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际刑事法院公布了一份9月28日作出的裁定，确认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具备受审能力，正式审判定于11月30日开庭。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此前以严重认知障碍为由，试图阻止庭审推进，独立医学专家小组的评估结论直接堵死了这条路。杜特尔特由此成为ICC历史上首位面临正式审判的亚洲前国家元首，他被控在达沃市长和总统任内的禁毒行动中犯有三项“危害人类罪”。
管辖权问题为什么绕不开
ICC对杜特尔特案行使管辖权的法理依据是《罗马规约》第127条第2款。该条款规定，一国退出规约不影响法院对退约前已启动调查或已受理事项的管辖权。菲律宾2011年11月加入规约，2018年3月提交退出通知，2019年3月正式生效。ICC的立场很明确：涉嫌犯罪的行为发生在菲律宾仍为缔约国期间，法院保留管辖权。
但这个逻辑在菲律宾国内引发了激烈的法律争议。马科斯的姐姐、参议员伊梅·马科斯在管辖权裁定后发表声明，措辞相当尖锐，称这一裁决“无视菲律宾已退出《罗马规约》的事实，违背了菲律宾本国司法机构应享有优先处置权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指出ICC此举“引发了对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以及国际管辖权合理边界的严重担忧”。
伊梅·马科斯的表态有法律层面的依据。菲律宾部分法学家主张，第127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应限于退约前“已进入正式审理阶段”的案件，而ICC对杜特尔特的初步调查在菲律宾退约时尚未完成。ICC预审分庭和上诉分庭均驳回了这一主张，但争议本身并未因此消解。
马科斯政府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时间线值得梳理。
2025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菲律宾警方拘留，有关方面向其出示了ICC的逮捕令。次日，杜特尔特被送往海牙。这里有一个关键事实需要说明：执行逮捕的是菲律宾本国警方，而非ICC的执法机构。ICC没有独立的执法力量，其逮捕令的执行完全依赖缔约国或当事国的配合。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马科斯政府的配合，杜特尔特不会出现在海牙。马尼拉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马科斯阵营在逮捕杜特尔特一事上展现了明确的政治意愿。菲律宾资深政治分析人士里戈韦托·蒂格劳的判断更为直接：马科斯政府真正担心的不是莎拉腐败，而是她可能当选总统。莎拉若赢得2028年大选，将有能力追查马科斯政府的贪腐问题，甚至将相关人员送进监狱。
这个判断指向一个结构性矛盾：马科斯与杜特尔特家族的联盟在2022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迅速瓦解。莎拉曾是马科斯的竞选搭档，但双方关系在权力分配和政策方向上持续恶化，最终走向全面对抗。把杜特尔特送进ICC的审判席，不仅是法律动作，更是一个政治动作——它让杜特尔特家族的核心人物在2028年大选周期内实质性退出国内政治舞台。
莎拉弹劾案与杜特尔特案的联动
理解杜特尔特在海牙的处境，必须把他和莎拉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放在一起看。
5月11日，菲律宾众议院以257票赞成、25票反对、9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对莎拉的弹劾案。弹劾指控包含四项：涉嫌系统性滥用612.5百万比索的机密资金、未申报财富、贿赂教育部官员，以及2024年11月视频记者会上有关“已安排杀手”的言论。
众议院通过弹劾案的同一天，参议院发生了“政变”：原参议长索托遭罢免，杜特尔特执政时期的外交部长卡耶塔诺当选新议长。帮助卡耶塔诺当选的关键一票，来自杜特尔特的亲信、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一天，ICC公开了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菲执法部门尝试逮捕未遂，混乱中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
这些事件发生在同一天，说明围绕弹劾案的政治斗争已经进入了非常规博弈的阶段。
民意数据提供了另一条分析线索
中期选举的结果已经表明，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根基没有被动摇。马科斯阵营在参议院改选中获得6席，杜特尔特阵营获得5席。马科斯在选举后公开表示愿意与杜特尔特家族和解，称自己“需要朋友，而不是敌人”。这个表态的时机——就在中期选举结果明朗之后——本身就说明马科斯阵营在选举中未能取得预期的优势。
杜特尔特家族在地方层面的控制力更为稳固。杜特尔特本人在被羁押于海牙的情况下，仍以高出对手8倍的票数当选达沃市长。他的小儿子塞巴斯蒂安在2025年6月起担任民主人民力量党代理总裁，2026年4月正式接任总裁职务，成为该党第二号人物，负责日常运作。杜特尔特家族在达沃市和棉兰老岛的地方政治网络，构成了一个独立于马尼拉中央政府的权力基础。
马科斯的民调数据则呈现下行趋势。OCTA研究机构4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马科斯信任度为54%，但到了10月，另一家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其净满意度已降至-11分。不同民调机构的方法论和数据采集时间存在差异，不宜将单一数据作为定论，但方向性趋势是一致的。
“马科斯已无翻身机会”这个判断需要拆开看
回到标题的问题。
如果“翻身”指的是马科斯通过打掉杜特尔特家族来巩固权力、确保2028年大选后不被清算，那么他确实面临结构性困难。杜特尔特在海牙受审，法律程序可能持续数年，这恰恰意味着杜特尔特家族的国内政治影响力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缺席而消失。莎拉即便在弹劾中被定罪，塞巴斯蒂安作为备选核心已经在党内完成了权力交接。杜特尔特派系在中期选举中展现出的31%稳固票仓，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选举基本盘。
但如果“翻身”指的是马科斯能否完成剩余任期并维持执政地位，答案要复杂得多。马科斯面临的挑战不完全来自杜特尔特家族。经济层面的压力——通胀、就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滞后——是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的变量。把杜特尔特送进海牙，解决不了菲律宾普通家庭的实际问题。
更关键的是，把国内政治对手送上国际法庭这件事本身，在菲律宾国内制造了一个持续的政治伤口。莎拉将ICC的介入定性为“法律武器化”，这个说法在杜特尔特支持者中有相当大的市场。弹劾审判的推进、参议院规则的反复修改、德拉罗萨逮捕令引发的枪声事件，正在把菲律宾政治推向一种高风险的对峙状态。马科斯政府如果无法在这种对峙中维持基本的制度稳定，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会持续受到侵蚀。
杜特尔特在海牙的审判才刚刚开始，莎拉的弹劾案在参议院的拉锯也远未结束。两个案件在时间上的并行推进，意味着菲律宾的政治极化在未来一年只会加剧，不会缓和。马科斯是否“已无翻身机会”，取决于他能否把政治斗争限定在可控的制度框架内，同时拿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实质性方案。目前来看，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