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那会儿，年近九旬的季羡林老先生终于坐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
年龄摆在那儿，老两口眼睛花，腿脚不利索，出门前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太劳累。
刚一落地桃园机场，当地就安排得周到，豪车、酒店、接风宴一应俱全。
可老爷子根本不会这么想，摆摆手就说是虚的往后放，眼下要赶紧弄些鲜花来。
车子没往繁华市区开，拐了个弯直奔南港。
说起季羡林和胡适的交情，话长也短。
四十年代末，季老刚从德国学成归来，带着一身冷门的梵文、巴利文硬学问进人了北大。
当时胡适是校长，读完他的论文就托人带话想见一面。
两人在校长室见了面，胡适身穿布长衫，手指着文字谈着。
季老后来回忆说，那天外面的蝉鸣声很大，胡适的声音很小，他只能侧着耳朵听。
谁料到世事无常，后来胡适去了台湾，季老留守北京，隔了几十个春秋，山高水长。
季老一生中一直保留着胡适寄来的几封泛黄的信件。
有张便条上，胡用毛笔字夸了夸他的文章，末了还随口捎了一句“有空来坐坐”。
就是这句家常话，季老记了一辈子，直到胡适在台湾闭眼离世，他也没有能够成行去“坐坐”。
到南港墓园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松柏环绕的墓地静悄悄的。
八十八岁的老人拒绝了别人搀扶，手里拿着手杖，硬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踩着石阶往上走。
走到墓碑前，他累得额头直冒汗，粗喘着气。
他盯着墓碑上反光的字看了一会儿，眯缝着双眼足足看了半分钟，弯腰拿起带有水珠的白花放在石台上，退后一步，左躬了躬身。
山风呼啸穿过松树林，没有人听见他在这儿的墓碑前低声说道了些什么。
也许是在想红楼里的学术争论，又或者是因为怀念老校长当年待人和气。
直到夕阳完全消失的时候，他才拄着拐杖，在路上走着走着。
不久之后，老爷子就写下了流传很广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字里行间没用半点华丽辞藻，全是平淡的陈年旧事。
他记住了胡适早晨到办公室给校工点头问好的细碎体贴，也记住了对方对无名小卒的耐心。
旁人不明白他为什么千里迢迢来一趟，坐在藤椅上淡淡地说，“人老了，有些心愿不能再实现了，就真来不及了。”
那时海峡两岸的冰冻已经开始融化，探亲访友也渐渐畅通起来，这趟迟到了三十七年的拜访才算成行。
对于季老来说，这不但是出访，更是去还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精神旧账。
晚年季老视力已经到了极点，但写那篇纪念文章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写得刚劲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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