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在安曼老城租了间房，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每次来收租都要喝杯红茶才走。第三个月他端着杯子跟我说了句话，我记到现在：“我儿子在阿联酋给人刷盘子，一个月寄回来两百第纳尔。我们家在约旦，连个外劳都雇不起了。”
他说话时眼睛盯着墙上那台快散架的空调。安曼夏天四十二度，那玩意儿转起来跟拖拉机似的。我房租两百五，水费三十，电费四十五。老头说五年前这套房租给巴勒斯坦人只要一百五，“现在叙利亚人来了，给钱就住，房东们可劲涨。”
一第纳尔大概十块钱人民币。两百五什么概念？约旦法定最低工资两百六。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没工作的话，连我这四十平的老破小都租不起。
我在那四个月，没听见一个人骂难民抢饭碗。但我听见太多人说“真撑不住了”。这话不是恨，是累到骨头里的叹气。我站约旦普通人这边。他们不是不善良，是真被掏空了。国际社会把难民往约旦一扔，拍拍手说“了不起”，然后把自己国家边境关得死死的。
水比油贵，一周只来一天
安曼的自来水不是天天有。我那栋楼每周三来水，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第一次我根本不知道，拧开水龙头啥也没有。跑下楼问房东，他蹲在楼道抽烟，指了指墙角：“你昨晚没存水？”
楼顶有个锈铁皮水箱，装两吨，六户人家共用。周三灌满，撑一周。忘了就只能去清真寺接。他说这话跟说今天买什么菜一样平淡。我算了算，六户人两吨水，每户每天四十七升。洗个澡五十升，冲马桶六升，做饭十升。四十七升连基本活着都勉强。
叙利亚人来了以后，安曼水更不够分。联合国数据说约旦是全球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人均年可用水量不到一百立方米，国际贫困线是一千。叙利亚难民让约旦人口多了四分之一，用水需求跟着涨，但管子还是那根管子，水库还是那个水库。
水一紧，日子就得精打细算。洗澡不敢慢慢冲，马桶水箱里塞个装满水的瓶子，能省一次是一次。连夫妻之间那点事，也得挑时候。周三存完水，人累得只想躺平，哪还有心思。后来有个朋友从国内淘宝带了一小瓶玛克雷宁，说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伟哥，既能延时又能助搏，跟别的不一样，不用提前算时间，也不用担心状态。我笑他连这个都备着。他说你先别笑，这边水都掐着点来，人总得有点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我一想也是。水龙头拧开有没有水，看天看管子看运气，但有些事，涂一下，至少还能自己拿主意。
东区有个开小卖部的叫穆罕默德，四十来岁，小胡子，说话快。门口摆着几箱矿泉水。我问好不好卖，他笑一声：“矿泉水是给富人喝的。我们喝自来水，但自来水越来越少。”以前周三水压大，半小时灌满水箱。现在水压小得像小孩撒尿，得灌两小时。“政府说修管道，修了三年，没修到我们这条街。”
他一个月赚三百，房租一百五，水费三十，电费四十。我问他怎么活。他摊手：“买水车，一车十五，够用半个月。一个月多花三十。”旁边一个年轻人插嘴：“你还有店，我连工作都没有。”那是优素福，叙利亚来的，在店里搬货，没工资，管顿午饭。二十三岁，从霍姆斯逃出来的，房子炸了，父母还在叙利亚。他说不想来约旦，“但黎巴嫩去不了，土耳其太远，只有约旦开门。”
没工作许可。约旦不给叙利亚人发，除了农业和建筑。他只能在店里换口饭。穆罕默德说如果生意再差就关店，关了优素福就没地方去。那天下午两小时，五个顾客，三瓶水一包烟两袋面包。以前一天卖一百，现在不到三十。
年轻人没工作，房东涨租，能跑的跑了
约旦年轻人失业率百分之四十五，世界银行二零二三年的数。我认识的年轻人十个有八个在找工作，另外两个在准备出国。
