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从吾先生(1894—1970)，河南省襄城县人，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后以号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1922年由北京大学派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从汉学家佛朗克教授(Prof Otta Franke)、历史地理学家赫尔曼教授(Prof Hermann)、蒙古史学家海尼士教授(Prof Erich Haenisch)问学，专攻匈奴史、蒙古史。在留德十三年期间，并曾任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汉文讲师。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1970年病逝台湾，享年七十有六。
姚师学识渊博，能课甚多，历年在各大学主讲过史学方法(历史方法论)、中国史学史、宋史、辽金元史、蒙古史、匈奴史、中西交通史等课，每学期至少要开两门课程，甚至三门；就中以辽金元史尤其蒙古史、元史为重点致力所在。我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就读时，曾亲聆姚师主讲的史学方法、中国史学史、宋史、辽金元史等课，深被教泽，而辽金元史，更是我最所倾心的一门课。和我后来选修邵循正先生讲授的元史，同为我开了毕生献身蒙元史研究的先河。
1942年8月，我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专攻蒙元史，姚师与邵循正先生共同担任我的指导教师，因而时相过从，讲学论道，问难决疑，亲炙为多。在我读研究院那四年(原规定两年，因我在北平图书馆及联大师范学院兼职，影响毕业论文写作进度，时间延长为四年)，姚师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不但教我怎样治学，而且通过耳闻目睹的具体事实，提示我怎样做人。这使我深受教益，永难忘怀。
姚师纵览群书，视域广阔，我每次前往拜谒，见姚师总是手不释卷在读书。姚师读书之博雅勤奋，在西南联大是出了名的。记得有一次(约在1943年)在西南联大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姚师作过题为《赘面考》的讲演。按赘面乃是古代某些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回鹘等)的一种习俗，凡遇有大忧大丧，即用刀割面表示伤痛。姚师讲演时，广泛收集有关史料，旁搜远绍，对此充分做了分析论证。讲演结束后，主持人罗常培教授(在我印象里，联大这类学术报告会，好像总是由罗师主持的)总结说：“姚先生在我们同辈中都尊称他为‘大哥’，有两层意思：一是姚先生年纪比我们大(按：罗师生于1899年，姚师生于1894年，比罗师年长五岁)，二是他读的书比我们多，这从今天的讲演中就可看得出来。”这当然未免是罗师的自谦之辞，但姚师酷嗜读书则是人所共知的。当时联大图书馆藏书并不很多，姚师百端搜求，并经常过市从昆明旧书店中寻访购买，但难得善本。如姚师所购置的《宋史纪事本末》，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扉页上还有题记：“(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中旬购于昆明五华山房。”又姚师案头常用的《辽史》、《金史》，乃是集成图书公司重印本，都不是什么好的本子。此外还请姚师母(当时还留在北平)千里迢迢从北平把十分需要的书远道寄来昆明。姚师在发表于北大史学系编印的《治史杂志》第二期(昆明版)的《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一文中，有一条注释提到：“陈教友除《长春道教源流》以外，尚著有《罗浮山志》及诗文若干卷。逃难南来，旅次无书，不知陈氏所作的《志》与《集》已刊入《聚德堂丛书》否？现有之《长春道教源流》八册系吾妻(陈)宜珍于二十七年冬远道由邮自北平寄昆明者。”据我所知，姚师母自北平寄昆明之书，实不止《长春道教源流》一种，尚有《蒙兀儿史记》、叶刻本《元朝秘史》等书。
