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给那棵老石榴树浇水。三月的上海，天还凉着，树杈上刚冒出点绿芽，细细密密的，像刚出生的孩子头发丝。

我擦了擦手，点开微信。弟媳发来一条语音，六十一秒的，我摁开听了两遍。院子里很安静，语音里她嗓门大得很，带着那种不容商量的热络。

“嫂子，我娘家那边二十口人，今晚到上海，明天去迪士尼，你那四合院不是空着好几间吗，我们住一晚，挤挤就行，你给准备点被褥啊，对了，晚饭也帮帮忙，随便弄点就行，我们不挑。”

我把手机放在石桌上，继续浇花。水流细细的，从壶嘴里淌出来，渗进树根底下的土里。这棵石榴树是老伴小时候种的，算起来快五十年了。老伴走了三年，树还在，每年秋天结一树红彤彤的果子，我摘下来分给邻居，自己留几个，摆在供桌上，跟他的遗像说说话。

我今年六十七，上海本地人。这四合院在虹口，是婆家祖上传下来的，前后两进，正屋厢房加起来七八间。二十年前周围就开始拆迁，开发商来了好几拨，我都没松口。不是图钱，是舍不得。老伴在这院里出生，在这院里长大，又在这院里走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带着他的气息。他走那天，握着我的手说，这院子你留着，别卖，以后给孩子们留个念想。

孩子们。我们没孩子。年轻时候怀过一个，掉了，后来再没怀上。老伴说，没孩子也好，咱俩清清静静过日子。可我知道他心里遗憾，他最喜欢小孩，邻居家孩子来院里玩，他偷偷往人家兜里塞糖。

小叔子比老伴小八岁，是婆婆老来得子，从小惯着。老伴在的时候，小叔子还常来坐坐，哥俩喝喝茶、下下棋。老伴走了以后，小叔子来得少了，倒是弟媳时不时打个电话，嘘寒问暖的，起初我还挺感动，后来慢慢品出味儿来了——她每次打电话，话里话外都绕着这院子转。

“嫂子，你一个人住那么大院子，不害怕啊？”

“嫂子，现在房价高得很，你这院子值老钱了。”

“嫂子，我们小杰马上要上初中了，你那院子对口的学校好……”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听不出来就是傻子了。可我想着，老伴走了，这世上跟他有关的人不多了，小叔子是他亲弟弟，弟媳再算计，也是自家人。能帮衬就帮衬点吧。

可今天这条语音，让我心里堵得慌。

我坐在院里的石凳上，看着天井上空那片窄窄的蓝天。上海寸土寸金，能有这么一方天井，是多少人做梦都想不到的福气。可此刻我觉得，这天井太小了，小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给弟媳回了条消息，尽量委婉：“小芳，二十个人太多了，院里就三间客房能住人，其他的都堆着杂物，还没收拾。要不我帮你们在附近订个酒店？”

消息发过去，对方秒回，这回是打字：“嫂子，酒店多贵啊，二十个人得开十间房，一晚上就得大几千，我们就是普通家庭，哪住得起。你那院子那么大，打地铺也行啊，我们农村人，不讲究。”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她又发来一条：“嫂子，你不会是不欢迎我们吧？我爸妈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这回好不容易来上海，就想看看你家的四合院，回去也好跟村里人说说。你就当帮帮我，行不行？”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拒绝，就是我不近人情了。我叹了口气，回了一个“好”字。

放下手机，我开始收拾屋子。东厢房堆着老伴的旧书旧报纸，我搬了两趟才腾出空。西厢房是我平时放些杂物的地方，坛坛罐罐的，归置归置也能住人。正屋旁边的耳房小，打地铺能睡三四个人。我把柜子里的被褥全翻出来，该晒的晒，该拍的拍。老伴的遗像擦了一遍又一遍，摆在正屋条案正中间，两边点上香。

干到下午三点，腰酸得直不起来。我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门槛上歇着。隔壁刘阿姨买菜回来，隔着墙头喊：“张家嫂子，忙啥呢？看你进进出出好几趟了。”

我说：“弟媳娘家来人了，二十口，今晚住这儿。”

刘阿姨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放，隔着墙头探过身来，压低声音说：“二十口？你那个弟媳？是不是去年跟你争院子那个？”

我点点头。

刘阿姨啧了一声：“张家嫂子，你就是心太软。那院子是你跟老张的，凭什么让他们一家子来折腾。再说了，二十口人住一晚，吃喝拉撒，你一个人伺候得过来？你六十七了，不是四十七。”

