去集市那条街把占道经营的再清一遍。挂了电话，他忽然转过头来，像是才想起来我在车上。
“建峰，你看到了，基层就这样，事多、人杂、钱少，哪一样都得管。”他语气里带着一种诉苦式的炫耀，“像今天，我得到镇上盯着，县里十点来检查，万一被拍到个脏乱差，全镇一年的工作白干。”
我嗯了一声，看着窗外。
车子开回镇上，在集市那条街的路口停下。赵伟推开门下去，我跟着下了车。街上的摊贩比昨天散集时少了很多，几个卖水果和蔬菜的还在，棚子搭得规规矩矩，但路边排水沟里还是能看到烂菜叶和塑料袋。赵伟站在街口看了一会儿，脸色不太好看，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压着嗓子说了几句，大意是“赶紧来收拾，十分钟之内”。
挂了电话，他站在街口等着，背对着我，手插在裤兜里，肩膀绷得紧紧的。日头已经升起来了，明晃晃地照在街面上，把柏油路晒得发软。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远处开来一辆银灰色面包车，车身上印着“环境整治”四个蓝字。车停稳，跳下来五六个穿橘色马甲的，拿着扫帚和铁锨，开始清扫路边的垃圾。赵伟走过去，对着领头的说了两句什么，那人点头哈腰，带着人赶紧干活。
赵伟满意了，转身往回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是情绪好转了些。
“走，去镇政府坐坐，等县里来。”
他这话说得轻巧，但脚步却没往镇政府方向走，而是沿着集市那条街往东头溜达。我跟上去，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雨后有些松动的石板路上。太阳从背后照过来，影子拉得老长，赵伟的影子比我高出一截，随着步子一晃一晃的。
走了大约百十米，赵伟忽然开口了，这回声音不高，语气里带着一种他自认为很妥帖的掏心窝子。
“建峰，昨天晚上的事，我后来想了想，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人说话直，但心是好的。你看你在外面这么多年，回来一趟不容易，我作为老同学，有责任帮你把路子捋捋。”
我没说话，听着他的皮鞋跟和石板路磕出的脆响。
“你说你这个人吧，能力不差，就是不开窍。”他侧过头来看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又移开，看向路两边的铺面，“你要是早几年听我的，考个编，现在在老家稳稳当当的，车房都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比你在外面东跑西颠强？”
路边一个卖菜的妇女正往三轮车上搬白菜，听见赵伟的声音，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忙自己的去了。
“我现在在乡里，虽然官不大，但说话管用。你哪天想回来了，跟我说一声，我给你安排个位置，临时工也好，协管也好，先干着，回头找机会再考。”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别人求我我都不答应，咱俩的关系，我才说这话。”
他说完，停下来，看着我，等着我表态。
我也停下来，看着他。太阳从侧面照过来，照得他那张脸一半亮一半暗，油光的额头和下巴泛着光，眼睛里全是笃定，笃定我一定会感恩戴德地应下来。
“赵伟，”我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谢了，不用。”
他脸上那层笃定僵住了。
“你——”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像是把后面的话硬咽了回去，然后笑了一声，那笑干巴巴的，挂在嘴角，“行，你周建峰有志气。是我多嘴，热脸贴冷屁股。”
他继续往前走，步子比刚才快了些，皮鞋踩在石板上的声音比刚才重。我跟在后面，不远不近，保持着三步的距离。
走到集市东头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赵伟停了下来。树底下围了几个老头在下象棋，旁边蹲着几个看热闹的。赵伟走过去，背着手看了一会儿棋，一言不发。下棋的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讪讪地打了个招呼“赵乡长”，赵伟嗯了一声，没挪步。
我就站在槐树另一边，靠着树干，看着对面街上那家修车铺门口堆着的废轮胎。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赵伟的手机又响了。他掏出来看了一眼屏幕，神情立刻变了，那种散漫的、傲慢的劲儿一下子收了起来，肩膀不自觉地端平了，声音也压低了。
“李县长，您到了？好好好，我在集市东头，您过来就能看见我。好好好，我等着。”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来，第一眼先看的是我。他看了看我身上那件深灰夹克，又看了看我脚上那双旧运动鞋，眉头明显地拧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让我站远点、躲起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大约是觉得让我站在这里也好，正好让县长看看他赵伟是怎么对待落魄老同学的，体恤、周到、不忘旧情。
他没说话，我也没动，两个人就这么隔着几步远站在槐树底下。下棋的老头们还在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车马炮的木头棋子敲在棋盘上，啪啪响。
过了大约三四分钟，街口拐过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速不快，车身在太阳底下泛着光，车牌是县里的号。车缓缓驶到集市东头，靠路边停下来。
赵伟立刻迎上去，步子又快又稳，脸上堆出了恰到好处的笑容。他走到车旁边，微微躬着身子，等着车门打开。
后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一件普通的白色短袖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深色西裤，脚上一双黑色皮鞋。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脸上的皮肤比赵伟黑一些，看得出是常年下基层晒出来的。他手里没拿包，只攥着一瓶矿泉水，大拇指扣在瓶盖上。
李正明。我在市里开会时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全市基层治理工作会，他坐在台下第二排，我在台上；一次是去年底的项目调度会，他汇报工作，我在主席台上听。
他下了车，脚还没站稳，赵伟已经凑上去了，伸出双手，脸上的笑堆得满满的。
“李县长，您怎么亲自来了？这大热天的，您打个电话我过去汇报就行了——”
李正明嗯了一声，跟他握了一下手，手很快就松开了。他的目光没在赵伟脸上多停，而是越过赵伟的肩膀，往街面上扫了一圈。从东头扫到西头，扫过那些铺面、摊子、下棋的老头，最后落在槐树底下。
落在我身上。
停住了。
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一瞬，那变化极细微，只有常年在体制里察言观色的人才看得出来——瞳孔微缩，嘴唇抿了一下，握着矿泉水瓶的手指收紧了一点点。像是原本漫不经心散着步，忽然一脚踩到了悬崖边上。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看了一下四周——赵伟、街上的行人、那些下棋的老头——最后又收回来，重新定在我身上。
他迈开步子，从我这边走过来。
赵伟愣了一下。他原本是迎着李正明的方向站着的，身子微微侧着，准备引李正明往街里走，带他去看“整治成果”。可李正明没往街里走，也没往镇政府方向走，而是径直朝集市东头那棵槐树走过去，步子比刚才快了不少，甚至有点急。
赵伟赶紧跟上去，嘴里还在说着什么“李县长，前面就是主街，我陪您看看”，声音里带了点困惑。
李正明没理他。
他穿过那几个下棋的老头，老头们抬头看见他，不认识，但看那架势也知道是当官的，纷纷往两边让了让。李正明走到槐树跟前，在我面前站定。
一步远。近得我能看清他鬓角的汗珠和衬衫领口那圈浅浅的汗渍。
然后他做了个动作。
他把手里的矿泉水瓶换到左手，右手抬起来，五指并拢，手臂抬到与肩平齐的位置，在太阳底下，在集市东头这棵歪脖子槐树底下，当着一群下棋老头、几个看热闹的、路边修车铺的伙计、赵伟，以及街面上所有能看到这边的人，冲我端端正正地敬了个礼。
“周主任。”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用尺子量着从嘴里量出来的，“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没通知我们一声，我好安排接您。”
槐树底下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
下棋的老头们手停在半空，棋子悬在棋盘上方没落下去。修车铺里那个正拿扳手的伙计扭着头往外看，脖子都拧酸了。对面卖菜的那个妇女嘴里还在跟顾客讲价，眼睛却直勾勾地往这边瞟。
赵伟站在李正明身后三步远的地方，整个人定住了。他的手还维持着那个微微前伸、准备引路的姿势，肩膀端得平平的，嘴角的笑还挂在脸上，但眼睛里全是茫然和错愕，像是脑子里被谁按了一下暂停键，所有表情都卡在了半道上。
我抬手，回了李正明一个礼，比他的随意一些，但足够端正。
“李县长，客气了。”我说，声音不高，语气平常，“休假回来看看我妈，没跟地方上说，就是不想麻烦大家。”
李正明放下手，肩膀明显松了一些，但脸上的郑重一点没减。他往前凑了半步，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种下属对上级的小心：“周主任，您看您，回来也不说一声。我这边都没准备，您有什么安排指示——”
“没什么指示。”我打断他，“就是赶个集，看看老家。”
李正明点了点头，但眉头还是皱着。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了赵伟身上。
赵伟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的脸色从刚才的红润有光，变成了一种不太正常的灰白，额头上的汗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出来，一颗一颗地挂在发际线那儿。他的嘴半张着，像是想说什么，但嘴唇哆嗦了两下，一个字也没出来。
李正明看了看赵伟，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赵伟。他的眉头拧得更紧了，脸上的神情从最初的郑重，变成了一种混合着不解和警觉的打量。
“赵乡长，”李正明开口，声音比刚才冷了几分，“你跟周主任认识？”
赵伟的嘴唇又哆嗦了一下。
“认……认识。”他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干涩得像砂纸磨木头，“我俩是……初中同学。”
李正明的眉头挑了一下。他看了看我，我没什么表情。他又看了看赵伟，赵伟那副样子——灰白的脸、额头的汗、哆嗦的嘴唇、僵硬的肩——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又软又皱。
李正明当县长这几年，什么场面没经过。他一看赵伟那副模样，再一看我这身打扮，心里大概已经把前因后果拼出了七八分。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赵乡长，”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下来，“周主任回老家，没跟地方上说，是怕麻烦。你要是知道周主任回来，怎么不跟我汇报一声？”
赵伟的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我开口了：“李县长，不怪他。我回来赶个集，没必要惊动谁。”
李正明立刻转向我，脸上的冷意收了起来，换成了恭敬：“周主任说得是。是我考虑不周，没提前掌握情况。”
他这话说得客气，但每一个字都精准地压在了赵伟头上。没提前掌握情况——谁没提前掌握情况？他李正明没掌握，是因为没人告诉他。谁该告诉他？赵伟。赵伟知道了周主任回来，却没跟县长汇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在体制里待过的人都清楚。
