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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个奖是诺奖序列里争议很大的一个，不是得主成色有问题，而是排序逻辑让人捉摸不透：有些成果发表三四十年后才被记起，有些不到二十年就上了领奖台；有些生前呼声极高的学者把遗憾留到身后。
经济学界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委员会成员的学术口味偏好在挑选赢家时扮演了重要角色。预测这个奖，有一个比猜委员会口味偏好更系统的办法：把候选人的关键论文找出来，按发表时间排成一列。下面这条时间轴从 1973 年走到今天。
1973-1977：弱关系，寻租腐败与垄断竞争
Mark S. Granovetter这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的《弱关系的强度》，提出了一个反直觉却被一再验证的发现：生活中与你关系最紧密的人，往往最不能给你新的帮助，反而是联系稀疏的"弱关系"更可能带来新机会——因为他们连接着不同的信息网络。这个概念后来被引入了劳动经济学（求职）、创新扩散、乃至资产定价（信息如何在社会网络上传播）。Matthew O. Jackson在2008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网络》把这个方向做成了有模型、有实证、有政策含义的经济学子学科。从1973年算起，这条线的奠基之作已经等了五十三年。
Anne O. Krueger197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为一个此前没有名字的现象命了名：rent-seeking（寻租）。她用印度和土耳其的进口许可证数据估算出租金约占国民收入的7%–15%，把腐败这个最难测量的东西变成了可计算的政策成本。这个词此后进入了全球公共语言，而她本人等了五十多年。她与Jagdish N. Bhagwati共同开创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两人都已九十二岁。
Avinash K. Dixit的学术版图横跨博弈论、国际贸易与产业组织。他与 Victor D. Norman 1980年的《国际贸易理论》是战后期最完整的贸易理论教材；他与 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获奖）在1977年开发的垄断竞争模型为Paul Krugman（2008年获奖）的新贸易理论铺了路；他与 Barry J. Nalebuff 的《策略思维》则把博弈论带出了象牙塔。他是那种"处处奠基、无处留名"的学者——委员会若想在贸易方向找一个能与Grossman-Helpman互补的第三人，Dixit是最佳人选。
1976–1986：信息、博弈与金融定价
Sanford J. Grossman在1976年把哈耶克的“知识分散在经济个体”的想法首次引入金融交易模型，发现价格可以加总全部私人信息。1980年他与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获奖）合作的论文《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用一句话动摇了有效市场假说：如果价格完全反映信息，就没有人付费去收集信息，价格也就无法反映信息。1986年他与Oliver D. Hart（2016年获奖）的《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又开辟了不完全合同这条主干线。他的两条学术主线各有一位诺奖得主合作者，且每条线单独都够一个奖，唯独他本人始终与奖无缘。经济学家群星璀璨，但称得上天才的也不多，Grossman是公认的一个，他1973–1975年在芝加哥大学连拿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24岁博士毕业，34岁拿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David M. Kreps与 Robert B. Wilson（2020年获奖）在1982年提出的序贯均衡概念，以及同年与 Paul R. Milgrom（2020年获奖）、John G. Roberts（已于2026年去世）合作的声誉博弈论文，把博弈论从静态推进到动态。四人合作的这篇《有限重复囚徒困境中的理性合作》是博弈论史上被引最高的论文之一，但2020年的颁奖献给拍卖理论，Kreps的贡献不应该被遗漏。
Richard R. Nelson与Sidney G. Winter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把企业看作在惯例、搜寻与选择中演化的实体，为熊彼特传统补上了形式化的骨架。演化经济学至今在获奖名单上是空白。2024年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 Robinson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获奖，2025年Joel Mokyr, Philippe Aghion, Peter Howitt以创新驱动的长期增长获奖。增长线连续两年拿奖，演化视角恐怕还要继续等待，遗憾的是Nelson已于2025年去世。
Albert S. Kyle1985年的模型刻画了知情交易者、噪声交易者（散户）与做市商的博弈：价格如何缓慢而系统地吸收私人信息，流动性如何度量，市场操纵的空间在哪里。此后三十年，市场微观结构以及高频量化交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是都是从这个模型扩展而来，逐渐成为一座学术大厦。
