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台北，作家柏杨因译文风波被捕，随后度过了近十年的囚禁岁月。铁门之内，外界的喧嚣被隔绝，书籍和稿纸却成了他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工具。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向。柏杨并不满足于把帝王将相的功业排列成册，他更想追问：一场战争结束后，普通人得到了什么？一项制度建立后，百姓又承担了什么？
《中国人史纲》最特别的地方，正在于它没有把皇帝当成历史唯一的主角。柏杨写玄烨、胤禛，也写无名小民；写宫廷决策，也写饥荒、徭役和刑罚。帝王不再高高悬在云端，而是被放回具体的时代和社会之中。
有读者曾问：“这样的写法，会不会对古人太苛刻？”柏杨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历史不是给权力唱赞歌的文章。”在他看来，评价一个政权，不能只看疆域和功业，还要看它怎样对待没有权势的人。
这也是他所谓“酱缸文化”批判的落脚点。柏杨并非否认中国文化的成就，他承认古代在制度、文学、艺术、科技方面创造甚多。问题在于，文化一旦失去自我纠正的能力，礼制便可能变成束缚，文章也可能沦为求取功名的工具。
他把明代的文字狱与八股取士视为典型例子。前者制造恐惧，后者提供诱因；一个让人不敢说话，一个让人只说合乎规范的话。久而久之，读书人离开百姓，官府也离开现实，社会便陷入僵化。
书中一个颇有解释力的判断，是“瓶颈危机”。新王朝建立之初，旧秩序已被打破，新秩序却尚未稳固，像刚砌起的砖墙，表面完整，根基仍在承受压力。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权力交接、利益分配和地方控制同时出现，稍有失误，裂缝便会迅速扩大。
秦、隋的覆亡，正是这种危机的反面教材。秦始皇死后，胡亥继位，赵高操纵朝政，异议被压制，帝国很快失去纠错能力。隋炀帝大规模营建，又连续发动战争，国家资源被迅速耗尽，民众的承受力也随之断裂。
唐初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掌权，过程并不光彩，但他能够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形成较有执行力的政治团队。柏杨关注的不是帝王个人的神圣化，而是权力掌握者能否听取意见、约束自身。
清初的情形同样复杂。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去世后，福临继位。权力交接伴随内部矛盾，外部局势的突变又把各方力量重新拧在一起。柏杨借此说明，王朝能否渡过关口，既取决于统治者，也取决于局势是否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
比王朝兴亡更沉重的，是书中对司法的追问。柏杨反复指出，法律条文写得漂亮，并不代表普通人能够获得公正。真正重要的，是谁来认定犯罪，谁来审理案件，以及被告有没有申辩和自证的机会。
司马迁受腐刑，周亚夫因“私藏兵器”获罪，都是制度压倒个人的案例。周亚夫的儿子购买的是丧葬用的纸制器物，却被牵连成谋反证据。既然审判的目的不是查明事实，而是迎合最高权力，那么解释越多，反而越容易成为新的罪证。
明代的厂卫和诏狱，更把这种逻辑推向极端。逮捕可以越过通常程序，审讯可以依靠酷刑，案件还能够向亲属、同僚和相关人员扩散。所谓“瓜蔓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追查，而是让一桩案件像藤蔓一样四处攀附。
柏杨对清代文字狱的批评，也与他自身遭遇密切相关。文字本应记录事实、表达思想，却在高压之下变成危险物品。一句话是否有罪，不由语义和事实决定，而由权力者的猜疑决定。这样的环境里，人人自危，社会自然难以形成坦诚的讨论。
《中国人史纲》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它总把中国放进世界范围内观察。每一段历史之后，柏杨都会有意对照同时期的东西方发展，让读者看到中国曾经领先的地方，也看到后来逐渐落后的环节。这种写法避免了自我陶醉，也没有把外国经验简单奉为标准。
他不是学院体系内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却有一种难得的平民视角。书中的注释不以炫耀学问为目的，语言也尽量让普通读者看得懂。柏杨写历史，关心的不是把古人重新供上神坛，而是把他们的选择放回权力、制度和人性之中。
因此，《中国人史纲》读起来常有刺痛感。它不替帝王遮掩，也不把百姓写成沉默的背景。每一次制度变动、每一场宫廷斗争、每一道刑罚背后，都站着具体的人。柏杨真正要追问的，始终是那个朴素而尖锐的问题：一个社会，究竟有没有把人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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