赵伟显然也听懂了。他的喉结上下滚了几下，两条腿开始微微发颤，裤管底下的膝盖能看出在打抖。
“李县长，我……我不知道……”他终于挤出一句完整的话，但说到一半又卡住了。他能说什么？不知道周建峰是什么身份？他确实不知道。可问题是，他不知道的原因是什么？是他眼拙，是他势利，是他看见老同学穿着一身布衣就默认对方是落魄穷酸，连问都没好好问一句。
李正明没理他，转回头看着我，语气放得更缓了些：“周主任，您看，这都碰上了，要不我陪您在镇上转转？中午在镇里吃个便饭，我让食堂安排——”
“不用了。”我抬了抬手，“我说了，就是回来赶集。李县长你忙你的工作。”
李正明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我态度坚决，便不再坚持。他沉默了一瞬，忽然想起了什么，朝身后那辆黑色轿车招了招手。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夹着个公文包，一看就是秘书。
“小刘，把车上的水拿两瓶来。”李正明吩咐完，又转向我，压低声音，“周主任，那我就不打扰您休假了。您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我点了点头。
秘书小跑着拿来两瓶水，李正明接过来，双手递给我。我接了一瓶，说够了。
李正明看了看我手里的矿泉水瓶，又看了看我身上那件灰夹克，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周主任，您这休假，穿得也太朴素了。下次回来，您提前说一声，我安排人——”
“不用。”我笑了笑，这回是真觉得有点好笑，“李县长，我又不是来检查工作的。你忙你的，我走了。”
说完，我朝赵伟那边看了一眼。
赵伟还杵在那儿，整个人像是被雷劈过又被冻住了，灰白的脸上一层油汗，衬衫领口洇出一圈深色的汗渍。他的目光散着，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看见我看他，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叫我的名字，又像是想叫别的什么称呼，但什么也没叫出来。
我没跟他说话。拎着那瓶矿泉水，转身往镇口的老石桥方向走去。
身后传来李正明压低的声音，语气里带着一种冷峻：“赵乡长，你跟我来一下。”
再后面的话我就听不清了，被集市上的嘈杂声淹没了。修车铺那个伙计还在拿扳手愣着，下棋的老头们已经炸了锅，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声音最大的那个说“我滴个乖乖，那是乡长的同学？县长给他敬礼？”
我过了老石桥，走上土路，日头已经快到头顶了，晒得路两边的玉米茬子地泛着白光。手里的矿泉水瓶壁上凝了一层水雾，凉丝丝的。
走出大约半里地，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掏出来一看，李正明发来的消息。
“周主任，实在抱歉，是我工作没做好。赵伟那边我会严肃处理。”
我盯着屏幕看了两秒，拇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
“依法依规办就行。别为难他。”
发完，把手机装回兜里，继续往村里走。路边的柿子树上，几只麻雀在啄食熟透了的软柿子，啄几口就抬头叫两声。远处的村子炊烟升起来了，灰白色的烟柱在蓝汪汪的天底下直直地往上飘。
我妈大概又在灶房里忙活了。
我加快了步子，手里的矿泉水还攥着，瓶身上的水珠顺着手指缝往下淌，凉凉的。
第四章【心存侥幸，嘴硬撑场面自欺】
回到家的时候，我妈正蹲在院门口那棵枣树底下择第二把韭菜，旁边竹筐里已经码了满满一筐，绿油油的。她看见我回来，有点意外，手里的韭菜抖了抖，几片黄叶子掉在地上。
“咋回来了？不是说中午不回来吃？”
“事办完了。”我把手里的矿泉水放在窗台上，搬了个小板凳在她对面坐下，帮她择。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一辈子不问事，我爹在的时候她听我爹的，我爹走了她听我的。我说什么她信什么，从不刨根问底。这一点，像她这个岁数的农村老太太里，少见。
择完韭菜，我妈去灶房和面，我坐在堂屋里歇着。窗外头那棵枣树上，上午那几只麻雀又回来了，在枝头上跳来跳去，把干枯的枣叶踩得簌簌往下掉。
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掏出来一看，赵伟的电话。
我盯着屏幕上那三个字看了两秒，接了。
“建峰——”电话那头的声音像被什么东西掐着，干涩、发紧，和昨天那个在集市上背着手昂着头、一口一个“我赵乡长”的人判若两人，“你在哪？回村了？”
“嗯。”
“我——”他卡了一下，电话那头有风声，呼呼的，他像是在走路，步子很急，“我能过来找你吗？就现在。”
我没立刻应声。电话那头他的呼吸声很重，粗粗地喷在话筒上，像是爬了几层楼没喘匀。
“建峰，”他又叫了一声，这次声音里带了一点我从来没在这个人身上听到过的东西，接近于求恳，但尾音还硬撑着往上翘，“咱俩聊聊。就咱俩。”
“你来吧。”我说完挂了电话。
我妈从灶房探出头来：“谁要来？”
“赵伟，我初中同学。”
“赵伟？”我妈想了想，脸上皱纹舒展开一些，“是镇上老赵家那个小子？他爹在粮站上班的那个？”
“嗯。”
“他不是当乡长了吗？”我妈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天然的敬畏，但更多是困惑，“他来找你干啥？”
“不知道。来了再说。”
我妈没再问，转身回了灶房，面盆在灶台上磕了一下，闷闷地响。
我把堂屋的方桌擦了擦，搬了两把椅子出来，又烧了壶水，找了两个玻璃杯放在桌上。茶叶罐里还剩小半罐茉莉花茶，是我上次回来带的，我妈一个人不舍得喝，茶罐口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院门外传来停车声，然后是关车门的闷响，再然后是皮鞋踩在泥土路面上的脚步声，又急又碎，和昨天在集市上那种咔咔响的、不紧不慢的步子完全不同。
我推开堂屋门走出去。赵伟已经站在院门口了。
他一只手提着两个红色塑料袋，一个鼓鼓囊囊，看着像是装了烟酒之类的东西；另一只手拎着一箱牛奶，金典的，箱子底下压着一袋水果，苹果和香蕉从袋口露出来。
他就那么站着，衬衫领口敞着，背头的头发散了几缕下来贴在额头上，脸上的油汗被风吹得干了，留下一道道发白的汗渍印子。裤腿上沾了几个泥点，棕色的皮鞋面上也蹭了一道灰。整个人像刚从什么慌乱的境地里跑出来，连收拾自己的功夫都没有。
“建峰。”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哑着，嘴角往上一扯，想挤出个笑来，但那笑在脸上晃了晃又掉下去了。
“进来吧。”我侧了侧身。
他迈步进了院子，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四处看了看。老枣树、白菜垄、东墙根的鸡窝、堂屋门口裂了缝的水泥台阶。他的目光在这些东西上面一一扫过，脸上的表情像是更加困惑了——这个院子，这些陈设，和他想象中的“周主任老家”对不上。
他大约以为，一个能让县长立正敬礼的人，老家院子至少得是个体面的砖瓦房，或者翻修过的二层小楼。可他眼前看到的，和他昨天在集市上看到的那件灰夹克、那双旧运动鞋，是一致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甚至有些寒酸的农村景象。
“坐。”我指了指院子里的椅子。
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坐下来的时候整个人绷得直直的，屁股只挨着椅面一半。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搁膝盖上嫌多余，垂着又不得劲，最后十指交叉攥在一起，搁在桌沿上。
我坐在他对面，倒了杯茶推过去。
“喝水。”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杯茶，茉莉花茶，几片干花瓣在热水里打着旋慢慢舒展开来。他端起杯子，手有点抖，茶水在杯口晃了一下，洒了几滴在桌面上。他赶紧放下，用袖子去擦。
“不用擦。”我说。
他的手缩回去，重新攥在一起。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嗓子还是哑的，但比电话里好了些。
“建峰，今天的事……我……”
他起个头就卡住了。像是排练了一路的话，到了嘴边全散了。他低着头看桌面，目光在茶杯和桌子缝之间来回游移，额头上又开始冒汗。
“我没想到。”他终于挤出一句完整的，“我是真没想到。李县长对你那个态度……你到底是什么级别，我也不问了，我知道我不该问。”
他说“不该问”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惶恐，有困惑，还有一种说不太清楚的东西——像是受了惊吓之后的茫然。
我没接话，端起自己那杯茶喝了一口。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像是攒够了勇气似的，声音抬高了些：“建峰，我今天早上在集上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从小就这样，嘴上没把门的，其实心里没啥。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在外面，我作为老同学，想拉你一把——”
“拉我一把？”我看着他。
他噎了一下。
“就是……就是……”他支吾了两句，声音又低下去，“我知道我说得不对，我给你道歉。你看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能因为这么点事——”
“赵伟，”我打断他，“你觉得这是‘这么点事’？”
他的嘴张了张，没发出声。
我看着他。阳光从枣树枝叶间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碎碎的光斑。他的脸比昨天在集上瘦了一圈似的，颧骨那块的肉往下塌着，眼窝里陷进去，眼珠子在那里面慌乱地转来转去。
“你今天来，是因为李正明跟你说了什么。”我说，语气很平，“对吧。”
他脸上的肉抽了一下。
“我不是——”
“李正明跟你说了我是谁，或者大概说了我是哪个层面的。”我继续说，语速不快，每个字都放得很清楚，“你现在过来，是怕我因为昨天的事跟你计较。你心里头想的是，赶紧来道个歉，把这个事抹过去，以后还当你的乡长，还在这地面上说了算。”
赵伟的脸上彻底挂不住了，红一阵白一阵，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手在膝盖上攥得指关节发白。
“建峰，你真误会我了。”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一种被戳破之后的恼羞，“我来找你，是因为咱俩是同学，是发小。我赵伟再混蛋，也知道好歹。我今天做得不对，我认。可你也不能把我想得那么——”
“那么什么？”
“那么……”他卡住了，找不到合适的词。
我放下茶杯，看着院墙外面那几棵远处的柿子树。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远远看去像一盏盏小灯笼。几只喜鹊在枝头跳来跳去，啄食那些熟透了的果肉。
“赵伟，”我收回目光，看着他，“你昨天在集市上，当着半条街的人，让我下不来台。今天早上你在路上，又拿话敲打我。这些事，你自己心里有数。”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跑来道歉。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就是一个在外面混得不好的普通同学，你今天还会来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了他脸上。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眼眶下面那两块肉绷得紧紧的，整个人从椅子面上弹起来半寸，又坐了回去。
“我会。”他说，但声音虚得很，自己都不信。
“你不会。”我说，“你会在心里给自己找个理由——‘周建峰这个人不懂变通，不值得帮’，然后该干嘛干嘛。昨天那顿饭，你叫我去，不是叙旧，是让我看你赵乡长多威风。”