1990–2000：劳动、实证IO、金融与制度
Lawrence F. Katz与Kevin M. Murphy1992年在《经济学季刊》的文章，用供求框架解释了1963到1987年美国相对工资的变化，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BTC）由此成为理解工资不平等的标准语言。David H. Autor后来的"中国冲击"研究把同一套工具用到了贸易与地方劳动力市场；他与Katz合著的《教育与技术的竞赛》（2008）为这个框架做了总结。Katz的太太Claudia Goldin在2023年以研究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角色演变获奖。Katz若获奖，将为诺奖再添一段佳话，2019年，Abhijit Banerjee与Esther Duflo这对夫妻以对减少贫困的实验研究与Michael Kremer共同获奖。
Steven T. Berry、James A. Levinsohn与Ariel Pakes1995年提出的BLP模型（随机系数Logit、工具变量与市场份额反演结合），第一次让研究者能在有内生价格、异质消费者和多产品企业的真实市场数据里做结构估计。今天产业组织、市场营销乃至贸易文献里随处可见的离散选择结构模型，几乎都从这篇文章出发。实证IO是等待时间最长的领域之一，按任何排队的标准都该到了。
Andrei Shleifer是这六年里一个现象级的名字。1990年与Lawrence H. Summers等人提出噪声交易者（散户）风险，对统治金融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建立了第一个系统性的反例，理性套利者害怕散户错误交易，可能造成泡沫长期存在；1992年他与Robert W. Vishny发表《清算价值与债务能力：一种市场均衡方法》，为金融危机提出一个清晰的微观机制。1997年与Vishny 发表《套利的局限》，为有效市场假说建立了第二个系统性的反例，套利不是无成本的，委托代理关系会让理性资本在错误价格面前退缩。这三篇理论文章完整预告了当时全球最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1998年崩塌的全部过程。1998年他与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Vishny 的《法与金融》用跨国数据说明法律传统如何决定投资者保护与资本市场形态，催生了"法律渊源"这一整个研究纲领；同一系列论文还揭示了公司治理的跨国差异根源：大陆法系国家股权集中以防范内部人掠夺，普通法系国家股权分散因外部投资者受法律保护。2000年 Simon Johnson、La Porta、Lopez-de-Silanes与Shleifer提出的"tunneling"（隧道挖掘）概念，刻画了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的系统性机制，成为全球证券监管改革的理论基石。同年他与Vishny合著的《攫取之手》把官僚攫取做成了可分析的理论，与Acemoglu的"包容性制度"范式形成鲜明对照：Acemoglu强调制度设计如何让精英分享增长红利，Shleifer则强调政治权力内在的掠夺激励，政府很少是"援助之手"，更多是官僚最大化租金的工具。Shleifer在RePEc经济学家被引排行榜上长期位居第一，遥遥领先第二名James Heckman（2000年获奖）和第三名Daron Acemoglu（2024年获奖）。Shleifer的贡献太广反而成了结构性障碍，委员会很难为他找到一个单一的颁奖理由。
1992–2003：国际贸易
Gene M. Grossman与Elhanan Helpman从1991年的《创新与增长》开始，把内生增长模型接上了国际贸易：技术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研发出来的，贸易开放通过规模效应与创新激励推动增长。这套"新增长-新贸易"的综合框架，是此后三十年贸易政策分析的标准语言。Helpman与 Paul R. Krugman（2008年获奖）长期合著，Grossman与Krugman在学术谱系上并列，2008年Krugman独得贸易奖时，Grossman与Helpman本该同在台上。
Jonathan Eaton（已去世）与Samuel S. Kortum在九十年代末到2002年的系列工作，用随机分布刻画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把李嘉图比较优势写成了可以接数据的现代模型（《技术、地理与贸易》，2002）。Kortum 1997年关于研发、专利与技术变迁的模型，是理解"创新如何转化为增长"的基础构件。
Marc J. Melitz2003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的文章开启了"新新贸易理论"：企业是异质的，出口不是行业层面的选择而是企业层面的选择，贸易开放通过资源在企业间的再配置带来总量生产率提升。这些发现写进了每一本国际贸易教材，也重塑了贸易政策的分析方式。
1997–2010：金融周期、危机与债务
Nobuhiro Kiyotaki与John H. Moore发表于1997年的《信贷周期》是宏观金融的分水岭：小小的信贷摩擦可以通过抵押品约束被放大为整个经济的波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会通过企业资产负债表传导成全面的信贷紧缩。这篇论文为2008年金融危机提供了最锋利的理论透镜。值得一提的是，Kiyotaki和Moore的贡献体现在把信贷周期写进宏观模型，但这个微观机制在1992年就被Shleifer和Vishny在论文《清算价值与债务能力：一种市场均衡方法》中描述得一清二楚了。Moore还有一个获奖的理由，前面提到Hart在2016年以对合约理论的贡献获奖，有论文与Sanford Grossman合写，有论文与Moore合写。诺奖委员会不应该把他们遗忘。
