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营口城内，王家善面对一张张神色紧张的面孔，已经明白，自己真正要解决的并不是一道守城命令，而是摆在面前的生死选择。名义上，他是守备司令；实际上，部队能不能调动、命令能不能执行，处处都有人掣肘。
这种尴尬，并非王家善一人的遭遇。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嫡系与地方部队之间长期互不信任。许多将领挂着师长、司令的名头，手里的兵却被分割、监视，甚至连一纸调动命令都要经过旁人点头。
王家善1905年出生于黑龙江，早年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留日期间，他与何正卓秘密组织真勇社，宗旨是反对日本扶植的伪满政权，主张抗日救亡。这段经历，使他很早就与普通的军阀式军人拉开了距离。
学成回国后，王家善进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任职。表面看，他身处伪满军事体系，实际却在军人中暗中联络，发展反满抗日力量。由于活动积极，他逐渐成为东北军人圈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局势迅速变化。王家善在长春组织武装，后来担任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然而，他的部队装备有限、成分复杂，又不断遭到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分割和吞并。部下曾愤怒地说：“再这样下去，这是逼我们当八路军啊！”
这句话并不是一时气话。国民党接收东北后，重点并不只是整合抗日武装，还要把地方力量纳入嫡系控制。王家善清楚，暂时保住番号，不等于保住了部队，更不等于拥有自主权。
1946年，王家善出任独立第九师师长。按军队编制，他应该是全师最高指挥官，可实际情况却很难堪。每次调兵、布置行动，往往都要征得副师长同意。这个副师长并非普通搭档，而是国民党方面专门安排来监视和牵制他的人员。
一年后，他改任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处境依然没有改变。后来，他又被任命为营口守备司令。职位似乎越升越高，手中的实权却没有增加多少。说得直白些，他更像被摆在前台的负责人，而不是能够自行决断的军事主官。
有意思的是，正当王家善被不断“提拔”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1947年以后，东北人民解放军逐步转入攻势，国民党军队连连后撤，沈阳、锦州等城市成为少数重要据点，营口的战略地位也随之凸显。
国民党方面原本安排王家善部在辽河一带活动，承担游击和牵制任务。王家善判断，营口一旦没有可靠部队驻守，城市很可能迅速陷入被动，于是主动提出进驻营口。这个决定看似是争取了一块地盘，实际上也把他和部队推到了孤立位置。
到了1947年冬，沈阳以南大部分地区相继解放，营口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王家善试图寻求海军支援，打电话向海军司令部求助，却遭到对方冷硬回应：“你的任务是守住营口，其他事情不用多管。”
电话被挂断后，王家善的愤怒并不只是因为没有援军。一个担任守备司令的人，既得不到同僚支持，又无法调动外部力量，连求援都被斥责。这让他更加看清，自己在这个体系中始终只是被利用的棋子。
与此同时，解放军对营口采取军事压力与争取瓦解相结合的办法。一边围困城外，一边通过地下关系接触王家善部。王家善的亲信梁启章、刘凤卓开始秘密出城，和解放军商谈部队起义事宜。刘凤卓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谈判后，起义方案逐渐确定。王家善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设法控制城内关键机关，避免消息泄露。1948年2月25日下午，他以商讨守城方案为名，召集有关机关负责人到第五十八师司令部开会。
会议进行一段时间后，王家善借口接电话离开会场。几分钟后，警卫连进入，控制了在场人员，起义的主要障碍被迅速排除。这个动作看似突然，其实经过了周密安排，也说明王家善已经不再相信国民党内部能够解决自己的困境。
当晚7时，王家善正式宣布起义。解放军随即在其部配合下向营口发起进攻，经过约九个小时战斗，营口获得解放。对王家善而言，这不是临阵倒戈，而是多年反满抗日经历、长期受制于人以及战场现实共同推动的结果。
1948年5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王家善继续担任师长。后来，他率部参加平津战役、成都战役，并曾赴朝鲜参战。曾经那个“师长要听副师长的”、司令求援还要受斥责的军人，终于获得了能够真正指挥部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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