赵伟彻底不说话了。他低下头去，两只手从桌沿上拿下来，搁在膝盖上，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鼓着。院子里安静得很，只有灶房里我妈在揉面，面盆碰着灶台的闷响一阵一阵传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开口，这回声音又低又哑，像是从嗓子最深处挤出来的。
“建峰，你说得对。”他抬起头，脸上那种强撑出来的笑彻底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有懊悔，有难堪，有恐慌，还有一点像是被剥了皮之后的赤裸裸的无措，“我这两天做的这些事，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就是……就是觉得你穿成那样回来，我以为你在外面过得不好，我想显摆显摆。我是有这个心思，我认。”
他说着，忽然苦笑了一声，那笑又短又涩，像咬了一口生柿子。
“可我没想到，显摆到头来是把自己给埋了。”
我没接话，端起茶喝了一口。茶水有点凉了，茉莉花的香气淡下去，剩一点涩涩的尾调留在舌根。
赵伟看着我，见我不说话，脸上的惶恐又浮上来。他的身子往前探了探，两只手又搁回桌面上，往我这边挪了两寸。
“建峰，我今天来，是真的想跟你说声对不起。不管你怎么看我，不管以后怎么样，这一声对不起，我得当面说。”他顿了顿，嗓子紧了紧，“你要是想追究，我认。你要是不追究，我……我记你一辈子好。”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低下去，眼眶那圈红了，但硬撑着没让什么东西掉下来。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有一次期中考试，赵伟抄我答案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把他叫到讲台前面罚站，他站在那儿，全班都看着，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掉下来。下了课他跟我说，建峰，对不起，连累你了。那时候他的眼睛很干净，认错就是认错，没有别的。
现在的赵伟站在我面前，认错的时候眼眶也红，可那红里面裹着的东西太多了——怕丢官，怕丢面子，怕这些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塌了。这些怕，把他的认错泡得发胀，分不清哪句是真心，哪句是为自己开脱。
但我不想跟他计较这些。计较不过来，也没意思。
“赵伟，”我开口，语气比刚才松了些，“你今天能来，能把这话说出来，行。”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那点红还没褪，嘴角微微动了动。
“我昨天回来，本来就没打算惊动任何人。”我继续说，“我就想安安静静看看我妈，赶个集，过两天就回市里了。你当你的乡长，我上我的班，咱俩各过各的日子。这事翻篇，你不用再琢磨。”
赵伟的嘴张了张，像是想说什么感激的话，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说出来太轻了，最后只重重地点了下头，声音闷闷的：“建峰，谢了。”
我没应这个谢字，站起来，把凉了的茶水倒进旁边的韭菜筐里，又给他续了杯热的。
“中午在这吃吧。”我说，“我妈擀面条。”
赵伟愣了一下，随即连连摆手：“不了不了，我回镇上吃就行，不麻烦婶子——”
“不麻烦。”我打断他，“我妈擀的面条好吃。”
他还想推辞，堂屋门从里面推开了，我妈端着个搪瓷盆出来，里面是切好的手擀面，宽窄匀称，撒了薄薄一层面粉防粘。她看了赵伟一眼，脸上皱纹舒展开来。
“伟伟来了？留下吃饭，婶子多擀了点。”
赵伟站起来，叫了声“婶子”，声音有点发紧，腰也比刚才弯了些。我妈没理他那些弯弯绕绕，把面盆往桌上一搁，又回灶房炒臊子去了，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响起来，猪油的香味很快飘了满院子。
赵伟重新坐下来，这回屁股挨实了椅子面，肩膀也松了些。他端起那杯新续的茶，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花瓣，喝了一小口。
“婶子身体看着还行。”他找话。
“还行，就是腰不好。”
“回头我让镇卫生院的大夫过来看看，给开点膏药——”他说到一半忽然停住了，大概是想起来面前坐的是谁，这种小恩小惠的话说出去显得太轻飘了。他尴尬地抿了抿嘴。
我没接茬。阳光从枣树叶子中间漏下来，在方桌上铺了一层碎金似的光斑。灶房里我妈在哼一段小曲，调子不成句，断断续续的，是她心情好的时候才有的动静。
赵伟端着茶杯，目光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东墙根那几垄白菜上。他看了很久，不知道在想什么，脸上的表情比刚才平静了些，但眼底还沉着一点散不去的阴翳。
面条端上来了，我妈用大搪瓷碗盛的，白面条上盖着一层红油臊子，肉丁、豆腐丁、胡萝卜丁、木耳丁，炒得油亮亮的，顶上撒了一把碎韭菜叶。赵伟接过碗，道了谢，埋头吃了两口，忽然停下来，端着碗发了会呆，然后低声说了句：“婶子的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我妈笑了笑，没说话，给我也盛了一大碗。
三个人坐在院子里吃面，枣树上偶尔落下一片黄叶，飘飘悠悠地掉在桌面上。赵伟吃得很慢，筷子夹起面条又放下，像是心里还压着什么事，吃不踏实。
吃完面，赵伟帮着收了碗筷，我妈不让，他还是抢着端进了灶房。出来后站在院子里，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嘴唇动了动。
“建峰，那我……先走了。镇上有事。”
我送他到院门口。他站在枣树底下，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他只是点了下头，转身往停在路边的车走去。
白色越野就停在村口的土路上，车身落了一层灰。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往后倒了倒，调了个头，往镇上方向开走了。车尾扬起一阵黄尘，在午后的阳光里慢慢散开。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土路尽头，才转身回院子。我妈在灶房里洗碗，水声哗哗的，她隔着窗户说了一句：“伟伟这孩子，看着心事重得很。”
“嗯。”
“当官不容易。”
我没接话，搬了把椅子坐到枣树底下，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李正明的消息又来了。
“周主任，赵伟的事，我跟组织部那边碰了一下。他这两年工作浮于表面，群众反映不少，尤其是对待群众态度粗暴这一块，已经有几封信了。我们会按程序处理，您放心。”
我盯着这段话看了两遍，拇指在屏幕上悬着。远处村口那头，有人赶着一群羊从土路上经过，羊叫声咩咩的，混着放羊老汉甩鞭子的脆响，穿过午后的空气飘过来。
赵伟这个人，坏吗？说不上。他就是让那点权力冲昏了头，迷了眼，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可那些被他粗暴对待过的普通群众呢？那些在他手里吃过亏的老实人呢？他们没地方发消息，没地方喊冤，只能把苦水咽进肚子里，看着赵乡长的背影在集市上越走越远。
我把手机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枣树的影子在我脸上晃来晃去，秋风吹过院子，带起一阵干草和熟透的柿子的甜味。
下午三点多，手机又响了。赵伟发来一条消息，只有五个字：
“建峰，对不起。”
我没回，把手机揣进兜里，站起来帮我妈把院子里晒的干菜收了。太阳偏西了，光线从西墙头照进来，把满院子的白菜染上一层金边。
李正明说得对，赵伟的问题不只是对我一个人的态度。他这两年在这地面上横着走，踩过的人、摆过的架子、耍过的威风，都该有人来收一收了。
但那些，就不归我管了。
第五章【群像哗然，全场看透井底格局】
那天傍晚，我妈出去串了个门回来，脸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手里攥着把邻居给的豆角，在灶房里转了两圈，终于开口了。
“村里有人在传，说镇上的赵伟被县长收拾了。”
我没抬头，继续往灶膛里添柴火。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着，准备下面条。
“传得可快了，”我妈把豆角往案板上一搁，“东头你二婶子说的，她闺女在镇上开理发店，说晌午那会儿赵伟从镇政府出来，脸色白得跟纸似的，连司机都没叫，自己开着车走的。”
“嗯。”
我妈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到底没问出口。她一辈子不管闲事，今天能跟我说这几句，已经是破了例。
晚上我睡得早。第二天起来，天阴着，云层压得低，空气里潮乎乎的，像是要下雨。我妈说今天镇上有集，我“嗯”了一声，吃过早饭又出了门。
过了老石桥，刚进镇口，就觉得气氛不对。
昨天那个在集市东头下棋的老头，今天没摆棋盘，倒是跟另外几个老头站在修车铺门口的房檐底下，正说得热火朝天。我走过去的时候，其中一个瘦高个的老头抬眼看了我一下，胳膊肘碰了碰旁边的人，另外几个立刻收了声，齐刷刷地扭头看我。
我没停步，沿着街继续往西走。
走到集市中段，昨天那个卖糖糕的老王正往棚子里搬东西，看见我，手一顿，糖糕篦子差点翻地上。他张了张嘴，像是想招呼，又像是不知道该叫啥，最后只讪讪地笑了一下。
再往前走，路过一个卖布的摊子，两个中年妇女一边扯布一边说话，声音不小，我不刻意听也往耳朵里钻。
“……就是那个穿灰夹克的？”
“看着不像啊，穿得比咱还不如呢。”
“你知道啥，越是大官越不显眼，电视上不都这么演？”
“那赵乡长这回可瞎了，我听我小叔子说，他昨天还当着半条街的人训人家呢……”
“嘘，别说了。”
两个人看见我走近，立刻闭了嘴，扭头假装挑布。我走过去，目光随便扫了一下摊子上的花布，那两人低着头，耳根子都红了。
越往前走，街面上的人看我的眼神越不对劲。有偷着瞟的，有低头交头接耳的，有假装看别处又忍不住回头看的。没有人上来搭话，但整个集市的空气像是多了一层什么东西，又紧又稠，搅得人浑身不自在。
走到集市西头那家卖农具的铺子门口，我停下来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新镰刀。铺子老板是个黑脸汉子，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我，烟差点掉嘴里，站起来想往里让，又觉得不妥，站在那里搓着手，最后憋出一句：“大哥，看镰刀？新打的，好钢。”
我拿下来一把看了看，刀口确实锃亮，钢火不错。
“多少钱？”
“您要的话，给个本钱就行，三十。”他报完价又赶紧补了一句，“您看着给，都行。”
我看了他一眼。他昨天也在集上，赵伟训我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叼着烟看热闹。今天认出了我，脸上的表情又惊又怕，还带着点讨好的意思。
我掏了三十块钱搁在柜台上，拿了镰刀转身走了。身后传来他长长地吐了口气的声音。
走到镇政府门口那条街的拐角处，远远看见镇政府那扇银灰色铁皮门半开着，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黑色轿车，一辆白色越野。那辆越野的车身还是脏的，昨天从村里回来没洗。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昨天见过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另一个没见过，四十来岁，方脸，穿着一件深色夹克，站姿很正，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两个人正低声说着什么，神态都有些紧。
戴眼镜的那个先看见了我，脸色刷地变了一下，拿胳膊肘碰了碰旁边那个方脸。方脸抬头看过来，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两秒，然后跟戴眼镜的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转身快步进了铁皮门。
我站在街角看了一会儿，没过去，拐进了旁边那条通往农家小院的巷子。