Mark L. Gertler与 Ben S. Bernanke（2022年获奖）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合作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市场的扰动会被放大为实体经济的衰退：企业的净资产下降→借贷能力下降→投资下降→净资产进一步下降。Gertler把这个机制形式化、动态化，并接上了央行政策的分析。Bernanke 2022年获奖时，颁奖词只表彰了大萧条研究，金融加速器被留在了门外，Gertler不应该被遗忘，近年来他与Kiyotaki和Moore有很深入的合作，三人一起获奖实至名归。
John Geanokoplos从2003年起系统发展了"杠杆周期"理论：抵押品约束与杠杆率的波动，是资产价格泡沫与崩溃的核心驱动力。他的工作把一般均衡模型与金融摩擦焊接在一起，为理解次贷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Kiyotaki、Gertler、Geanokoplos三人合起来，正好是"信贷摩擦→金融加速器→杠杆周期"的完整链条。宏观金融这个方向2022年只覆盖了危机史的一半，理论的另一半还在门外。
Carmen M. Reinhart与Kenneth S. Rogoff的搭档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开始：Reinhart与 Graciela L. Kaminsky 1999年对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共生关系的分析，是"孪生危机"概念的源头。2009年的《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荒唐史》把数据库扩展到八百年，最有价值的发现是一个朴素的规律：无论"这次不一样"的说法多么动人，债务危机几乎总是以老剧本收场。Barry Eichengreen在国际金融史研究上的成就堪比Mokyr，应与Reinhart和Rogoff一起获奖，构成"危机史"的完整三人局。
2000年代：不平等、行为与实验、机器学习、拍卖
Thomas Piketty与Emmanuel Saez这条线从2003年起密集发表。Saez与Piketty利用美国国税局数据重建了1913年以来的顶层收入分布，发现二战后三十年的"压缩"是例外而非规则：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r > g），不平等会自我强化。Piketty2013年的《21世纪资本论》把这个发现推向了全球公共讨论，Saez与Gabriel Zucman后来把这套方法扩展到了财富分配与避税天堂。最优税收与不平等测量这条线，自Mirrlees（1996年获奖）之后近三十年未再单独表彰——而Piketty-Saez组合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学术圈，进入了政策制定的核心议程。
行为与实验方向，Ernst Fehr关于公平偏好的实验、Colin F. Camerer把神经科学引入决策研究、George Loewenstein对偏好形成与情绪的分析、John A. List对现场实验方法的开拓，四个人各有足够分量的理由，但受限于每年最多三人，只能分开拿奖。
在拍卖与科技经济学领域，Susan C. Athey把因果推断的严谨性与机器学习的方法论结合起来，是这个交叉领域公认的旗手。Hal R. Varian的拍卖理论与信息经济学功底扎实。R. Preston McAfee是拍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与Milgrom、Wilson共同设计了FCC的首次频谱拍卖。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大家猜测Sanford Grossman迟迟未拿诺奖的原因是他过早离开了学术界。1988 年他创办量化投资公司 QFS，此后职业重心转向资产管理，旗下最后一只对冲基金也于 2014 年关闭，学术界只留下一个荣休头衔。Athey 做过微软咨询首席经济学家和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首席经济学家，Varian 自 2002 年起担任Google 首席经济学家，McAfee 先后执掌 Yahoo、Google 和微软的首席经济学家职位。把市场设计、拍卖理论和机器学习带进产业实践，恰恰是这一代经济学家的共同履历。守住 Grossman 这个先例，就得同时挡住他们三个人。
过去颁奖的六大规律
2026年3月，Peter J. Dolton 与 Richard S.J. Tol 发表了论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过程与动态变化，1969–2025》，用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了"什么条件下会获奖"，他们总结了六大发现。
第一、领域轮换是预测力的主要来源。 委员会先选领域、再选人。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的轮换结构，某领域距上次获奖越久越可能再中；剔除轮换，解释力掉八成。