姚师读书极为精心，翻检所及，每取有关载籍比对合观，互证互校，于眉批著其异同。以赠我的《宋史纪事本末》为例，见于姚师所作眉批者，参稽之书，就有《史记》、《资治通鉴》、《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志雅堂杂钞》、《齐东野语》、《容斋随笔》、《清容居士集》、《金史》、《潜研堂文集》、《辽史拾遗》、《续资治通鉴》、王夫之《宋论》等等。
姚师在讲授史学方法时，对史料特别重视，并每以此昭示门下，这包括书面记载和其他有关文物资料，而碑刻尤其是重要史料之一。犹记当年在选修姚师主讲的辽金元史班上，一次讲到忽必烈征大理时，姚师当场出示程钜夫撰写的《世祖平云南碑》(原碑在大理，今存)拓本，要我取以与《元文类》卷二三所收《平南碑》互校对勘，这可说是我搞校勘的第一次实习。两相勘对之下，发现二者文字间颇有异同。总的说来，碑较原文多有衍脱讹舛。后将草拟的《校勘记》呈交姚师审正，姚师在班上予所奖勉外，并例示校勘所应使用的学术用语，还指出碑从文出，文是原手史料(按：《文类》所收本程钜夫《雪楼集》卷五)，碑则是转手史料，是为转手史料不如原手史料之一证。但姚师第未因此而轻视碑版之文，仍于教学之余，时与同道访碑寻古。已故滇中宿学方国瑜教授在为《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四金石考收录的《文殊奴神识经幢》所作跋文中有云：“民国二十七年北平学术团体多播迁至昆明，姚从吾、闻在宥(宥)、吴辰伯(晗)、陈玉书(述)诸先生亦先后来集，偶暇寻访古迹，饶有兴味，乃觅工遍拓元明碑刻，获数十种。”可见姚师志趣所在。姚师交我校勘的《世祖平云南碑》，想必就是请人在大理拓印的。
顺便说一下，姚师对地方文献是非常关心的。1946年联大三校复员北返前，姚师曾以一份精抄的《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相赠，这是一件跟元代很有作为的回族政治家云南平章赛典赤有关的史料，虽是清代的作品，仍然有其价值。
姚师博学多识，名重海内外，但平素甚为谦逊，对先贤王国维、柯劭怒、屠寄等人言必称“先生”，对同辈学人如我的另一位导师邵循正先生关于蒙古史、元史尤其是《元朝秘史》的研究赞佩不遑，多年后在台湾所作的一次讲演中，依然盛道不置(见《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五集所收《漫谈元朝秘史》一文)。于青年学者亦复如此。对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助教吴晓铃先生同他讨论“固姑冠”问题而撰写的《说罟罟》、《说罟罟补》两篇文章(均发表于香港《星岛日报》戴望舒先生主编的《俗文学》副刊)，推崇备至，在我所上的辽金元史班上，一再要我们认真阅读。姚师对一般同学也很客气，很少直呼其名，多以英语Mr(mister，先生)称之，书信往还通称“兄”，进一步则称“学弟”,“吾弟”，而多自称“兄弟”；初听有些不大习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姚师在讲课中(是什么课一时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宋史讲到陈桥兵变赵匡胤代后周时事)曾有一段插话说：“当年在柏林大学，一次在参加讨论关于历史上(按：指西方)各国君主取得王位的各种方式时，兄弟(按：姚师自称)曾提出，在中国有一种叫做‘禅让’的和平转移政权改朝换代的办法，是西方所没有的。一言既出，语惊四座，莫不称奇。”
姚师在昆明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培养的研究生，计有老学长杨志玖、李 埏 、程溯洛诸兄，稍后有我和傅乐淑女士。今溯洛兄已作古，傅女士则定居美国。其中志玖兄与我及傅女士治蒙元史，李 埏 兄治宋史着重中国经济史，溯洛兄治宋辽金史后转攻维吾尔史。当时志玖、李 埏 、溯洛诸兄长居昆明北郊龙泉镇(通称龙头村)北大文科研究所，距昆明市区约十余里，姚师时往点拨指导，我则为便于从另一位导师邵循正先生听课请益，仍住联大研究生宿舍。时姚师与陈寅恪、郑天挺、罗常培诸先生兴居昆明青云街靛花巷(现改定花巷)二号北大教授宿舍，约定我每周四下午前往汇报一周读书心得，呈验读书笔记，时或接受面试，并藉得祛疑解惑，以匡不逮。姚师对门下要求甚为严格，我读的《元史》是姚师惠赠的四部备要本，原书并无标点符号，姚师命我试为圈点句读，呈验之际，于一字一句之微，偶或有失，亦必检出是正。