巷子口的小卖部门前，老板娘正往门口摆方便面和矿泉水，看见我，手里那箱方便面差点脱手。她稳住箱子，堆出一脸笑：“大哥，买点啥？”
“不买。”
我继续往巷子里走。巷子不深，拐个弯就到头了，农家小院的木牌子还挂在那里。我没进去，站在巷子拐角处，背靠着墙，从兜里摸出手机。
屏幕上有一串未读消息。
李正明发了两条。第一条是昨天下午的：“周主任，明天上午我在镇上有个人居环境整治的现场会，您要是有空，方便的话我过来向您汇报一下近期工作。”第二条是今天早上七点多的：“周主任，我到镇上了，您看什么时间方便？”
我没回。
再往下翻，还有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本地区号，就一行字：“周主任您好，我是镇党委书记陈德明，昨天不知道您回来，实在失礼，今天想当面给您赔个不是，您方便吗？”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靠着墙站了一会儿。
巷子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压低了嗓门的对话声。有人从巷口走过去，脚步很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然后脚步声又折回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压得极低：“是这家吗？”
“应该是，昨天赵乡长来的就是这。”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声音。
“敲门。”
我站在巷子拐角处没动，从这个角度，能看见农家小院门口的一部分。两个人影出现在院门口，正是镇政府门口那两位。方脸站在前面，抬手敲了敲门板，笃笃笃，三声。
等了一会儿，没人应。
又敲了三下，还是没人。
戴眼镜的凑上来低声说：“是不是不在？”
方脸犹豫了一下，抬手准备再敲，我开口了。
“找我？”
两个人同时转身，脸上的表情像是上课开小差被老师点名。方脸反应快些，两步跨过来，腰微微躬着，手在身侧不知道往哪儿放，声音很稳但透着紧张：“您是周主任吧？我是陈德明，镇上的，昨天实在不知道您回来，没来及拜访，您千万别见怪。”
他身后的戴眼镜的连连点头，嘴巴张了张，没敢插话。
我看着陈德明。这个人比赵伟大十几岁，面相周正，说话不急不缓，姿态放得很低，但骨子里有一种训练有素的稳重。他大概在部队待过，转业到地方，干了有些年头了。
“陈书记，”我说，“我就是回来赶个集，不惊动你们。”
“是是是，”陈德明赶紧接话，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诚恳，“周主任低调回乡，是我们的榜样。不过您回来了，我们要是不来拜见，那就是我们不懂规矩了。李县长昨天也交代了，让我一定要当面向您汇报一下镇上最近的工作。”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搬出了李正明，又把“汇报工作”的由头端了上来，让你不好一口回绝。
我沉默了两秒。戴眼镜的那个在这间隙偷偷打量我，目光在我脸上飞快地扫过，又赶紧收回去。
“行。”我说，“换个地方吧，别在这站着。”
陈德明脸上松了一瞬，立刻侧身让出路来，手往巷口方向虚虚一引：“去镇里坐坐？会议室都收拾好了——”
“不用。”我抬脚往巷子外面走，“找个能说话的地方就行。”
陈德明跟上来，步子不敢迈太大，始终落后我半步。戴眼镜的跟在最后面，脚步碎碎的。走到巷口，那辆白色越野和另一辆黑色桑塔纳还停在镇政府门口，陈德明快走两步到桑塔纳旁边拉开车门，手挡着门框上沿。
“周主任，上车吧。”
我没上车，站在车旁边看了看。日头从云层里露出一角，白晃晃的，照在镇政府门口的水泥地上。门口那间门房的窗户后面，门房老头正探头往外看，嘴张得老大。
“赵伟呢？”我问。
陈德明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压了下去，但那一瞬间的不自然还是被我看见了。他斟酌了一下措辞：“赵伟同志在办公室，李县长那边昨天跟他谈完话之后，他一直在写检查。今天早上镇里开了个短会，李县长也参加了，要求班子成员对作风问题深刻反思。”
他说“赵伟同志”和“写检查”的时候，语气里刻意抹去了私人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件公事。但我听得出那底下的东西——赵伟这次栽了，而且栽得不轻。
“那走吧。”我上了车。
陈德明绕到另一侧坐进副驾驶，戴眼镜的坐进驾驶座，车子发动，拐出镇政府门口那条街，往集市北边开。开了大约三分钟，拐进一条安静的巷子，停在一栋两层小楼前面。楼面贴着白瓷砖，门口挂着一块木匾，写着“群众文化活动中心”。
“这是我们新弄的场地，平时人不多，安静。”陈德明下了车，引我上二楼。
二楼是个小会议室，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几幅字画，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窗子朝南，能看见大半个镇子的屋顶，灰瓦连片，间或有几栋贴了瓷砖的小楼冒出来。
陈德明请我坐主位，我随手拉开一把靠窗的椅子坐了。他愣了一下，在侧边的位置坐下。戴眼镜的忙着倒茶，端了杯子放在我面前，手有点抖，杯底磕在桌面上轻轻响了一声。
“你也坐。”我看了他一眼。
他看了看陈德明，陈德明微微点了下头，他才在靠门的位置坐下，腰挺得笔直。
陈德明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放在面前，但没有翻开。他清了清嗓子，开口了。
“周主任，先跟您道个歉。赵伟同志的事，我作为镇党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平时对他要求不够严，提醒不够多，导致他产生了脱离群众、忘本失德的苗头，昨天对您做出了非常失礼的举动，我们班子已经开会研究过了，接下来会根据李县长的指示和县里的统一安排，对赵伟同志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
他说话条理清楚，用词精准，每个字的边界都卡得刚好，既表明态度，又不越权表态，一看就是在体制里浸润了多年的人。
我端起茶杯，揭开杯盖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茶是本地绿茶，叶片大，汤色黄绿，喝一口有点涩，但回甘还行。
“陈书记，”我放下杯子，“我回来是私事，本来不想惊动任何人。昨天的事，赵伟他确实做得不对，但怎么处理，那是你们县里镇上的事，按规矩来就行，不用专门跟我汇报。”
陈德明点着头，但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话是这么说，但怎么可能不汇报”。他沉默了一瞬，似乎在掂量我这句话的重量，然后换了个方向。
“周主任说得对，我们按规矩办。不过还有一件事，想跟您提一下。”他翻开笔记本，看着上面的一行字，“赵伟同志这两年工作上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昨天这一件。之前就有群众反映，他在处理一些事务上简单粗暴，特别是对普通群众缺乏耐心，有时候态度比较蛮横。我们之前也收到过几封反映信，找他谈过话，但收效不大。”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抬眼看了我一下，像是在确认我听进去了。然后他继续往下说，语气不急不缓，但每句话都踩在点子上：“这次的事，对全镇干部也是个警醒。李县长昨天在短会上强调，要以此为契机，在全镇开展一次作风整顿，重点是群众观念、服务意识这一块。”
我听着，心里对这个陈德明有了点判断。这个人跟赵伟不一样。赵伟是得志便猖狂，把权力当资本；陈德明则是另一种基层干部——知道分寸，懂得进退，话说到什么程度、事办到什么火候，心里有杆秤。你说他多正直，不一定；但他至少知道什么线不能踩、什么风不能跟。
这种人，在基层能待得住，也能走得远。
“作风整顿是好事。”我说，“基层干部直接面对老百姓，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赵伟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能借这个机会抓一抓，是应该的。”
陈德明连连点头，笔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字。他身后的戴眼镜的也掏出个小本子，飞快地写着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你是？”
戴眼镜的立刻站起来，微微躬着身子：“周主任好，我是镇党政办的，姓吴，吴建波。”
“坐吧，不用站。”
他坐下了，但腰还是绷着。
我转向陈德明：“陈书记，我多问一句。赵伟这两年，在群众中的口碑到底怎么样？”
陈德明斟酌了两秒，回答得很谨慎：“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说好的多是镇上一些做生意的、搞工程的，说他办事痛快、能协调。说不好的主要是普通群众，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没啥门路的，觉得他不好打交道，架子大。”
我点点头。这个评价跟我昨天亲眼看到的基本一致——对能给他带来好处的人，赵伟笑脸相迎；对普通老百姓，他眼皮都懒得抬。昨天那个拎着红色塑料袋找他的老陈，他态度多好；可对那些赶集的摊贩，他拿脚尖点人家的箱子，连句客气话都没有。
“陈书记，”我说，“我不干涉你们的具体工作。但有一点，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这一级的，天天跟老百姓面对面打交道，他们的作风怎么样，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个事，你们抓得越早越好。”
陈德明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笔尖在纸面上划出沙沙的响声。他记完，抬起头，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周主任，中午您方便吗？镇上食堂有便饭，要不——”
“不了。”我站起来，“我还有事。”
陈德明赶紧跟着站起来，吴建波已经先一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我走出会议室，沿着楼梯往下走，陈德明在旁边陪着，脚步不急不缓地跟着我的节奏。
走到楼下大门口，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
“陈书记，赵伟的事，你们按程序办。不用考虑我这边。”
陈德明重重地点了下头，脸上的表情松了一分，但很快又收住了。他伸出手来跟我握了一下，掌心干燥，力道适中，不轻不重。
“周主任放心，我们一定按规矩来。”
我松开手，转身往巷子外面走。出了巷口，阳光从云层后面整个透出来了，白花花地晒着街面。集市方向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喇叭叫卖声，混着摩托车经过的突突声，热热闹闹的。
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镇政府门口的时候，那扇铁皮门还是半开着，门房里换了一个人，年轻些，看见我立刻缩回窗户后面去了。院子里那辆白色越野还在，车身落了灰，阳光下显得灰蒙蒙的。
过了老石桥，走上土路，两边玉米茬子地里的野草被风吹得沙沙响。我从兜里摸出手机，给李正明回了一条消息。
“李县长，我在镇上碰见陈德明了。赵伟的事，你们按规矩办就行。我明天回市里，不用安排。”
发完，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往村里走。身后传来一声闷雷似的响动，回头看，是西边山头上翻上来一片乌云，沉甸甸地压着山脊线。要下雨了。
走得快了些，到村口的时候，豆大的雨点已经稀稀拉拉地砸下来了，打在土路上溅起小小的尘烟。我推开院门，我妈正忙着把院子里晾的干菜往屋里收，我三步并作两步过去帮她把竹筛子端进灶房。
雨很快就下大了，哗哗地打在瓦檐上，水帘子从房檐垂下来，把院子里那棵老枣树洗得油绿发亮。我和我妈坐在堂屋里，她择韭菜，我翻那本老相册。
