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上海，病床上的王必成握住叶飞的手，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这位老战友把当年闽东游击斗争的经历写下来。王必成不愿亲自写回忆录，却不愿那段烽火岁月被后人忽略。叶飞答应了，也因此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件压在心底多年的往事。
这件往事发生在南阳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南方各地的留守部队进入了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阶段。闽东、浙西南、闽北等地彼此相隔，通信困难，敌军又不断搜剿。对于这些红军队伍来说，如何保存力量，已经不是抽象的战略问题，而是每天都要作出的生死选择。
叶飞长期在闽东活动，那里山地纵横，群众基础较好，部队虽不强，却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当地群众习惯称他为“小叶”。在叶飞看来，闽东部队最要紧的是守住已有基础，在运动中逐步扩大，而不是贸然离开熟悉区域，深入敌情复杂的白区。
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则是在红十军团失利后保存下来的力量。1935年2月，他们在浙西南重新建立游击区。同年10月，双方力量会合，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粟裕负责军事工作，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归其领导。
会合初期，双方配合得并不差。叶飞曾抽调闽东部队支援挺进师，挺进师也派出军事干部和保卫干部帮助闽东建设。问题出在作战方针上。
刘英主张部队主动向白区发展，认为只有不断开辟新的区域，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叶飞却认为，闽东部队兵力有限，群众基础也不能一概复制，离开根据地远距离作战，稍有不慎就会遭受重大损失。两种意见，很快变成了组织上的冲突。
粟裕在军事判断上更接近叶飞。他清楚，游击战争不能只凭决心，还要看兵力、地形、群众和敌情。可刘英当时态度强硬，将不同意见视为保守。粟裕夹在中间，既要维护党内团结，又要避免部队作出冒险决定。
为解决争执，粟裕提出同闽北方面联系，筹建新的统一领导机构。闽北负责人黄道也表示赞成，但各方始终没有谈妥。刘英起初同意讨论，后来发现自己在意见上处于少数，便主张内部关起门来处理。叶飞无法接受，闽东特委遂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
1936年秋，粟裕约叶飞到浙江庆元县南阳村见面。叶飞信任粟裕，没有想到这次会面会发生变化。入席后，几名闽东干部被控制并捆绑，叶飞也被押解。途中遭遇国民党军袭击，队伍混乱，叶飞趁机脱身，返回闽东。
闽东群众听说叶飞被捕，曾准备组织营救。叶飞回来后立即制止，并明确表示，红军不能自相残杀。这个举动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却没有消除双方之间的裂痕。此后，闽东与浙西南的关系降至冰点，叶飞转而接受闽赣边临时省委领导。
南阳事件成为叶飞心中的结。1958年，他在上海同李富春交谈时，曾提到这段经历。李富春问他是否向毛泽东汇报过，叶飞回答没有。李富春建议有机会讲清楚，但叶飞后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时机。
有意思的是，叶飞晚年重新写回忆录时，并没有回避南阳事件。他既写出了自己的遭遇，也没有简单把责任全部推给粟裕。后来与王必成谈起此事，叶飞曾说，粟裕当年的枪法如果真有那么准，自己恐怕难以逃脱。王必成听后却认为，粟裕的射击水平并不差。
这句话让叶飞意识到，粟裕或许并非真想置他于死地。多年后，两位老战友谈及旧事，粟裕说明，当年主要压力来自刘英，他只是被迫执行。叶飞被押解途中遇到敌军，粟裕没有继续追逼，实际上给了他脱身机会。
粟裕也没有替自己开脱。他对叶飞说，刘英在这件事上确有过失，但对党是忠诚的；自己当年参与抓捕，毕竟对不起同志，不应为了减轻自身责任，把错误全推给已经牺牲的人。随后，他劝叶飞不要因此对刘英抱有怨恨。
刘英1929年入党，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执行纪律坚决，面对敌人也始终不屈。1942年2月，他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5月17日遇害，年仅29岁。南阳事件中的处理方式确实失当，但这段历史不能因此抹去他在闽浙边区坚持斗争、保全队伍方面的作用。对于叶飞而言，真正艰难的并非记住一次冲突，而是在记住冲突之后，仍然承认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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