此期间，我还从联大历史系图书室借出清华旧藏日本《东洋学报》、《史学杂志》，将其中有关蒙元史的文章译出，呈交姚师审正，如所译《东洋学报》第一卷第三号所刊金井保三《元朝秘史汉译年代考》一文，姚师阅后作了数处眉批。金井原文引《元史》卷二○二《释老·八思巴传》:“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辉和尔字，以达本朝之言。'”师批：“辉和尔清人改译，此当为错字，无关系，应注意用乾隆四年未改译之本子。”又金井文据《元史》卷一三七《察罕传》:“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因推论“此于确定《秘史》汉译年代为最足参考记事之一”云云，师批：“参王国维《圣武亲征录序》。”又金井文：“《元史》中可珍贵者载有言文一致体裁之泰定即位诏。夫即位之宣言乃必用以整威仪者也。世祖以次诸帝即位诏文类以儒臣属稿，独泰定则否，岂以其即位事属异常而急遽出之乎？其诏曰……”云云，师批：“《元史》中唯一白话诏，清初改为文言，可对看。”今按：姚师眉批所示各点，今天看来，对专治蒙元史者可谓无甚高论，但由此可见，姚师对初窥蒙元史门径的及门弟子耳提面命、巨细不遗、悉心教导的一片苦心。
姚师治学严谨，要求凡有述作，语必有据，而且务必引用第一手史料或原手史料，尤重直接史料，切忌用第二手史料或转手史料，万一查不到原书而不得不据他书转引时，必须在注释中详记所从转引的著录，以明出处。姚师在指导我撰写研究院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时，频频以此相告诫，使我不敢有违。
论文的题目原是姚师提出，经与邵师磋商，征求我的意见，而后定下来的。在写作过程中，从搜集材料到拟定编写提纲，都是在两师及时指导下进行的。后来邵师出国，就由姚师一个人指导了。姚师对论文的指导异常认真，记得有一次姚师因事过重庆时，还特意买回一部四部丛刊本王恽所著的《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为我写作论文之用。那是一部百卷的巨著，其卷八○至八二《中堂事记》详记两都往来行程，为研究元朝建都制度的重要史料。
姚师对门下生活细节亦复关怀备至。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研究生的津贴为数菲薄，殊不足维持生计。姚师知我窘况，乃在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办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为我谋得一个“半时助教”的差事，每周用一定时间，为该会翻译一些日文有关资料。后因在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任课的杨志玖学长赴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修，姚师又设法要我以“半时教员”名义，接替志玖兄的教职，增加一点收入，俾得生活勉可维持，不致辍学。1940年夏，我通过由姚师主持的论文答辩会的论文答辩，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及至联大三校复员北返，我因家累留在昆明，姚师行前更不辞辛劳，为我奔走联系，应聘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
这些，都是五六十年前的旧事，姚师过世也已近三十年了，回首前尘，往事历历如在昨天，姚师的音容宛在，而已人天远隔，不可复睹了，言念及此，不胜怆然。每午夜追思，浮想联翩，偶忆昔年过从之间，东麟西爪，琐事或亦尚有足记者。
姚师生活极其俭朴，不失“寒儒”本色，平时除喜购书外，烟酒从来不沾。一身蓝大褂，一件装放讲义书籍的布手袋，均系姚师母亲手缝制。
姚师喜食花生米，在靛花巷宿舍书桌上照例放得花生米一罐，我去时令我共食。按当时离靛花巷不远的大兴街，有一家小铺，炸炒的花生米香脆可口，远近驰名，据说远在重庆的“孔二小姐”(大财阀孔祥熙的次女)，也叫人坐飞机来这里给她购买，确否不可知。姚师食用的花生米，大概就是在这个小铺买的。
姚师教学非常负责，在历史系本科所开各课，有时除布置作业外，还要检查同学们的听课笔记，并给予修改订正，且或作为期考时打分的参考。我的辽金元史笔记，就经过姚师的细心批改，可惜这本笔记没有保存下来。