翻到其中一页，黑白的，边角已经泛黄了。照片上两个半大小子，一个高些，一个矮些，高的是赵伟，矮的是我。站在学校操场那个破篮球架下面，赵伟咧着嘴笑，露着两颗大板牙，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
那张照片拍完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市里的高中，赵伟复读了一年，去了省城的大专。从那以后，就再没一起照过相。
我妈探过头来看了一眼，认出照片上的人，说了句：“伟伟小时候多好啊。”
“嗯。”我把相册合上，看着窗外的大雨。
雨声很大，哗哗地灌满了整个院子。远处村路上有摩托车经过，车灯在雨幕里晕成一团黄蒙蒙的光，闪了一下就过去了。
第六章【私谈点破，半生猖狂皆是笑话】
雨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停。
我推开堂屋门的时候，院子里一片水光。老枣树的叶子被雨洗得发亮，地上落了一层黄叶，泡在浅浅的水洼里。东墙根那几垄白菜喝饱了水，叶子支棱着，绿得发黑。空气里全是湿土和草木的气味，凉丝丝地往鼻子里钻。
我妈已经在灶房忙活了，柴火受了潮，灶膛里冒出的烟又浓又白，从灶房门口往外涌，在院子里扯出一道长长的烟带。她一边烧火一边咳嗽，我进去帮她把灶膛掏了掏，塞了两把干玉米皮进去，火苗子才重新蹿起来。
“今天走？”她问我，背对着我，手在锅台上忙活。
“下午走。上午去镇上再办点事。”
她没再说什么，往锅里添了把米，又切了两块红薯丢进去。粥在锅里慢慢翻滚着，咕嘟咕嘟响。
吃过早饭，我换了身衣裳。还是那件深灰夹克，换掉了昨天被雨溅了泥点的裤子。我妈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是昨晚上她连夜给我装的干菜——晒的豆角丝、萝卜干、一小罐腌辣椒。
“给同事带点。”
我接过来，塞进帆布包里。出了院门，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枣树底下，灰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我冲她摆了摆手，她点了点头，转身回去了。
土路被雨泡了一夜，泥泞得很。我挑着路边的草皮走，鞋底还是粘了厚厚一层黄泥，走到老石桥上的时候，在桥栏杆上刮了两遍才刮干净。
进镇的时候快九点了。雨后的集市冷清得很，只有三五个摊子支着，卖菜的缩在塑料布搭的棚子里，菜叶子上全是水珠。街上没几个人，铺面大多半开着门，老板坐在门口发呆。
我往镇政府方向走。走到街角的时候，远远看见镇政府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是我见过的李正明那台黑色轿车，另一辆是白色越野——赵伟的车。两辆车并排停在门口，车身被雨冲得干干净净。
铁皮门开着，门房里没人，窗户关着，玻璃后面黑洞洞的。
我正要走过去，铁皮门里忽然闪出一个人。是那个吴建波，戴眼镜的。他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迎上来，步子小跑着，皮鞋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差点打了个滑。
“周主任！”他到我面前站定，气还没喘匀，“您来了。李县长在上面，陈书记也在。赵伟……赵乡长也在。”
他说赵伟的时候，犹豫了半秒，像是在斟酌该怎么称呼。
“李县长让我在门口等着，说您要是来了，直接上去就行。二楼小会议室。”
我点了一下头，跟他进了铁皮门，穿过院子，上二楼。走廊不长，铺着白色瓷砖，墙壁刷了半截绿漆，是老式办公楼的样子。走到走廊尽头，吴建波紧走两步，敲了敲会议室的门，然后推开，侧身让我进去。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上面铺着墨绿色的台布，摆着几杯一次性纸杯泡的茶。李正明坐在桌子一端，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陈德明坐在侧边，手里也拿着笔。赵伟坐在桌子另一头，靠近门口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沓纸，看上去像是写满了字的检查。
三个人同时抬头。
李正明第一个站起来，身子微微前倾，脸上的神情端正而恭敬：“周主任，您来了。坐。”
陈德明也站起来，朝我点了下头，跟着李正明一起等我落座。只有赵伟坐在原地没动，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眼睛里的东西比昨天在院子里更复杂——惶恐还在，但更深了，像是一条河，表面是慌，底下是怕。他的脸比昨天更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下巴上冒出了一层青灰色的胡茬，平时油光水滑的背头今天塌着，几缕头发垂在额前。
我拉开李正明对面的椅子坐下。李正明跟着坐下来，陈德明也坐了，赵伟这才像被解了穴似的，身子动了一下，但动作很僵硬，像关节里生了锈。
李正明先开口。他翻开笔记本，语气不快不慢，汇报了镇上这两天开展作风整顿的情况，又说了几件具体的信访件处理进度。陈德明在旁边偶尔补充一两句，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像是提前对过口径。
我听着，偶尔点一下头。余光里，赵伟一直低着头，两只手搁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攥着，指关节发白。他的呼吸很重，胸腔起伏的幅度比正常大，像是在压着什么。
李正明汇报完，合上笔记本，看了赵伟一眼。
“赵伟同志，你有什么要跟周主任说的？”
赵伟的身子猛地一颤，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他抬起头，目光先扫过李正明，又扫过陈德明，最后落在我脸上。嘴唇哆嗦了两下，没发出声。他低头看了一眼面前那沓写满字的检查，又抬起头，喉结上下滚了滚。
“周主任，”他的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嗓子眼里塞了东西，“我……我认真反思了这两天的事。我不该那么对你，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说到一半，嗓子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使劲咽了一下，才继续往下说。这回声音里带着一种被他拼命压着但还是漏出来的颤。
“李县长和陈书记跟我谈了，我才知道，你……”他顿了一下，目光在我脸上飞快地掠过，又垂下去，“你在市里的岗位有多重要。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赵伟算个什么东西，一个乡镇的小乡长，手里那点权，连芝麻粒都算不上，我凭什么在你面前摆架子。”
他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以前觉得自己了不起，管着几万人的吃喝拉撒，走到哪儿都有人喊我赵乡长。可现在我知道了，我那点权力，出了这个镇，出了这个县，什么都不算。我在你面前摆的那些谱，说的那些话，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臊得慌。”
他说完，头彻底低下去，下巴几乎顶着胸口。那沓检查被他攥着，纸边都揉皱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人走过，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
李正明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话语权留给了我。
我看着赵伟。这个人在我面前低着头，弓着背，整个人比昨天在院子里矮了一截。他说的话，有真心的成分，也有被吓出来的成分。但无论哪一种，他现在这副样子，和前天在集市上背着手、昂着头、拿脚尖点人家纸箱子的那个赵乡长，确实是两个人了。
“赵伟，”我开口，语气平常，“你今天说的这些话，有多少是因为想明白了，有多少是因为怕了，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猛地抬头，嘴张了张。
我抬手止住他，继续说：“我不需要你在我面前认错。你的问题，是你和这镇上的老百姓之间的事。你在这干了几年，对待群众什么态度，你自己有数。李县长和陈书记也都清楚。”
赵伟的脸色白了一层。
“你写的那份检查，”我指了指他面前那沓纸，“别写给我看。回头看看你这两年在这镇上都干了些什么，对着那些被你凶过、被你冷脸过的老百姓，你该怎么交代。”
赵伟的嘴唇抖了抖，眼眶那圈又红了，但这次他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下头，下巴磕在胸口上，闷闷地响了一声。
李正明适时地接过了话头。他清了清嗓子，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桌面上：“赵伟同志，周主任的话你要听进去。下一步，镇里会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对你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核查处理。该整改的整改，该谈话的谈话，该处理的处理。你要端正态度，积极配合。”
赵伟又点了一下头，这回动作比刚才稳了些。
陈德明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赵伟同志，你先回去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相关的安排，镇里这两天会通知你。”
赵伟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上蹭出一声刺耳的响。他站定，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李正明和陈德明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拿起那沓检查，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背对着我们站了一瞬。他的肩膀微微耸动了一下，像是在深吸气，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传来他皮鞋声，一步一步往楼梯口去，比从前慢了很多，也轻了很多，像是鞋底磨平了似的。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一会儿。
李正明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像是刚才那段插曲没发生过一样，语气恢复了正常：“周主任，还有几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一个是镇上那条河沟的整治，上次您经过的时候也看到了，水质不太好……”
他讲了大约十来分钟，关于河沟整治、路面修补、还有两个村的自来水改造。我听着，偶尔问一两句。陈德明在旁边记着。
讲完这些，李正明合上本子，看了看表，又看了看我，像是有什么话在嘴里转了几圈，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周主任，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提。赵伟这个人，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前两年招商引资、项目落地都干得不错。就是这两年，随着手头权力大了，慢慢就有些飘。我们也有责任，平时敲打不够。”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
“您看，这个事，处理到什么程度合适？”
我没立刻回答。端起纸杯喝了口水，水已经凉了，带着点纸杯的涩味。窗外有只麻雀停在窗台上，歪着头往里面看了看，又扑棱翅膀飞走了。
“李县长，”我放下纸杯，“这话你不该问我。该怎么处理，你们按规矩办。我说了，我不干涉。”
李正明点了点头，但脸上那种“话虽如此”的表情还在。他沉默了一瞬，又开口，这回声音放低了些。