我说：“来都来了，总不能把人往外赶。”

刘阿姨摇摇头，提着菜篮子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晚上要是闹腾得厉害，你过来敲我墙，我让我家老赵过去帮你说说。”

我笑了笑，说不用，就一晚，忍忍就过去了。

下午五点多，人到了。

一辆大巴停在巷子口，呼啦啦下来一大群人。弟媳走在最前面，穿一件大红羽绒服，烫着小卷发，远远就喊：“嫂子！我们来了！”后面跟着她爸妈、她哥她嫂、她弟她弟媳、几个半大孩子，还有几个我叫不上来关系的亲戚，浩浩荡荡，把巷子堵了个严严实实。

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看，我站在院门口，脸上笑着，心里却紧了一下。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免费旅馆的老板。

弟媳第一个进院，东张西望了一圈，嘴里啧啧个不停：“嫂子，你这院子可真大，这要是搁我们那儿，能住五户人家。”说完回头冲她娘家人喊：“都进来都进来，别客气，跟自个儿家一样。”

呼啦一下，二十口人全涌进来了。天井里顿时站满了人，小孩在石榴树底下追跑打闹，几个男的掏出烟点上，烟灰直接弹在地上。几个女的进了屋，东翻翻西看看，拉开柜子门又关上，像在参观博物馆。

弟媳的妈，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走到正屋门口，朝里面张望了一眼，看见条案上老伴的遗像和香炉，回头问我：“嫂子，这屋里供着谁啊？”

我说：“是我老伴。”

老太太哦了一声，转头就跟旁边的人说：“这屋子不能住人，供了死人的。”

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

我没说话，走进厨房开始做饭。

二十个人的饭，我怎么做？冰箱里就那点存货，翻遍了橱柜，米够，面也够，蔬菜凑合，肉不够。我正发愁，弟媳进来了，说：“嫂子，随便下点面条就行，我们不挑。”

我说：“家里碗不够。”

弟媳愣了一下，说：“那我去买点一次性碗筷。”说完就出去了。

我站在灶台前，看着那口大铁锅。老伴在的时候，这口锅够我俩用。逢年过节小叔子一家来，四个人吃饭，锅也够用。现在二十个人，这锅不够大了。

我下了三锅面条，拌了点酱油葱花，一人一碗端出去。天井里、正屋里、台阶上，到处都是蹲着吃面的人。小孩嫌面不好吃，把碗往地上一搁，又跑去玩了。大人倒是没说什么，呼噜呼噜几口吃完，碗往旁边的花坛沿上一放，继续抽烟聊天。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院子里那些陌生的脸。他们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笑着、闹着，把这院子当成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没有人问我累不累，没有人帮我把碗收一收，更没有人注意到，我一口饭都没吃。

晚上九点多，我开始安排住处。东厢房睡六个女的，西厢房睡六个男的，耳房打地铺睡四个小孩。剩四个老人，弟媳说睡正屋，我说正屋不能睡，她就有点不高兴，说：“嫂子，你那正屋空着也是空着，怎么就不能睡了？”

我说：“正屋供着你哥。”

弟媳撇撇嘴，没再说什么。但转头就跟她妈嘀咕，我听见一句半句：“……就是防着我们……”

我没理会，把自己住的东屋让出来给几个老人，自己抱着被子去了厨房。厨房有个小隔间，平时放米面油盐，我收拾收拾铺了床被子，凑合一晚。

躺在小隔间里，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小孩的哭闹声、谁在院子上厕所找不到灯的骂骂咧咧声，我睡不着。月光从天窗照进来，落在面粉袋子上，白晃晃的。

我想起老伴。他在的时候，这院子再冷清，也是暖的。他走了以后，这院子再热闹，也是空的。

半夜，有人敲墙。我以为是刘阿姨不放心，起来一看，是弟媳站在厨房门口，举着手机电筒晃我眼睛。

“嫂子，小杰发烧了，你那有退烧药吗？”

我翻了半天抽屉，找出一板过期的布洛芬。弟媳接过去看了一眼，说：“过期的，不能吃。”语气里带着埋怨。

我说：“那得去医院。”

弟媳说：“大半夜的，怎么去？你这不是有车吗？”

我说：“我六十七了，晚上不开车。”

弟媳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算了，我让他多喝点热水。”