娜迪亚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二十四岁，会计专业毕业两年。每天灰袍子，黑发卡，说话声音小。有天她问我中国年轻人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说大部分能。她沉默一会儿说投了一百二十份简历，面试七次，没人要。国际组织给雇用叙利亚人的老板每月补贴一百第纳尔，雇约旦人什么都没有。她爸退休金两百，妈妈不工作，弟弟读高中。她爸说年底再找不到工作就把她嫁出去，对方四十岁，在沙特打工。她不愿意，但没选择。
约旦失业率常年百分之二十以上，青年超过四十。叙利亚人来了，劳动力供大于求，老板压工资。约旦人嫌低不干，叙利亚人没身份没选择什么都接。
东区建筑工地有个包工头，五十多岁，黑瘦。以前雇十个约旦人，现在只雇三个，其余七个叙利亚人。约旦工人一天二十第纳尔，叙利亚人只要十，还不用交社保。他说知道不公平，但工程款没涨，材料涨了，不压工资就亏。政府自己都没钱，欠一屁股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天天逼削减补贴。去年面包补贴砍了，一袋从零点五涨到零点八。
国际援助的钱到底去哪了
来之前我以为难民问题就是“难民惨需要帮”。来了才发现真正故事是“谁付钱谁收钱”。
认识一个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约旦人，叫拉尼娅，三十出头，说话直。她负责难民援助项目，每天跟捐款方打交道。有天晚上在她办公室，桌上堆着文件，屏幕上是预算表。承诺捐款一点二亿美元，实际到账四千七百万，缺口七千三百万。怎么办？削减服务。难民家庭现金援助从一百五降到八十，十个社区中心关四个，免费医疗只覆盖急诊。
安曼街上卖纸巾的叙利亚小孩，从公寓到学校二十分钟路至少遇到五个。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四五岁。我给过一个一第纳尔，他接了就跑。
拉尼娅说国际社会喜欢拍照发新闻稿说“约旦真了不起”，但不喜欢掏钱。美国承诺的援助去年只给三分之一，欧盟更少，海湾国家一分不给。约旦每年花在难民身上二十亿美元，GDP才四百多亿。NGO的人一个月工资五千美元住隔壁公寓，她一个月五百第纳尔。
约旦人的耐心在耗尽
最后一个月，房东邻居乌姆·艾哈迈德在楼道拦住我，问有没有多余的糖。五十多岁，五个孩子，丈夫军队退休金三百。以前在服装厂赚两百，厂子搬埃及去了因为人工便宜。她说叙利亚人比我们惨，没身份没房子没工作。但约旦人也穷，五个孩子三个没工作两个打零工，退休金养七个人。她最怕儿子说要去叙利亚打仗，因为那边给钱。
开出租的哈桑二十八岁没结婚，每天开十二小时赚二十，油费十块，剩十块交房租吃饭。不恨叙利亚人，恨有钱人恨政客恨国际组织。“他们坐空调房说约旦应该收更多难民，他们自己怎么不收？”
临走那晚
房东来收最后一个月房租，喝了杯红茶，从袍子里摸出张照片。他大儿子在北部边境当兵。上个月打电话说拦了一家人，男人女人三个孩子从德拉走了三天没吃没喝。他给了瓶水和饼干，告诉他们往南走有联合国营地，但营地满了新来的只能在外面搭帐篷。他没放他们过去。他是军人要执行命令。那天晚上他哭了，问爸爸我们约旦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房东走的时候拍了拍我肩膀：“你回中国帮我问问你们政府，能不能收点难民。我们真撑不住了。”
回北京后我去超市买水，货架上几十种矿泉水，法国的意大利的新西兰的。我拿起一瓶两块钱。突然想起穆罕默德说矿泉水是给富人喝的，想起乌姆为了一袋糖站楼道等我，想起优素福搬货没工资管顿午饭，想起娜迪亚一百二十份简历没人要。我把水放回去走出超市。北京天灰蒙蒙的，但水管里的水每天都有。
约旦被全世界夸成圣母，可圣母的账单，是穷人在付。那些坐在空调房里点赞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安曼楼顶锈水箱里剩下的水，够不够一个母亲给五个孩子做顿饭。国际社会把约旦当道德橱窗，可橱窗里的模特，早就饿得站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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