“明白。我也就是跟您通个气。赵伟的问题，县里这边会有一个统一的处理意见。该调整的调整，该处分的处分，不会姑息。”
我站起来，把帆布包拎上。李正明和陈德明跟着站起来。
“周主任，中午吃过饭再走？”陈德明试探着问。
“不了，下午的车。”
李正明赶紧说：“我安排车送您——”
“不用。”我摆了摆手，“我自己走。”
我出了会议室，李正明和陈德明送到楼梯口，我让他们留步。下了楼，穿过院子，从铁皮门走出去。门口那两辆车还停着，白色越野的车身上，雨珠还没干透，在日光下泛着细碎的光。
我沿着街往镇口走。雨后的小镇空气清新，远处的山清晰得很，墨绿的轮廓上浮着几缕薄云。集市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摊贩们把棚子上的水抖掉，重新码货，叫卖声又响起来了。
走到集市中段，经过老王家的糖糕摊子。老王正在往锅里下剂子，油锅滋滋地响。他看见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冲我点了下头，嘴唇动了动，没叫出声。
我也点了下头，没停步，继续走。
过了老石桥，土路比早上干了些，被太阳晒出一层硬壳。我走了一段，忽然听见身后有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地由远及近。我往路边让了让，摩托车却在我身边慢了下来。
我扭头一看，骑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穿着件旧迷彩服，车后座绑着个工具箱。他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
“是周家那小子吧？建峰？”
我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他的脸。国字脸，皮肤黝黑，眼角皱纹很深。
“张军？”我想起来了，小学同学，和张军一个村的。
“嘿，还真是你！”张军把摩托车停稳，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多少年没见了。听说你在市里上班？赵伟那小子前天在集上熊你的事，都传遍了。我就说嘛，建峰从小就是咱们班脑子最灵的，怎么可能混得差。”
他说话嗓门大，笑声也大，摩托车排气管突突地响着。
我笑了笑：“你这些年咋样？”
“还能咋样，跑运输，给人拉拉货，混口饭吃。”他拍了拍车后座上的工具箱，“比不得你们当干部的。不过话说回来，赵伟那小子我早就看不惯了，上回我找他盖个章，跑了三趟，每次都说不在，后来我托人送了条烟才办下来。你说这叫什么事。”
他说着，摇了摇头，脸上的笑收了。
“行了，不耽误你了。回头有空来家里坐，我媳妇烙的饼比镇上卖的好吃。”他重新发动摩托车，朝我摆了下手，突突突地开走了。车后留下一道淡淡的青烟，在空气中慢慢散开。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道烟散尽，才继续走。
下午两点半的中巴车，我一点半到了镇口等。车来了，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发动，晃悠悠地驶过老石桥，经过集市那条街，往镇外开去。
经过镇政府门口的时候，我往那扇铁皮门看了一眼。门关着，门口空荡荡的，只有那棵歪脖子槐树在风里摇着叶子。
车子拐上公路，加速，镇子很快被甩在身后，变成远处一片灰蒙蒙的屋顶。路两边的白杨树一棵接一棵往后退，树上的黄叶被风卷下来，打着旋落在路面上。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三天的事——集市上赵伟的嚣张，县长的敬礼，他后来慌慌张张跑来认错，今天在会议室里低着头念检查的样子。三天，从天上掉到地下，他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
车子颠了一下，我睁开眼，窗外是大片收割完的田野，远处有农人在烧秸秆，白烟从田埂上升起来，在午后的阳光里慢慢散开。
包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掏出来看，是赵伟发来的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
“建峰，一路平安。我记住了。”
我没回，把手机揣回兜里，靠在座椅上继续看窗外的田野。车轮碾过路面的沙沙声和发动机的嗡嗡声混在一起，催得人犯困。
夕阳开始往西边沉了，橘红色的光从车窗斜照进来，把座椅和过道染成暖融融的色。车子驶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路边的杨树渐渐稀疏，远处的城市轮廓在暮色中慢慢清晰起来。
我闭上眼睛，睡了。
第七章【真相落地，卑微姿态彻底露怯】
回到市里是当天傍晚。
中巴车驶进市客运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站前广场上亮着灯，出租车排成一溜，司机们在车门口吆喝着拉客。我背着帆布包出了站，没叫车，沿着解放路走了几百米到公交站台，坐了三站，在一个老小区门口下了车。
这是我现在的住处，一个九十年代的单位房改房，两室一厅，不大，但也够住。平时工作忙，回来就是睡觉，周末偶尔自己开火煮个面。客厅茶几上还放着上周没翻完的报纸，厨房水槽里扣着一个泡面碗。
我把帆布包搁在沙发上，我妈塞的那些干菜和腌辣椒拿出来放进冰箱，然后烧了壶水，洗了个澡。热水从头顶浇下来的时候，浑身的乏劲才真正泛上来。这三天在老家，睡硬板床、干农活、走泥路，身体累，但心里不累。回到这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反而觉得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压在了肩膀上。
洗完澡出来，手机上有两条未接来电。
一条是李正明的，一条是办公室的座机号。我先给办公室回了过去，值班的小刘接的，说明天上午九点有个碰头会，材料已经发到邮箱了，问我有没有要调整的。我说没有，按原计划准备就行。小刘犹豫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周主任，上周那个专项检查的反馈意见下来了，有几条涉及基层作风的问题，您要不要提前看一下？”
“发我邮箱。”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翻了一会儿手机。李正明没有再打来，只发了一条消息：“周主任，到家了吗？今天跟您汇报的几件事，我会盯着落实。另外赵伟那边，今天下午他已经把工作交接了，镇里安排他暂停履行乡长职务，配合组织调查。”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暂停履行乡长职务，配合组织调查——这意味着赵伟的仕途基本到头了。就算最后查不出什么严重的经济问题，就凭“作风粗暴、脱离群众”这一条，在体制内的上升通道也彻底堵死了。以后最多就是调到一个闲职上挂着，熬到退休。对于一个三十来岁就当上乡长、心气高得很的人来说，这比直接处分还难受。
但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了。
第二天上午的碰头会开了将近两个小时，会上传达了省里的几个新精神，又讨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散会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打开邮箱，看到了李正明提到的那个专项检查反馈意见。
里面有一段，是某县某镇的群众反映，说当地乡长在办理宅基地审批、低保评定等事项时，对群众态度恶劣、吃拿卡要，有村民跑了十几趟都没办下来。反映人没有署名，但留了联系电话。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把这一条单独复制出来，发给了李正明。
“李县长，你对照看一下，如果情况属实，按规矩处理。”
消息发出去不到五分钟，李正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周主任，您发的我看了。”他的声音比在镇上见面时更正式，但能听出一点紧，“这个反映件我这边之前没掌握，回去我马上安排人核实。如果确实是赵伟的问题，我们一并纳入这次作风整顿。”
“嗯。”我靠在椅背上，转着手里的笔，“李县长，我多说一句。基层干部的问题，往小了说是个人作风，往大了说是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心里的形象。你们县里这次抓作风整顿，方向是对的，但不要走过场。”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然后李正明的声音传过来，比刚才沉了一分：“周主任放心，我亲自盯着。”
挂了电话，我继续处理手头积压的几份文件。一直到中午，才得空去食堂吃了碗面。下午又开了个协调会，散会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回到办公室，手机上有两个未接来电，同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区号。
我没回。过了一会儿，那个号码又打过来了。我接了。
“建峰？是我。”电话那头的声音哑得厉害，像是感冒了，又像是没睡好，“赵伟。”
我没说话，等他往下讲。
“我打你之前那个号，打了两遍你没接，我以为你不方便。”他的语速比平时慢，像是在斟酌每个字，“我就说几句话，说完就挂。”
电话那头传来风声，呼呼的，他好像在外面，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我今天把办公室的东西收拾了，钥匙交了。陈书记跟我谈了，说县里初步意见是让我先去县里一个事业单位报到，降半级使用，具体岗位过两天定。”他停顿了一下，风声更大了，灌进听筒里呼呼地响，“我干这乡长干了三年多，一直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抽屉里翻出来一沓子群众反映件，有十几封，都是这三年里攒的，有的连拆都没拆。”
他又停顿了。我听见他深吸了一口气，那声音粗重，像是把什么东西硬往里咽。
“建峰，我不该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知道你不缺我这一声对不起。可我不打这个电话，我这心里过不去。”他的声音忽然低下去，低到几乎被风声盖住，“你说的对，我那个检查，不该写给你看。我该去给那些被我凶过的人看。”
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窗前。楼下院子里有几棵树，叶子快落光了，只剩几片枯黄的还挂在枝头，在风里晃着。远处是市区的天际线，灰蒙蒙的楼群一层叠一层，往远处铺开。
“赵伟，”我开口，声音不高，“行了，我知道了。你好自为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赵伟的声音传过来，这回比刚才清楚了些，哑里带着一种像是卸了重担之后被掏空了的疲惫。
“建峰，我最后说一句。你那天在我办公室说的那番话，我记下了。你让我对着那些老百姓交代，我现在还做不到，我没那个脸。但我会把这个事想明白的。”
我没接话。
“挂了。”他说完这两个字，电话里传来一声轻响，然后就断了。
我站在窗前，把手机放在窗台上，看着楼下的院子。有个年轻人夹着文件夹快步走过，边走边打电话，声音飘上来，听不清说什么，但语气很急。远处有车喇叭响了两声，被楼群挡着，闷闷的。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照常过。上班、开会、看文件、批报告，和之前没有任何分别。老家的事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涟漪散开之后，湖面又恢复了平静。
周末的时候，我妈打了个电话来。她很少主动打电话，一般都是我打回去。接起来，她的声音有些犹豫，先问了几句吃饭穿衣的话，然后才吞吞吐吐地提到了正事。
“村里这两天又在传赵伟的事。说他被撤了。”
“嗯。”
“他爹前天来村里走亲戚，在村口碰见我，没说话，低着头过去了。”我妈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同情，又像是别的什么，“老赵头以前在粮站上班的时候，多精神一个人，现在腰也弯了，头发全白了。”