第二、获奖概率在70–71岁达到峰值。 年龄呈倒U形，等得太久概率反而下降。Gene M. Grossman 今年恰在71岁的峰值上；Dixit（82岁）、Helpman（80岁）、Krueger(92岁)等都已越过右缘。
第三、委员会偏好深度而非广度。 h指数正向、总引用量负向，偏好一组高影响论文，而非大量中等产出。
第四、显著的网络信号只有两条：学生先得奖、与诺奖得主合著过。从这个角度看，Sanford Grossman双重命中（Stiglitz、Hart各一条）；Moore与Hart，Helpman与Krugman长期合作，也都命中。
第五、1997年是分水岭。 获奖者方向与委员会成员自身研究方向的契合度变得显著，引用类指标则全部失效。
第六、引文桂冠与获奖概率负相关。每年媒体都重视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奖，但一半以上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从未获得引文桂冠奖。科睿唯安的算法捕捉引用累积，不是委员会的审议逻辑。
如果让我的偏好来做主
这篇文章最后要讲一段个人故事。我2008年从经济系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正是社交网络、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的交叉地带。那几年，金融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异常"（anomaly）——动量、泡沫、崩溃——学术界的主流解释是行为金融：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会过度自信、会追涨杀跌、会把昨天的收益外推到永远。
这个方向的开创者当然值得尊敬，但传统模型里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假设让我不安：它们假设每个投资者都是孤岛，把自己掌握的信息用到极致，却从不与邻居交换一句话。
我的博士论文想做的，就是把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结构嵌进 Kyle（1985）的交易模型——知情者不是独自面对市场，而是在一张关系网里交换信号、跟风、过滤噪音。结果很干净：很多被归因于"非理性"的市场异象——比如动量、反转、波动聚集——在社交网络的信息扩散机制里自然浮现，不需要假设人是非理性的。信息在人群中有梯度地渗透，价格对信息的吸收有快有慢，"异常"只是网络结构的副产物。
同时，我对行为金融的一些"定论"也做了反向的测试。大家都说是"过度自信"驱动了交易量和波动率，但我的研究发现，人在某些情境下同样会过度不自信，尤其是面对复杂信号和社交压力时。这种双向偏离，对理解金融危机中的羊群效应和随后的恐慌性抛售，可能比单向的"过度自信"更有解释力。
所以如果我的偏好来做主，我的选票会很私人，也很诚实。
第一票给 Andrei Shleifer。没有比他对我影响更深的经济学家。行为金融、套利的局限、法与金融、公司治理、新政治经济学，他的每一项工作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制度和人性的裂缝里，市场如何变形。他的模型总是干净到让人嫉妒，三两个假设就能推出一片新天地；他对重大问题的嗅觉在同时代人中独一无二。如果委员会今年愿意打破"贡献太广"的结构性偏见，Shleifer早就应该拿奖了。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两周前，设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由瑞典央行资助的瑞典金融研究中心（Swedish House of Finance）在其播客《Central Questions》上线了与 Andrei Shleifer 的对谈，主持者是瑞典央行前行长 Stefan Ingves，主题是信贷泡沫与金融危机。这也是Shleifer贡献最大的领域之一。要知道，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票和第三票给 Albert Kyle 和 Sanford Grossman。一个是我的交易模型的起点（我的社交网络就是建立在他的交易框架上），一个是金融交易经济学大厦的承重梁。如果把奖给这三个人——Shleifer、Kyle、Grossman——等于同时表彰了信息如何扭曲价格（Grossman-Stiglitz）、价格如何在交易中形成（Kyle）、以及套利为何无法修复一切（Shleifer-Vishny）。这是一个完整的叙事，而不是三个孤立的名字。
至于行为金融方向，我会把 Colin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 和 Ernst Fehr 放在候补席的第一排。
当然，我不是主席（不过过去十年我也预测对了七次）。这篇文章能做的，只是把候选人的关键论文按时间顺序排好，把每个人的贡献说清楚，然后等待10月12日的结果，看奖颁给谁，看谁的等待又延长一年。如果这份名单上的经济学家今年都没有等到电话，问题不在他们身上，只能说委员会的偏好过于特殊和强烈了。
（作者是智汇集团创始人，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国际家族投资协会首席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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