她走了以后，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我六十七了。这句话我说出来，是想告诉她，我不是年轻人了，没法半夜开车送人去医院。可她听进去了吗？她只听见了“不去”。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起来烧水。院子里一片狼藉，烟头、瓜子壳、方便面袋子、不知道谁扔的臭袜子。石榴树底下还洒了一摊饮料，黏糊糊的。我拿着扫帚一下一下扫，扫到正屋门口，看见条案上的香灭了，老伴的遗像歪了，可能是哪个孩子碰的。我把遗像扶正，重新点上香，手抖了好几下才点着。

早上七点，弟媳娘家人陆续起来。几个女的在院子里排队等厕所，男的蹲在巷子口抽烟。弟媳过来跟我说：“嫂子，我们上午去迪士尼，中午就不回来吃了。晚上还回你这儿住。”

我放下手里的扫帚，直起腰。这句话，她说得那么自然，好像这院子是她家，好像我是她雇的保姆。

“小芳，”我说，“今晚你们得找地方住，我这院子住不了。”

弟媳愣了一下：“为什么？昨天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我说：“你也看见了，我这院子就这么大，二十个人挤一晚上可以，两晚上不行。我这腰不行，昨晚在厨房睡了一宿，今天动不了了。”

弟媳的脸色变了：“嫂子，你这不是赶我们走吗？我们都计划好了，住你这儿省点钱，你怎么……”

“小芳，”我打断她，“这院子是你哥留给我的，不是旅馆。你哥走了三年，你们来看过我几回？打过几个电话？除了问这院子值多少钱、对口哪个学校，你们还跟我说过什么？”

弟媳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昨天你们来，我好吃好喝招待了。二十个人，我一口饭没吃上，一个囫囵觉没睡上。你哥的遗像被碰歪了，我没说什么。香灭了，我自己点的。院子造得不像样子，我早上五点起来扫的。我六十七了，不是三十七。你哥要是在，他不会让你们这么折腾我。”

院子里安静了。几个还没走的娘家人站在那儿，面面相觑。弟媳眼圈红了，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银行卡，递给她：“这卡里有五千块钱，你拿去，给大家订个酒店。住两晚够不够我不知道，但这是我当嫂子的一点心意。以后你们来上海玩，欢迎来家里坐坐、吃顿饭。但住，不住了。”

弟媳看着那张卡，没接。她妈在后面拉了她一把，小声说：“算了，走吧。”

大巴车来的时候，我正在给石榴树浇水。弟媳最后一个上车，站在车门口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终究没说。车门关了，车开走了，巷子又安静下来。

刘阿姨从隔壁探出头：“走了？”

我点点头。

“你给钱了？”

我又点点头。

刘阿姨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心太软。”

我把水壶放下，走到正屋，给老伴上了三炷香。香烟袅袅升起来，在条案上方打了个旋，从半开的窗户飘出去，散在天井的阳光里。

我在老伴遗像前站了很久。照片里的他，五十多岁，头发还没全白，笑着看镜头。那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那天拍的，就在这院子里，石榴树底下。

我说：“老张，你说我做得对不对。”

他没回答。但我心里踏实了。

这院子，是两个人的。他走了，我一个人守着。守的不只是几间房子，是他留给我的念想，是我跟他过了大半辈子的底气。谁都不能糟践，自家人也不行。

下午，我去菜市场买了点新鲜菜，给自己好好做了一顿饭。红烧肉、清炒时蔬、一碗白米饭。坐在天井里的石桌前，一个人慢慢吃。阳光落在石榴树上，叶子亮堂堂的。

晚上刘阿姨来串门，端着自家做的腌笃鲜。我们俩坐在院子里聊天，说到年轻时候的事，说到老伴，说到孩子，说到现在。刘阿姨说，她闺女在加拿大，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嫌上海这不好那不好。我说，远香近臭，都这样。

临走的时候，刘阿姨说：“张家嫂子，你那弟媳，以后怕是更不来了。”

我说：“来不来随她。这院子的门，对真心来的人开着。对别的，关着。”

刘阿姨笑了笑，拍拍我的手背，走了。

我关上门，插上门闩。天井上空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石榴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只张开的手，安安静静地护着这方天地。

我给老伴上了一炷香，坐在条案旁边的椅子上，跟他说了会儿话。说今天吃了什么，说刘阿姨送来的腌笃鲜味道不错，说石榴树今年又要开花了。

说着说着，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

但这眼泪，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