我没说话，听着电话那头我妈喘气的声音。
“建峰，”她忽然叫我名字，语气认真了些，“你跟妈说实话，赵伟这事，是不是你——”
“不是。”我打断她，“他自己做的事，自己担。”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叹了口气。“那就好。妈就是问问。你在外面好好的就行。”
又说了几句家常，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正在播新闻，画面切来切去，声音嗡嗡的。我拿起遥控器关了，屋子里安静下来，只剩窗外马路上偶尔驶过的车声。
又过了几天，李正明发来一条消息，说赵伟的岗位已经定了，县里一个正股级的事业单位，做一般科员。没有处分，但降了级，没了实职。李正明在消息末尾加了一句：“周主任，这次的事，对我们县里触动很大。作风整顿已经全面铺开了，我亲自牵头。”
我回了两个字：“收到。”
转眼到了十月底。有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手机响了，是我妈。她的声音比平时急，又压着，像是怕人听见。
“建峰，赵伟来咱家了。”
我放下手里的笔，靠在椅背上。“什么时候？”
“刚走。提了两箱牛奶，一袋水果，还有一兜子药，说是给治腰的。他坐了一会儿，问了你的事，我说你上班忙。他就没多问，坐了十来分钟就走了。”我妈顿了一下，声音里带着点困惑，“他走的时候，在院门口站了半天，看着那棵枣树发呆。我叫他，他才醒过来似的，冲我点了下头就走了。”
“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婶子，打扰了’。别的没说。”
我握着手机，眼前浮现出那个画面——赵伟一个人站在老枣树底下，提着东西，看着那棵他小时候爬过无数次的树。秋天的枣子早就打完了，剩一树黄叶，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
“建峰，”我妈又叫了我一声，“你说他这是……”
“没事，妈。他来就来吧。他给的东西你收着用就行。”
我妈应了一声，又念叨了几句天冷了多穿衣服，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继续整理材料。桌上摊着一份关于基层治理的文件，我翻到其中一页，停住了。页面上印着一行黑体字：“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干部下沉一线，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我看了两遍，拿起笔，在这行字下面划了一道线。
窗外起风了，梧桐树的叶子大把大把地往下掉，扑在玻璃窗上，又被风卷走，在空中打着旋往远处飘。办公室里暖气还没来，坐着有些凉。我起身接了杯热水，回到桌前坐下，把文件翻到下一页。
电话又响了，这回是办公室通知，说下周一市里有个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让我准备一个发言提纲，重点是基层干部作风问题。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笔记本，在第一页上写了几个字。
“在乡镇。”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又继续写下去，“在集市。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角落里。”
写完，合上本子。窗外天色暗下来了，暮色从楼群缝隙里漫出来，一点一点把城市染成灰蓝色。远处有灯火亮起来，星星点点的，一直延伸到天边。
第八章【势利反噬，仕途崩塌悔无可追】
市里的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十一月中旬召开。地点在市委党校大礼堂，参会的有各县区分管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加上市直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坐了满满一礼堂。
我坐在主席台上，面前摆着席卡和发言材料。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灯光打下去，能看清前排那些熟悉的面孔——各县区的书记、县长，有几个以前在党校一起学习过，有几个在项目调度会上打过交道。我的目光扫过其中一排，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李正明。他坐在靠中间的位置，腰板挺得笔直，笔记本摊在面前，手里攥着笔。
会议前半段是几个县区做经验交流，后半段是工作部署。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礼堂里安静了下来。
我没用准备好的稿子。把话筒拉近了些，看了一眼台下那些面孔，开口了。
“我今天不讲面上的工作，讲一件具体的事。”
台下有人微微抬起头。在这种场合，脱稿讲具体案例，不常见。
“上个月我休假回老家赶集。穿了一身便装，没通知任何人。在集市上碰见一个基层干部，是我初中同学，现在在乡镇当乡长。他看我穿得普通，以为我在外面混得不好，当着半条街的人摆官威、耍架子，言语刻薄，极尽势利。”
礼堂里更安静了。有人放下了手里的笔，抬头看我。前排几个市里的领导也侧了侧身，目光转过来。
“后来县长来了，认出了我，当众敬了个礼。那个乡长当场就傻了。后面的事我不细说了，大家能想到。”
我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李正明坐在那里，脸色平静，但攥着笔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我讲这件事，不是要追究谁。那个乡长后来被停了职，降了级，组织上已经处理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一个乡镇干部，看见老百姓穿得普通、看着没来头，就敢当面摆架子、耍威风？为什么他的第一反应是踩，而不是问？”
台下有人开始记笔记。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从各个方向传来。
“因为他习惯了。他习惯了对普通群众不客气，习惯了把权力当成看人下菜碟的工具。在他眼里，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有来头的，笑脸相迎；没来头的，拿脚踢开。这种作风，不是一天养成的，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放慢了些语速。
“我们在座的，都是做基层工作的。基层干部什么样，老百姓就怎么看我们党和政府。那个乡长在集市上那一幕，如果我不是我，是一个真的在外面打工的普通中年人，被他当众训斥、百般刁难，那个中年人心里会怎么想？他回到家，跟老婆孩子怎么说？跟邻居怎么说？”
礼堂里没人出声。
“他不会去纪委反映，不会去信访局投诉，他只会把这份委屈咽下去。但咽下去的东西不会消失，它会变成一句话——‘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我们辛辛苦苦干再多工作、修再多路、搞再多项目，架不住这样的干部在群众面前甩一次脸子。”
我停了停，看着台下那些面孔。有人在点头，有人低着头在本子上飞快地写。
“我说完了。具体的工作部署，材料里都有。”
我合上话筒，往后靠了靠。礼堂里安静了两三秒，然后掌声响起来，从前排开始，很快铺满了整个礼堂，比前面任何一次发言都响。
散会之后，不少人来跟我握手。有几个县委书记特意走过来，说“周主任讲得好，基层确实有这个风气”。我一一应了，没多停留。
李正明是最后几个走过来的。他手里夹着笔记本，站在我面前，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周主任，您今天讲的那个例子……”
“没点名。”我说。
“我知道。”他点了下头，嘴唇抿了抿，“赵伟那边，县里已经定了，调县农机站，降为一般科员。没有处分，但实职没了。”
“嗯。”我把发言材料收进公文包，抬头看了他一眼，“李县长，你们县那个作风整顿，抓得怎么样？”
“铺开了。全县乡镇都开了民主生活会，我让纪委和组织部联合下去督导。有几件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正在一个一个核实。”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赵伟的事之后，全县乡镇干部都紧张了。有好几个主动来找我汇报思想，说以前觉得对老百姓凶两句没什么，现在才知道后果。”
我点了点头。电梯来了，我走进去，李正明跟进来。电梯门关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李县长，”我看着电梯门上的数字往下降，“赵伟这个人，能力有，就是心态出了问题。你刚才说他调农机站，降为科员，那他就还是体制内的人。你找机会跟他谈一次，让他把心沉下来。基层有很多事可做，不一定要当领导才能干事。”
李正明侧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个。他沉默了一瞬，重重地点了下头：“明白。我亲自找他谈。”
电梯到了一楼，我走出来。李正明跟在后面，到大厅门口，我让他留步，自己出了党校大门。
外面下着小雨，细细密密的，打在外套上很快就洇湿了一片。我撑开随身带的伞，沿着人行道往停车场走。雨不大，但风冷，吹得路边的梧桐叶子满街乱飞。
刚走到停车场入口，手机震了。我掏出来看，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号。接起来，那头先是一阵沉默，然后一个声音传过来，干涩、发紧，但比前两次稳了一些。
“建峰，我是赵伟。”
我把伞往边上偏了偏，站在一棵梧桐树底下。
“你开会的事，有人跟我说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旁边的人听见，“你在台上讲的那个例子……我猜到了。”
我没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像是把什么压在胸口的东西放了一点点出来。
“我现在在县农机站上班，每天骑电动车去，路上要二十分钟。经过镇上那个集市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停下来看看。”他顿了顿，“以前我坐在车里经过，看都不看一眼。现在骑电动车，风呼呼地吹，集上那些摊贩的脸，我看得清清楚楚。”
风从话筒里灌进来，呼呼的，混着他说话的声音。
“建峰，我跟你说个事。”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低到几乎被风声吞没，“我前天在集上，看见一个老头蹲在路边卖菜，蹲了一上午，一捆菜都没卖出去。我走过去，把他那几捆菜全买了。老头不认识我，一个劲说谢谢。”
他停下来，似乎在等我说什么。我没开口。
“我知道这事太小了，不值一提。可我做完了，骑着电动车往回走的时候，忽然觉得，这比我在台上讲话、在办公室批文件，心里踏实。”他的声音哑了一下，“你说得对，我那检查不该写给你看。我现在每天骑车经过那些村子，看见那些以前被我凶过的老百姓，我就想，我欠他们的，慢慢还吧。”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一阵。雨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
“行了，”他忽然像是醒过来一样，声音抬高了些，恢复了正常的语调，“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忙吧。我就是……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赵伟，”我开口，这是他打来之后我第一次说话，“路还长，慢慢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我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像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带着一种被压了很久终于松了一点的酸涩。