姚师在抗战初期昆明空袭频仍之际，携家眷定居在距昆明百余里的宜良县(今划归昆明市)。时钱穆先生(亦任教西南联大历史系，我上过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课)寓居宜良北山岩泉下寺，擅山水花木之胜(现已辟为旅游区)，所著《国史大纲》，即此时在寺中落笔完成。据钱先生《八十忆双亲》一书所记，姚师移居宜良，乃钱先生所中介，由是两师同在一城，时相往还。按宜良为滇越铁路一大站，姚师每周乘火车往返于宜良、昆明之间，不避劳顿，抵昆明后住靛花巷宿舍。有时火车误点，错过上课时间，姚师必与同学反复咨商，于晚间安排时间补课(避免日间空袭)。多年来姚师除因事请假外出，从未缺过一堂课，其严于自律有如此。
又姚师急人所难，勇于自任。历史系中西交通史一课，本由向达先生主讲，并不属姚师分内之事。1943年初，向先生应邀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任历史考古组组长，即将成行，而中西交通史是一门全学年的课，六学分，上学期的课虽告结束，下学期的课却无人来接。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排课时十分为难，无从措手。姚师此时为顾全大局，毅然不计中途接课的困难，挺身而出，把课接了下来。姚师开设中西交通史，乃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时传为佳话。事隔多年，时过境迁，有关诸先生均已下世，个中原委，大概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
最后说一下：姚师在西南联大，终日忙于上课备课，而培养研究生亦复耗时费力，任务甚为繁重，故而从容写作的时间无多。据我所知，姚师此期间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两篇：一是前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刊于《治史杂志》第2期，后收入姚师《东北史论丛》(台北版)；另一篇是《说叶刻本元朝秘史中的固姑冠》，刊登在1939年2月14日昆明《益世报》副刊《读书》第111期，《姚从吾先生全集》未收。晚年执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集中力量从事于辽金元史特别是蒙元史的研究，著述累累，具见手编的《东北史论丛》与在台门人编辑出版的《姚从吾先生全集》，篇目甚多，不及备录，大抵属于史料整理考说者最所侧重，就中专篇如《元丘处机年谱》、《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用力尤勤；又对《元朝秘史》的研究特为专注，所作《漫谈元朝秘史》、《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干》、《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从阿兰娘娘折箭训子说到诃额仑太后的训戒成吉思汗》、《由四部丛刊本元朝秘史“抓马”“从马”的译文略谈对于蒙古秘史翻译的心得与困难》、《元朝秘史中所记“忽剌安·迭格列”人(红袄军)助金守潼关并抗御蒙古入侵事迹考》等篇，爬梳董理，类揭新义。第不止此，贡献突出的还有姚师与札奇斯钦先生合作译注的《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知者，《译注》系先由札奇斯钦先生把全书用蒙文写过，再从蒙文直译为汉文，复由直译转为意译，最后经姚师根据有关史料并旁及中外各家《秘史》校注之文，权衡取舍，断以己意，加以考订注释，前后历时十年之久，方始告成，具见功力之深。后于1960、1961、1962年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9、10、11各期发表。此作既出，立即引起蒙元史学的关注，不惟在国内《秘史》研究的历史上远迈前贤，并为举世所瞩目。而姚师虚怀若谷，犹以为未足，意在容当修订补充，精益求精，期成定本，因曲央札奇斯钦先生以“尚须修正，不便即时付梓”为词，婉拒某书店版行成书之议。事情未及着手，不幸姚师骤然病逝，竟未如愿，遂成终天之憾。今兹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乃姚师下世后札奇斯钦先生独撰之本云。
来源：《学林往事》，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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