“哎。知道了。”
电话断了。我站在梧桐树下，把手机装回兜里，看着雨丝从树叶缝隙间落下来，在地上砸出密密麻麻的小水花。停车场里车进车出，喇叭声、发动机声混成一片，和电话里那个骑电动车经过集市的男人，好像隔着一整个世界。
我撑着伞往停车场走，找到自己的车，坐进去，发动，雨刮器把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刮开又合上，刮开又合上。出了停车场，汇入主路的车流，尾灯在雨幕里连成一条红色的河。
手机又响了一声，是李正明发来的消息。
“周主任，刚跟赵伟通了电话。他说您给了他一句话，他记住了。我下周找他当面谈。”
我单手回了两个字：“好的。”
发完，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专心开车。雨越下越大了，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幕里，楼群和灯光都模糊成了色块。我打开收音机，电台里在播一首老歌，旋律缓缓流淌，混着雨声和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
前面的路被雨洗得发亮，红绿灯在雨幕里晕开一团团光。我握着方向盘，跟着车流慢慢往前开。城市很大，路很长，雨下得很密。
但车里的暖气开着，不冷。
第九章【布衣本心，最高格局最淡人心】
腊月二十三，小年。
市里放了假，我一大早去客运站坐上了回老家的班车。这次没穿那件灰蓝夹克——洗了太多次，袖口磨出了毛边，我妈说像要饭的，给我塞了一件新的深色羽绒服，让我换上。我穿了，但没穿她给我买的那双新皮鞋，脚上还是蹬了双旧运动鞋，鞋底花纹都快磨平了。
车到镇上，正赶上年前最后一个大集。
腊月的集市和八月十五不一样，人更多，货更全。街两边从东头到西头，摊子挤得密密麻麻，红彤彤的对联、福字、灯笼挂满了整条街，卖糖瓜的、卖冻梨的、卖新杀的猪肉的，吆喝声一个赛一个响。空气里混着鞭炮摊上试放的硝烟味、油炸馃子的油香、还有牲口市上传来的牲口味儿，热腾腾地搅在一起。
我背着帆布包，顺着人流慢慢走。走到集市中段，看见老王家的糖糕摊子还支着，老王正往锅里下剂子，他媳妇在旁边收钱。摊子前面围了好几个人，等着出锅。
我没过去，继续往前走。路过修车铺门口，几个老头摆着棋盘正杀得难解难分，车马炮敲得啪啪响。其中一个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冲我点了下头。我也点了下头，没停步。
再往前走，迎面碰见一个穿旧迷彩服的汉子，骑着摩托车从对面过来，车后座上绑着两扇猪肉。他看见我，把车往路边一靠，熄了火。
“建峰！回来过年了？”张军从车上跨下来，脸上的笑比上次更自然了，没那么多客套，就是老同学碰面的热乎劲。
“嗯，回来陪我妈过年。”
“好，好。”他拍了拍车后座上的猪肉，“刚杀的，自家养的猪，你拿一块回去给婶子包饺子。”
我摆手说不用。他硬是从车后座上解下一根绳子，割了一条五花肉下来，用塑料袋兜了塞我手里。
“拿着，别跟我客气。上回赵伟那事，我们跑车的几个在一块喝酒还说起你来着。大家都说，建峰从小就是明白人，跟赵伟那种人不一样。”
他说“赵伟那种人”的时候，语气里没什么恨意，反倒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像是惋惜的东西。
“赵伟现在咋样了？”我问。
张军把绳子重新系好，想了想。“在农机站上班呢，骑个电动车天天从镇上过。上回我去农机站办事，他帮我跑的，态度好得很，跑前跑后，中午还非拉着我在他们食堂吃了顿饭。”他顿了顿，挠了挠后脑勺，“说实话，跟以前那个赵乡长不像一个人了。以前找他办事，得先递烟，还得看他心情。现在你去了，他就坐在那儿，泡杯茶，慢慢给你办。”
他跨上摩托车，又补了一句：“前阵子镇上搞啥作风整顿，开大会，赵伟上台做了个检讨，当着全镇干部的面。听说讲得挺实在的，下面不少人还鼓了掌。”
他说完发动了车，突突突地走了。我拎着那袋五花肉，站在原地，看着摩托车拐进旁边一条巷子。
过了集市，我没直接回村，拐去了镇政府门口那条街。铁皮门关着，门口那棵歪脖子槐树落光了叶子，枝丫光秃秃地戳向灰蒙蒙的天。门房里没人，窗户关着，玻璃后面黑着灯。院子里那辆白色越野不见了，换了一辆旧的黑色桑塔纳停着，车身上沾着泥点。
我没多站，转身往镇口走。过了老石桥，土路两旁的地里盖着一层薄霜，枯黄的秸秆茬子上挂着白蒙蒙的冰晶。远处村子里的炊烟升得老高，灰白色的烟柱在早晨清冽的空气里笔直地往上窜。
推开院门的时候，我妈正蹲在灶房门口择蒜苗，旁边放着一盆泡好的木耳和一把干蘑菇。她看见我，脸上的皱纹全堆起来，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
“回来了？饿不饿？锅里蒸了红薯。”
我说不饿，把张军给的五花肉搁在灶房案板上。我妈看了一眼那肉，说了句“军子这人实在”，又蹲下来继续择蒜苗。
我把帆布包放进堂屋，出来帮我妈把院子扫了一遍。腊月里的日头短，但今天晴得好，太阳照在院子里，把老枣树光秃秃的枝丫映在地上，影子清清楚楚的。东墙根的白菜已经收进地窖了，只剩几垄空畦和几棵没拔的葱。西墙根的鸡窝里，两只老母鸡在咕咕叫着，我妈说天冷了不下蛋了，但还养着，等开春。
扫完院子，我妈从灶房端出一碗荷包蛋，跟八月十五那次一样，两个蛋卧在糖水里。我接过来坐在枣树底下吃，蛋还烫嘴，一边吹一边吃。我妈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跟我念叨村里的事。
“你二婶子家的闺女腊月二十八结婚，请我去吃席。”
“那你去呗。”
“路远，得走半个小时。”
“让张军捎你一段。”
我妈想了想，点了下头。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语气比刚才轻了些。
“赵伟上个月又来了一趟。”
我抬起头看她。
“又提了一箱奶，还有一袋米。我说不要，他搁在门口就走了。走之前说了句‘婶子，我以后不来了，您保重身体’。”我妈顿了顿，手里的蒜苗停了一下，“我看他那样子，比上次来瘦了不少，也黑了不少，骑个电动车，棉袄袖子上蹭着机油。”
我没说话，把碗里最后一口糖水喝了。
“建峰，”我妈叫了我一声，“你说他这是……”
“没事，妈。”我把碗放在旁边的小桌上，“他想明白了就好。”
我妈没再问，站起来把碗收进灶房。我在枣树底下又坐了一会儿，看着太阳从东墙头慢慢往西挪，把院子里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中午我妈做了臊子面，又炒了两个菜，一个是木耳炒鸡蛋，一个是醋溜白菜。我吃了两大碗，我妈在旁边看着我吃，脸上的神情比平时舒展了许多。
吃过饭，我帮着收了碗筷。下午没事，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堂屋门口，翻那本老相册。翻到那张和赵伟的合影，两个半大小子站在破篮球架下面咧着嘴笑。我看了很久，最后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
日头偏西的时候，院门外传来一阵电动车的声音，吱呀一声停在门口。我没起身，继续坐在椅子上。院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个穿旧棉袄的男人站在门口，袖口上蹭着黑乎乎的机油印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脸上的棱角比上次在镇政府会议室里更分明了，颧骨突出来，但精神反倒比那时候好了些。
赵伟站在院门口，一只手拎着一塑料袋冻梨，另一只手扶着门框。他看见我坐在堂屋门口，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那个笑和从前不一样，没那么多拿捏，嘴角咧开的幅度也小，就是普普通通的、见着老同学的欢喜。
“建峰，回来过年啊。”
“嗯。”
他走进院子，把冻梨放在窗台上，没坐。站在枣树底下，抬头看了看那棵老树，又看了看院子里那些白菜畦和鸡窝，目光很慢，像是在确认什么。
“不坐了，”他说，“我就是路过，看见院门开着，进来看看婶子。对了，上回给婶子带的膏药，贴了没？”
“贴了，管用。”
“那就行，下回我再带点。”他拍了拍手上的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堂屋门口那本相册，目光在那本旧相册上停了一瞬，没说什么。
“我走了。农机站那边下午还有点事。”他转身往院门口走，走到枣树底下又停下来，侧过身，看着我。
“建峰，年前镇上搞了个联欢会，邀请我去讲了几句。我没讲啥大道理，就把那天你在集市上跟我说的话，跟大家说了。”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我说，我在这个镇上干了三年乡长，不如在农机站干这半年学的东西多。台下没人笑。”
他说完，点了下头，拉开院门出去了。电动车发动的声音响起来，突突突地往外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村路的拐角。
我妈从灶房探出头，看了看院门口，又看了看我。
“走了？”
“走了。”
“这孩子，现在看着比以前顺眼多了。”我妈说完，缩回头继续忙去了。
我站起来，走到枣树底下，站在赵伟刚才站的位置，抬头往上看。老枣树的枝丫在冬天的暮色里伸展开来，光秃秃的，但枝头已经鼓出了细小的芽苞，硬硬的，灰褐色，裹得紧紧的。
过了年，开春就不远了。
傍晚的时候，天阴了，飘起了细碎的雪粒，打在院墙上沙沙响。我和我妈坐在堂屋里，她看电视，我翻手机。李正明发来一条消息，说县里作风整顿年前收尾了，几个典型问题都处理了，开春还要搞一轮“回头看”。末尾加了一句：“赵伟同志在农机站干得不错，站里反映他踏实了不少。”
我看完，把手机放下。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雪粒变成了雪花，一片一片地粘在枣树枝上，把那些刚冒头的芽苞盖了一层白。我妈看着电视，忽然说了句：“明年枣子应该结得多，今年冬天冷得透。”
“嗯。”
我靠在椅背上，听着窗外的雪声和电视里不知道什么节目的笑声，慢慢闭上眼睛。
脑子里过了一遍这几个月的事。从夏天到冬天，从集市上那场闹剧到如今，赵伟变了，陈德明动了，李正明忙了，那些在集市上被赵伟凶过的摊贩们，大概也感觉到了些什么。这一切的起点，说起来就是集市上那一幕——一个乡长对一个穿便衣的“落魄”老同学摆了架子。
但根子不在这儿。根子在赵伟对着那些普通老百姓的时候，也摆过一样的架子。只不过那些老百姓没人给他们敬礼，没人在台上替他们说话，只能把委屈咽下去。
现在赵伟知道了。陈德明知道了。李正明也知道了。一个镇子，一个县，有了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这点变化能不能往下走、能走多远，不是一两个人能决定的。但总得有人往前走。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院子里已经白了一层。我妈关了电视，去灶房收拾碗筷。我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看着雪花一片片落在枣树上、落在白菜畦的残叶上、落在东墙根那两只老母鸡的窝棚顶上。
夜色很静，远处村子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又被雪吞没了。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把帆布包拿过来，从夹层里摸出那张赵伟的名片。名片还是那张，两百克铜版纸，边角锋利，印着乡政府的徽标。我看着上面的名字和职务，看了两秒，把它放回包里。没扔。
有些东西，留着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提醒自己——不管走到哪一步，别忘了来时的路。
灶房的灯还亮着，我妈在里面哼着那段不成调的小曲，碗碟碰着水盆，叮叮当当的。雪落在院子里，无声无息。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所有人物、事件、地名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人物、真实事件无关，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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